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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獄中的誘惑與空難之謎(圖)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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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獄中的誘惑與空難之謎(圖)

2020年05月05日 16:50

葉挺全家照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葉挺將軍的這首《囚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殊不知,他的原詩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這正是他對當時處境的形象寫照。皖南事變後,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遭到國民黨長期的無理拘押。一首《囚歌》,濃縮著他對牢獄生涯的體驗和對生命、自由及尊嚴的悲壯思考,每一句詩都有著沉甸甸的份量。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葉挺的長子葉正大中將,也已是一位80歲的老人。

見到葉老時,他正坐在筆記本電腦前,擺弄著各種高科技電子產品。80G的iPod播放器,電腦手寫板……用得得心應手。播放器里存著上百首歌曲和最新的電影大片,葉挺夫婦的照片和資料也保存在此。桌上有幾份電腦報,這是葉老最常看的報紙,已經連續訂閱了十幾年。只要報上介紹什麼新鮮玩意兒,他都要搶先試一把。

葉正大是我國第一批航空專家,1955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飛機製造系,是我國飛機設計工作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葉老承認,他和父親一文一武,性格差異很大:「父親是典型的軍人脾氣,充滿剛性,打起仗來英勇善戰。而我搞了一輩子研究工作,默默耕耘。」

回顧家族的歷史,葉老流露出無盡的感慨:「你們生在和平時期,長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時代,是多麼幸福。雖然現在也會面臨很多誘惑和選擇,但你們無法體會,如果生與死、富與貧、安居樂業與顛沛流離的種種考驗同時擺在面前時,你該如何抉擇?」

葉老的話,暗含著父親葉挺一生的艱難旅程。

賣油條燒餅的北伐名將

1896年葉挺出生在廣東惠陽,從小家境貧寒,他的父親甚至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給當地的種植園主打工。葉挺曾眼睜睜看著兩個小妹妹被賣給別人做童養媳。他就痛下決心,要改變命運。

葉挺15歲讀中學時,辛亥革命爆發,他因帶頭剪辮子而入獄,幸好沒多久就被放了出來。之後,他考入蔣介石曾就讀的全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軍校。受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影響,他開始嚮往革命。

1922年,葉挺任孫中山警衛團二營營長。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與一位「白衫綠裙的女子」相戀。她就是葉正大的母親李秀文,一位澳門的大家閨秀。李秀文的父親曾在清朝作官,為人直爽。看到女兒相中這麼個窮小子,他放言,要娶他的女兒有個條件:必須當上團長;女兒出嫁時,他會把自己的家產全部賣掉,當作女兒的嫁妝。

3年後,29歲的葉挺果然當上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他如願以償地與18歲的李秀文結了婚。葉正大告訴記者:「姥爺是個很講義氣的人,他給了母親一大筆嫁妝。後來父親出任新四軍軍長時,母親變賣了一批首飾,為他買了3600支槍,送給新四軍。」

1926年北伐戰爭中,葉挺率領獨立團在湖北的兩次戰役中擊潰軍閥吳佩孚主力,獲得了「北伐名將」的聲譽,他的部隊也被稱為“鐵軍”。然而1927年11月,葉挺作為總指揮發動的廣州起義,卻以失敗告終。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領導人聽信王明的讒言,對葉挺產生了偏見。葉挺是個有血氣的軍人,此事如放在其他將領身上或許能一忍了之,而葉挺卻一氣之下出走西歐,與黨失去了聯繫。

葉挺先後在德國和法國度過了5年時間。葉正大告訴記者,誰也無法料想,當時的葉挺賣過水果蔬菜,還在柏林開過小吃店,賣油條、燒餅。顧客多是住在附近的華工,誰也不知道這個炸油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將。

