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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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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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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2020年05月04日 18:22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張春橋藉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儘力去接近毛澤東,企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毛澤東的話,使張春橋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寫寫。當然,比起姚文元來,要差得遠。”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回到釣魚台,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當然無法啟唇問毛澤東。他,求助於江青。

江青如今與張春橋已是有著多年的「戰鬥友誼」,無話不談。她告訴張春橋重要的動向:“前幾天,康老跟主席談話。康老說,他過去一直是搞工人運動的,所以很關心‘文革’中湧現的各地的‘工人領袖’。他對主席說,上海的工人運動搞得很不錯,王洪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才……”

張春橋一聽,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後耍弄著伎倆,想方設法限制他的權力的進一步膨脹。

果然,幾天之後,毛澤東更詳細地向張春橋詢問王洪文的情況。但是,毛澤東沒有說明意圖。

毛澤東終於明確地提出,讓王洪文到北京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來到了北京。就連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麼。

毛澤東的召見,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書房裏,毛澤東緊緊地握著這個三十七歲的年輕人的手。七十九歲的毛澤東,自從「親密戰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打擊,老態明顯地增加了。

召見之際,張春橋在側,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

毛澤東對王洪文問長問短,顯得很熱情,問他念過幾年書,當過幾年兵,稱讚王洪文集「工農兵於一身」——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工。

毛澤東猶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要王洪文談觀點,說見解。

「你在北京多看點馬列的書,多聽聽各種會議的意見……」臨別時,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了這番話。

毛澤東沒有說明調王洪文來京的原因,張春橋又不便點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來,悶得發慌。

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王洪文翻了幾頁就索然無味。

沒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覺得寂寞極了。

他望著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上海解悶。

馬天水的筆記本上,有一段當時王洪文的電話記錄:

「到北京以後,太寂寞了!有時,一整天開會,又累得很!這幾天,一連出席七機部的會、河南的會、湖南的會。下午三時出去,夜裏三時回來。我看不進書。調到上面來,真不習慣,巴不得早一點回上海……」

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春橋向毛澤東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服了第三次安眠藥後,進入卧室準備睡覺。護士小趙(趙柳恩)按照醫囑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藥放在床頭柜上,以備江青萬一睡不著時順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做完這些,小趙回護士值班室準備休息時,已是5日凌晨4點鐘了。

安眠藥引發風波

一個小時後,江青突然打鈴叫小趙,問:「今天晚上你為什麼不給我放備份葯?我只睡了一小時就再也睡不著了,想吃備份葯,結果沒有找到,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小趙說:「那備份葯我給你擺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後,忘記了。」江青火冒三丈:「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還誣賴你一個小護士嗎?別解釋了,快點把那份葯給我拿來,否則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覺你要負責。」

小趙只能按照醫生的囑咐按時按量伺候江青服藥,不可以擅自給她增加藥量。她委婉地說:「我去問問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藥量?」江青吼道:「你一個小小的護士是聽我的還是聽大夫的?這根本就不是增加藥量的問題,而是少我一份備份葯,是叫你給我補上。」小趙非常為難,趕緊去請示大夫,又適當增加一點藥量,服侍江青服下。然而,江青長期服用大劑量安眠藥,有了很強的抗藥力,那天晚上她連服5次安眠藥,不但沒入睡,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她想來想去,懷疑是小趙受了小周(護士周淑英,因結婚引起江青不快,一度被關押、審查)的指使給她吃了毒藥。

江青實在躺不住了,起床後橫眉豎眼地問小趙:「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調來的?」小趙說:「是從三○五醫院調來的。」江青又問:「在三○五醫院以前你在哪裏?」小趙說:「在廣州軍區。」江青就捕風捉影地說小趙是黃永勝的人(黃任過廣州軍區司令員),吼道:「是黃永勝把你派到我這裏來的吧?」

叫來8位政治局委員

江青折騰小趙到晚上9點鐘,命令我打電話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馬上到17號樓開會。包括周總理和葉劍英在內,一共來了8位政治局委員。江青質問我:「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麼調來的?你說!」我答道:「工作人員的調動是上級組織的事,小周是怎麼調來的我不清楚。」江青又把矛頭指向小趙:「你給我吃這樣大劑量的安眠藥,是不是小周指使你乾的?」小趙說:「確實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葯是醫生根據你的身體情況和你商量定的。」

江青發難了一遍,沒有問出她需要的東西。周總理很氣憤地對江青說:「你不能對工作人員態度好一點嗎?你用這樣的態度問話怎麼讓人家講話?我都緊張了,他們都是孩子能不緊張?聽說你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難過。」葉劍英把江青經常服用的安眠藥單子拿過去看了看說:「你今後不吃不行嗎?」江青說:「不吃睡不著覺。」葉劍英又問:「那少吃點行不行?」江青說:“少吃也不行。”葉劍英走到一旁,往沙發上一靠,呼呼睡覺去了。張春橋、姚文元見周總理批評了江青,又見葉劍英將了江青的軍,也不敢給江青幫腔了。江青感到很尷尬,說:“你們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現在該吃藥了。”她對小趙說:“快給我葯吃。”江青吃完葯,悻悻地離開17號樓大廳到禮堂看電影去了。

第二天,汪東興根據周總理和葉劍英的意見,及時將此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氣憤,說:「江青私設公堂,要拿她問罪。」

讓秘書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上午11時左右,江青還沒起床,就打鈴叫我。我讓小趙跟我一起進去。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見我進去後坐了起來。她做著手勢,連聲說:「你過來,你過來,離我近點。」我走過去,她一下子用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我昨天晚上驚嚇了你們啦,驚嚇了你們啦!”我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態度和昨天判若兩人,是怎麼回事?接著,江青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可是我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了,我說你寫。”我明白了,她是假裝給我們道歉,實際上是為了叫我代筆給毛主席寫信。

話,請他們由專人於當天把信傳到中央領導同志手中。

江青寫這封信的目的很明確,是想請毛主席表態,把工作人員打成「現行反革命」,向中央領導同志證明她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信轉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顯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看過信以後都沒有畫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興,但她還是把它當作寶貝一樣,鎖進她自己的保險柜里。

汪東興:是對準我來的

後來有一天,汪東興和我一起回憶起此事,他說:「那天江青打電話通知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張春橋、姚文元和我,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釣魚台17號樓……江青說:‘楊銀祿、周金銘(警衛員)、趙柳恩有問題,我一是要對他們進行審訊,二是叫公安部把他們抓走。’總理說:‘你認為工作人員有什麼問題,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審訊,而應該叫談話。’江青不同意叫談話,應該審訊……我認為那是私設公堂,侵犯人權。她表面上是對工作人員的,實際上是對準我來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嘛。當時,葉劍英同志……頭往沙發上一靠睡覺了,還打出了鼾聲。我小聲問葉帥,這樣緊張的氣氛,你怎睡著了?葉帥小聲說:‘我沒有睡著,我是裝睡著了。她這樣鬧,我們不該來。’我說,我們事先不知道她叫我們來有什麼事,總理也不知道。葉帥說:‘真糟糕!這不是為江青助威嘛。’葉帥說得對,是為江青胡鬧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堅持了原則,才使江青的陰謀沒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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