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臨終彌留之際為何召見釣魚台警衛？

　摘要：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了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本文摘自《紅色警衛》，鄔吉成（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1976年是不幸和災難的一年，也是轉變著中國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深深印在我腦海里的事可以說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的副主任東方，民航總局的副局長張瑞靄，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長江明，還有北京衛戍區的副司令員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機場，正在開會研究那裏的現場警衛事宜。

會議剛開不久，我就接到中辦警衛處警衛值班室的電話，說周總理逝世了，要我們立即回城。聽到這個消息，當時我的心頭像被重器捶擊，沉痛萬分，沒想到他老人家就這麼突然離去。

在那一時刻，聽聞如此噩耗，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心情，都「沉痛萬分」。但我則更痛一分，這不光是在於31年前，我從一個戰鬥員轉而為一個警衛員的時候，第一次站崗，就守衛在周總理的院子門口；更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一重永遠不能彌平的遺憾？

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安全部部長羅青長，曾經寫文章，記敘了周總理臨終前的召見。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總理在和他交談中間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讓病中的周總理再增勞累，悄悄地離開了病房。所以人們多把羅青長，稱作周總理最後召見的一個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此後周總理還提出要見一個人，那就是我，當然這是讓我也意想不到的，時間在他辭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當時周總理已經處在彌留之際，昏迷狀態大大多於醒來時分。而就在這天中午，他醒了過來時，用含混而微弱的聲音說：「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麼，身邊看護的人都聽不清。

人們順著「Wu」的發音推測，以為周總理是要見一位姓“吳”的，而且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中，確實就有姓“吳”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後，擔任周總理值班室主任的吳慶彤。

畢竟，在中國，姓鄔的也太少了，再說誰會想到周總理在生命垂危之際，要見一個既不曾在他身邊工作過，又和周總理主管的業務距離較遠的、僅僅是從事保衛工作的幹部呢？

周總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們的假想後，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裏又多迸出了幾個字：「釣魚台的Wu。」人們才明白他要見的不是“吳某某”，而是負責釣魚台警衛工作的我。

但人們還不敢確定，就又詢問了一聲：「您要見的是不是釣魚台鄔吉成？」周總理點了一下頭。於是周總理的衛士長張樹迎，馬上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馬上到305醫院來，總理要見你。”

我立即叫上司機小王，乘車趕到了305醫院。進了醫院的樓里，我徑直進了周恩來病房斜對面他的護士和隨身警衛的值班室，我記得當時的時間是在兩點左右。「趕緊去見總理吧。」我急於聆聽周總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訴我：「總理又昏迷了，請你在值班室里等候。」我一面等著，一面猜想著周總理召我前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囑託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約是黃昏的時候，有人來通知我說：“總理醒過來了。要先服點葯，醫生做一些簡單的處置，你就可以進去了。”可我等到的不是進入的消息，而是“總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長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為在這個值班室里，老有護士走動，我怕影響人家工作，就去了樓門口處的警衛值班室。我記得當時在那裏值班的，有劉蘭蓀和康海群。

由於惦記著周總理的召喚，我怕因自己睡著了而錯過，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會兒，就到走廊里轉一轉。到了約莫次日凌晨五六點鐘，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鄧穎超大姐，還有作為醫療組組長的衛生部長、謝富治夫人劉湘萍。

鄧大姐見我還在苦等，就對我說：「總理還沒醒過來，你已經等了太長的時間了，就別在這裏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總理再蘇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通知你來。」

「好的」，我剛答應完，就又向鄧大姐提出一個突然冒出的請求：“請讓我在門外看一眼總理吧。”鄧大姐立即點頭答應了，我走到周總理的搶救室門邊，當時的門是半敞開的，我可以看見病榻上處於昏迷狀態的周總理，他的面龐已經非常的消瘦，這難道就是我熟悉的那個精力過人，睿智超群的周總理嗎？我的內心思緒萬端，但還是盡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個軍禮，就悄悄地離開了。

從那以後，根據醫生的回憶，周總理的「心臟在微弱地跳動，呼吸淺而短促，真是脈如遊絲」，他再沒有氣力，發出要見什麼什麼人的聲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後與世長辭。

每當回顧說起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長長的嘆息：周總理為什麼會在彌留之際提出要見我？他見我究竟要囑咐些什麼？只能是個永久的、無解的謎了。我是多麼希望能完成周總理的最後囑託啊！只要周總理那個黃昏的最後一次蘇醒時間再延長一點，歷史的機緣就是那麼無法由人來把握，讓我眼睜睜地看著它稍縱即逝。

此事一晃過去20多年了，可我有時還會苦苦窮究：周總理要對我做怎樣的囑咐呢？我負責著釣魚台的警衛，而當時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都住在那裏面，那是他們的活動中心。而周總理在最後一次住院前，一直與他們進行著暗中的較量。我總覺得周總理要交代的事，應與被毛主席稱為「上海幫」的江、張、王、姚有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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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大將在「文革」中受到錯誤批判，被迫跳樓自殺，左腿致殘。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定。8月12日，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秘書長。