1930年春,周恩來到柏林,與葉挺促膝長談。1931年,國內形勢的發展讓葉挺再也呆不住了。當時,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三省,而蔣介石對日本一味退讓,卻不斷調兵“圍剿”紅軍。“父親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氣憤。他每天翻閱大量報刊,密切注意國內局勢。但遠居海外,消息閉塞。所以,他索性離開德國,回到澳門,結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對於葉正大和他的弟妹們來說,澳門的那段生活經歷,是他們全家最寶貴的幸福記憶。「只有在澳門我們全家聚得最齊。母親當時已經生了7個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親那時就是一個攝影發燒友了。他從香港買來暗房器材,自己在家裏沖洗膠捲。那時我們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現在看來,還照得很有藝術性。」葉正大笑言,作為父親的模特,他可沒少在父親的作品中露面。

在那段時間裡,蔣介石不斷派人拉攏利誘葉挺,但均遭拒絕。葉正大還隱約記得,一次父親勃然大怒,批評他的侄子葉欽在國民黨里混飯吃的做法,認為就是回家種地,也比去國民黨那裏乾淨。「父親的共產主義信仰非常堅定,即便在德國,他也只是賭氣,心裏仍舊放不下共產黨,時刻牽掛著。」

大獄中的誘惑

在葉正大的電腦相冊中,有很多色彩艷麗的家庭照片。「我最喜歡這張,這是我父母抱著小妹揚眉的合影,後面是盛開的桃花林。照片旁還有配文‘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然而,細細看來,每一張照片其實都是葉正大經過電腦合成的。他把家人的黑白照安放在不同的山水背景下,配上詩句,逐一欣賞。看著這些搭配並不協調的照片,不免讓人心酸。自從離開澳門,隨著葉挺南征北戰,葉家人從此天各一方,再未有過團聚之時。

1937年抗戰爆發後,葉挺毫不猶豫地趕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新四軍軍長,率部隊奮戰在抗日最前線。1941年1月8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傷亡慘重。1月14日,葉挺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無理扣押。

葉挺被扣後,國民黨官員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紛紛出動,誘勸葉挺改變立場,企圖借葉挺之口,將皖南事變的責任推卸給共產黨。葉正大告訴記者,在他父親被關押的5年中,經歷過形形色色不為人知的誘惑。

第一個勸降說客便是直接製造皖南事變的劊子手顧祝同。他是葉挺在保定軍校的同學,他對葉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頌之以恭敬」,三管齊下,勸說葉挺。“然而,父親卻在宴席上一把掀翻了桌子。接著,他們又派來了‘皖南事變’中叛變的原新四軍軍部參謀處長,我爸爸是軍人脾氣,他進去還沒有說兩句話,我爸就扇了他倆耳光,真揍。他要跑,我爸一個果盤扔了過去,水壺都摔到了地上。”

1941年7月,蔣介石下令,將葉挺從上饒押往桂林,關在七星岩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與世隔絕。1942年,又將葉挺改押回重慶。「這時我爸的老同學兼老部下,時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向蔣介石擔保,可以感化父親。他讓父親住進小洋樓,派廚師給他做好吃的,每天的伙食標準是四塊大洋,囚犯里的最高待遇,當時那是很多錢。他甚至還問我父親要不要女人,要的話,立刻就可以去叫。」

由於再次遭到葉挺拒絕,蔣介石惱羞成怒,取消了葉挺的一切優待,將他關進重慶白公館。這時,蔣介石終於按捺不住,決定親自出馬,做最後一次勸降,就是下最後通牒。「我父親最後和他談判的結果是,你開軍事法庭審判我,槍斃我吧!聽到這個結果,蔣介石掀了桌子,說算了算了,不談了。」

接二連三的勸說和顛沛流離的生活,並沒有削弱葉挺的意志,1942年11月21日,在好友郭沫若生日之際,葉挺揮筆寫下了著名的詩篇《囚歌》,向世人宣告他的堅定決心。

每每談起葉挺創作的《囚歌》,葉正大都情緒激動,難掩熱淚:「父親共寫了18頁紙,總結了自己的一生。其中說‘不辭艱難哪辭死,生死原來相遊戲,只問此心無愧作,赤條條來光棍逝。’」

