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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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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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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毛澤東旁敲側擊:是不是看中了王洪文?

2020年05月04日 18:22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張春橋藉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儘力去接近毛澤東,企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毛澤東的話,使張春橋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寫寫。當然,比起姚文元來,要差得遠。”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回到釣魚台,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當然無法啟唇問毛澤東。他,求助於江青。

江青如今與張春橋已是有著多年的「戰鬥友誼」,無話不談。她告訴張春橋重要的動向:“前幾天,康老跟主席談話。康老說,他過去一直是搞工人運動的,所以很關心‘文革’中湧現的各地的‘工人領袖’。他對主席說,上海的工人運動搞得很不錯,王洪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才……”

張春橋一聽,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後耍弄著伎倆,想方設法限制他的權力的進一步膨脹。

果然,幾天之後,毛澤東更詳細地向張春橋詢問王洪文的情況。但是,毛澤東沒有說明意圖。

毛澤東終於明確地提出,讓王洪文到北京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來到了北京。就連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麼。

毛澤東的召見,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書房裏,毛澤東緊緊地握著這個三十七歲的年輕人的手。七十九歲的毛澤東,自從「親密戰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打擊,老態明顯地增加了。

召見之際,張春橋在側,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

毛澤東對王洪文問長問短,顯得很熱情,問他念過幾年書,當過幾年兵,稱讚王洪文集「工農兵於一身」——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工。

毛澤東猶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要王洪文談觀點,說見解。

「你在北京多看點馬列的書,多聽聽各種會議的意見……」臨別時,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了這番話。

毛澤東沒有說明調王洪文來京的原因,張春橋又不便點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來,悶得發慌。

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王洪文翻了幾頁就索然無味。

沒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覺得寂寞極了。

他望著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上海解悶。

馬天水的筆記本上,有一段當時王洪文的電話記錄:

「到北京以後,太寂寞了!有時,一整天開會,又累得很!這幾天,一連出席七機部的會、河南的會、湖南的會。下午三時出去,夜裏三時回來。我看不進書。調到上面來,真不習慣,巴不得早一點回上海……」

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春橋向毛澤東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審查「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系節選,原文標題為「隔離審查‘四人幫’主要成員內情」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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