作為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助手，羅瑞卿每天工作達十幾個小時，常常是五六個小時不挪一個地方。然而，尚未恢復的身體是難以適應如此超負荷工作的。沒過多久，在鄧小平同志的親自關懷和幫助下，羅瑞卿便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

除心臟方面的毛病外，羅瑞卿主要是腿傷。有時沒走幾步便疼得滿頭大汗。專家會診後一致認為，醫治羅瑞卿殘腿的最好辦法是進行人工關節的置換。

手術需要的是時間，而身為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住院沒幾天便吵著要出院。醫護人員有些著急地勸他說：「首長，您的身體狀況還不好，按醫院的要求仍需住院恢復，現在怎麼能出院呢?」可羅瑞卿沒能聽進醫護人員的勸告。這個時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體，而是手頭的一大堆工作。

羅瑞卿為毛澤東演示槍械

出院沒幾天的羅瑞卿就拄著雙拐，到天津附近的一個部隊檢查軍事訓練，到北京郊區的通縣察看人防工事。坐著輪椅下不了坑道，部隊要組織人抬，羅瑞卿不讓，硬是自己拄著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著下去。就是到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也要拄著拐杖……腿殘給羅瑞卿帶來了極大不便，可他時刻幻想總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樣走路。他對解放軍報社的同志說，我不相信這麼發達的現代醫學就治不好我的腿。

在羅瑞卿上任軍委秘書長之初，有同志出於好意，請來兩位西德的骨科專家看過羅瑞卿的腿，這兩位專家答應為羅瑞卿安裝一條質量好的假腿，既輕又方便。羅瑞卿很感興趣，向他們詳細地問。兩位西德專家口若懸河的一番勸說，讓遭殘腿折磨的羅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對羅瑞卿出國治療的問題，西德方面顯得很友好主動，組織上也很重視。由出訪西德的衛生部副部長錢信忠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駐西德大使張彤等有關同志幫助調查情況，搜集資料，還向中央寫了專題報告。同時還寄去了羅瑞卿的病情資料和傷殘部位的X光片，請西德大使館的同志專門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覆說有99％的把握。

羅瑞卿文革時跳樓自殺，左腿致殘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到西德去動手術，由醫學專家餘霞君陪同前往。

令人無法接受的結局

1978年7月18日，飛機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機場。

在西德首都波恩，羅瑞卿以吳生傑的名字住進了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經過醫院內外科檢查，決定於8月2日手術。

8月1日，羅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帶了一束鮮花，和張彤大使一起到醫院看望羅瑞卿。他們倆還在一起合了影。最後，羅瑞卿對郝治平說：「你別擔心，早點回旅館吧，明天我還要手術。」郝治平動身離去，羅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擺擺手，說了一句“一切都會好起來”，望著她出了門。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館。誰知，這竟是永訣。

原定8月2日上午7點羅瑞卿進手術室，可郝治平趕到醫院時，羅瑞卿已經被提前送進去做術前準備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裏等待。中午12時左右，傳來消息說手術成功了。

郝治平聽後掩面哭了起來。她急著要去看羅瑞卿，被西德的醫護人員擋住，說怕術後感染。一直到晚上12點，羅瑞卿的情況仍然平穩，但醫護人員還是未讓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們的勸說下，郝治平才不情願地回到了旅館。剛剛洗漱完畢，熄燈躺下，電話就刺耳地響了起來，緊接著就有人重重地敲門，郝治平本能地覺得大事不好。等她心驚肉跳地趕到醫院時，羅瑞卿已離開了人世。

羅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奪去生命的。此時，波恩的時間是8月3日凌晨2點40分。

事後，秘書們都後悔地說，真的不該去西德。金耀銘秘書舉了個例子：在國內，我們先後動用40個各科專家，在肖勁光大將突發心臟病時，進行全力搶救，保住了生命。

在西德那裏，由於語言不通，有什麼情況不能很快溝通，這就耽誤了時間。雖然中國去的醫生一直待在身邊，可他們畢竟勢單力薄，許多事力不從心。

8月10日，中共中央派專機接回了羅瑞卿的靈柩。

羅瑞卿在西德去世後，鄧小平親自到機場迎接靈柩

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見到羅瑞卿的秘書金耀銘，悲痛地連連說：「不幸啊，太不幸了!怎麼會這樣呢?」羅瑞卿的老秘書王仲方事後回憶說，鄧小平還說當初不該批准羅瑞卿去西德治腿，他說我們國內有不少優秀的骨科專家，葉道英（葉劍英之弟）的腿被盧世璧治好就是證明。

鄧小平一生辦事果斷，也很少後悔，但這次批准羅瑞卿去西德，他後悔了。（摘自《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