葉正大記得,向來文靜的母親得知父親被捕後,痛哭失聲,三天不能起床吃飯。周恩來得知葉挺被關押到重慶後,立刻向蔣介石提出讓葉挺家人前去探視的要求。迫於政治壓力,蔣介石不得不答應。

在葉正大一張從未公開的照片中,記者驚訝地發現葉挺除《囚歌》外,還書寫了另一篇文章《囚語》,其中寄託了對相濡以沫的愛妻的思念,讓人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北伐名將:

「今日我特別覺得須(鬍鬚)的可愛。我在自由的時候,吾妻很討厭它,我每過幾天必刮須一次,吾妻笑問:今日為何又刮須?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會意了。漫漫長日,在囚室中特別愛撫須深思:覺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須,也感到一點快感。今日因須長,才發現下唇的須皆逆生,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徵兆吧。我已發願,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髮剃鬚,這是我的自由。」

父親空難之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0月10日,國共雙方簽定《雙十協定》,經中國共產黨多次爭取,蔣介石被迫同意釋放葉挺。

然而,出獄後的葉挺,第一件事並不是通知家人,而是在出獄10小時後,寫下了入黨申請書。這是他繼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後的第二份入黨申請書。電文發出後的第二天,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的批准電文就發給了葉挺。

1946年4月8日,也就是葉挺出獄後第36天,他攜夫人、女兒揚眉、幼子阿九,由重慶去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遇難時,葉挺50歲,李秀文39歲,女兒揚眉11歲,阿九才3歲。

當時的葉正大還在澳門,「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四個人一下子全沒了,給我的刺激太大。作為家中的長子,我要怎樣繼承父親的遺志?」葉正大說,這也正是他今後走上航天道路的重要原因。“當時延安幾乎沒有工廠,更談不上製造飛機了,最高級的工廠就是火柴廠,往返於重慶與延安之間的飛機都是美國空軍飛機。而我4個至親都因此而喪命,所以我義無反顧要學習飛機製造。”

1948年,葉正大作為新中國首批留蘇學生,踏上了赴莫斯科的征途。與他同去的還有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鄒家華等20餘名烈士的遺孤。1955年,葉正大以優異成績從莫斯科航空學院學成歸國,開始組建中國自己的飛機設計隊伍。之後,由葉正大牽頭,黃志千、徐舜壽等人組成了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室。葉正大曾參加了我國第一架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的高空高速殲擊機的設計工作,其後一直負責領導中國的航空事業。作為一名具有精深專業知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他與父親葉挺將軍一樣,兢兢業業。

回國後,當葉正大去探望周恩來夫婦時,才得知了一個驚人的內幕。「關於我爸爸飛機失事的真正原因,過去是說濃霧撞山,後來總理告訴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機上的乘客全是我黨的重要負責同志。還有我父親,國民黨關了他5年,他出獄第二天就給黨中央寫報告要入黨,這都觸怒了蔣介石。蔣介石是什麼人?這個人排除政敵無所不用其極。」

葉正大根據專業知識判斷,「當年如果利用特務在飛機儀錶上做點手腳很容易。當時延安只下了點小雨,飛機已到達延安上空,地面的人都聽到聲音了,為什麼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又是什麼!」

雖然已事過境遷,但葉正大每每拿出全家福照片,還是會咬牙切齒地恨:「我的父親、母親和五妹、九弟都死於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的美國飛機上。當時在飛機上做手腳的特務三四十歲的話,現在也應該是八九十歲了。但我今天還得再說一句:“我痛恨你們,國民黨狗特務!」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斯大林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釣魚台往事追蹤報告》,董保存 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對這些矛盾,我們沒有必要掩飾。對於他們性格上的一些特點,我們更不必要求全責備。而在赫魯曉夫的眼裏,這些東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魯曉夫如是說:

斯大林對毛澤東始終是很不滿的。他給毛澤東加了一個頭銜,根據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毛澤東的革命軍隊打了勝仗逼近上海的時候,他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不要拿下這個城市。斯大林問毛澤東:「為什麼不打下上海?」

毛澤東回答說:「那裏有600萬人口,要是佔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哪裏去弄這麼多糧食?」

「好,我問你,這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的話嗎?」

……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不久,他和斯大林的關係就在貿易、工業合作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變得緊張起來了。斯大林曾同中國簽訂了一個在新疆聯合開礦的協定。斯大林這樣做是錯誤的。我甚至可以說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個恥辱。好多世紀以來,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剝削過中國,現在蘇聯也步其後塵了。斯大林的這個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沒有先例:他在波蘭、德國、保加利亞、捷克和羅馬尼亞就建立過類似的「聯合」公司。後來,我們把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們3位召集起來,問誰知道中國在什麼地方有金礦和鑽石礦。當然,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後來我們常常拿這件事悄悄地開玩笑。貝利亞說:「你們知道誰知道嗎?科茲洛夫斯基!因為他經常唱這首歌‘你無法數清這些寶石……’(歌劇《珍珠漁人》中的唱詞)。」貝利亞喜歡煽動斯大林,說中國的寶藏多得很,只是毛澤東瞞著我們不講,他說如果我們給他一筆貸款,他就得給我們一些東西作為償還。

又有一天,我們在斯大林的房間裏圍坐著,就解決我們橡膠工業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資本家購買生膠的問題。我建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讓我們在中國建立一個橡膠園,交換辦法是由我們向他們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我們把這個想法打電報告訴了毛澤東。中國人回電說,如果我們肯給他們貸款,他們就讓我們在海南島建立橡膠園。我們草擬了一個協議,但後來發現,他們給我們在海南島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像樣的橡膠園,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來,斯大林又突然喜歡起菠蘿罐頭來了。他立刻指示馬林科夫這位始終跟在身邊的秘書說:「給中國人發個電報,說我希望他們拿出一塊地方來讓我們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

我在一旁斗膽地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志,共產黨剛在中國取得政權,那裏已經有好多外國工廠了。如果現在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夥伴國家,也要到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工廠,那肯定會傷害毛澤東的。」

斯大林很不高興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聲了。電報照樣拍了出去。一兩天後,我們收到中國人的回電。毛澤東說:「我們接受你們的提議。假如你們對菠蘿罐頭有興趣,可以給我們一筆貸款,由我們自己來建一個罐頭廠。我們用這個廠生產的罐頭來償還你們的貸款。」我默不作聲,斯大林則在那裏咒罵和發火。恰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斯大林傷害了毛澤東。

我在擔任領導期間則從未簽發過(政府也沒有簽發過)這類電報給毛澤東,從未向他提出過剝削中國的建議。在中國人事實上起來整我們之前,我們一直十分注意絕不傷害中國人。當然,當他們真的開始整我們的時候,我也決不做耶穌基督,不需要給人打過左臉以後再把右臉轉過去讓他打。

後來,竟有人惡意造謠說,我要對蘇中爭吵負責!使我特別感到驚異、惱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佈這類無稽之談,他說是我把毛澤東刺激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好吧,假如,尤金在這裏當面對我講這番話的話,我一定會拿出文件來向他證明,第一個使我們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人實際上就是他自己!開始爭吵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駐華大使。假如尤金強使我參與這場不愉快的相互指責,我可以完全有根據地指出,尤金在哪個國家當大使,我們就肯定會跟哪個國家鬧翻。尤金在南斯拉夫當大使,我們跟鐵托翻了臉;把尤金派到中國,我們又同毛澤東翻了臉。這並不是巧合。

……

儘管人們可以對當時的中蘇關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毛澤東的這次訪蘇還應該說是比較成功的。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許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都應該這樣作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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