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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澤東與羅瑞卿談話:高崗還要打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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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澤東與羅瑞卿談話:高崗還要打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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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澤東與羅瑞卿談話:高崗還要打倒我

2020年05月28日 19:01

核心提示:毛澤東到杭州後和羅瑞卿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談話。毛問羅:我退到二線怎麼辦?第一線由誰來主持?羅說:主席退到二線,當然是少奇同志來主持一線。毛沒等羅說完,馬上批評羅說:你鼻子不靈,嗅覺不靈……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

1952年,高崗與夫人及子女在瀋陽(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高崗的合作者饒漱石,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長。1953年初,饒漱石調中央工作之前,為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治委員。

饒漱石配合高崗反對劉少奇,他首先以中央組織部為陣地,向副部長安子文展開鬥爭,「批安射劉」。然後又在同年的九、十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將劉少奇天津講話的記錄稿翻印出來,散發給與會者,進行了直接反對劉少奇的活動。

安子文私擬的政治局名單中有薄一波而無林彪。高崗、饒漱石便到處散佈安子文私擬的這份政治局名單,把這個名單散發給所有參加組織會議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為歷史原因,中央東北局和東北地區的領導幹部都很推崇林彪,因而他們對安子文非常氣憤。

在高崗去南方遊說期間,毛澤東發現饒漱石很不對頭,決定來個敲山震虎,找饒漱石談話。一天晚上,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幾位負責人找來饒漱石,毛澤東說:「饒漱石同志,你犯了眾怒,知道嗎?‘外沽清正之名,內結虎狼之勢’,你肯不肯承認?」

饒漱石頓時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亂,神情獃滯,不知如何回答。

坐在對面的周恩來見狀,趕緊提醒道:「主席問話,你為什麼不回答?」

饒漱石將身子移動一下,結結巴巴地說:「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毛澤東並未生氣,喝了一口茶,說:“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你明白嗎?”

饒漱石額上滲出了汗,站起來回答道:「報告主席,本人淺陋,確實不明白您的話的深意。」

毛澤東揮了揮手說:「坐下,有話坐下來說嘛。一行書不讀,身封萬戶侯,你這個中央組織部長原來不讀書啊。‘外沽清正之名,內結虎狼之勢’,出自《紅樓夢》第二回,是罵賈雨村的。賈雨村靠賈府之力,謀補上金陵應天府這一肥缺,他卻貪贓枉法,被革了職,屬於儒林敗類。至於‘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詩句,再淺顯不過了。你饒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讒人?最好還是由你自己來回答。好了,閑話少說。中央委託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你不按中央原先訂下的方針開會,而妄自作主,政出旁邊,呼朋引類,搞什麼‘批安射劉’,吵吵鬧鬧,批批鬥斗,已經一個多月過去了,直鬧得會議開不下去……安子文、劉少奇果真就那麼罪大惡極,非打倒不可嗎?這裏,我不是說安子文沒有犯嚴重的錯誤,包括劉少奇在內,有錯誤就要批評,甚至處理。但你饒漱石作為組織部長,上台即斗,外善內惡,巧言令色!你饒漱石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話,一字一句都像是鞭子,抽打在饒漱石身上。饒漱石痴痴地望著毛澤東,心裏在暗暗埋怨一向被自己奉若神明,並盡心效忠的領袖,竟不問問是非曲直,就居高臨下一邊倒了。他感到不寒而慄,這太可怕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竟成了過街老鼠。

周恩來口氣略顯溫和地對饒漱石說:「主席這樣苦口婆心教導你,你為什麼不檢討一下,認個錯?你作為中組部長,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帶頭鬧事,整整一個多月,大會鬧了小會鬧,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許還加上我一起拉下馬……你也是1925年入黨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導當成耳邊風,堅持你們鬧分裂的那一套,不認錯,不改正,最後只能採取組織措施來處理!」

饒漱石聽了周恩來這番軟硬兼施的話,頭腦冷靜下來了,感到這是他向毛澤東當面陳訴的最好機會,便硬著頭皮說:「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認犯了嚴重錯誤。我承認,我名義上是鬥爭安子文同志,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同志這幾年來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也是主席多次嚴肅批評過的。我說安子文在財經會議上一言不發、沉著對抗、包庇薄一波也是衝著劉少奇的。」

毛澤東再次敲了敲桌子說:「你饒漱石錯誤估計了形勢,自以為得計,不以為愚蠢,在背後大做手腳,以為中央沒有察覺?安子文私擬兩份中央領導人員名單,錯誤嚴重。我歷來勸誡大家,要搞陽謀,不要搞陰謀。你們這些背後動作,我絕不允許!」

饒漱石見毛澤東對他窮追不捨,只得低頭認錯:「主席,我願意檢討,願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評。」

毛澤東環視了與會者一眼,說:「饒漱石願意認錯,我們無比歡迎。那麼再問你一個問題,請當著大家的面回答,你們在組織會議上的活動,是自發的?還是有組織的?」

饒漱石趕緊說:「主席,大家是自發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檔案,有很多歷史疑點,是我先在會上提出來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由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調升到中央組織部任副部長、後來被毛澤東定為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的郭峰,一直沉默不語,這時主動出面作證道:“我們的確是不約而同,事先並沒有商量過……”

周恩來厲聲呵斥道:「主席是問你話嗎?為什麼要由你替饒漱石回答?想搞攻守同盟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在你們中組部,擅自在會議上公佈高級幹部的檔案,你們還有沒有黨紀國法?」

高崗南方之行爭取到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當時在黨內職務雖僅為中央委員,尚未進入政治局,但高崗知道,他是毛澤東一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甚得毛澤東的信任。在一定的場合,林彪的表態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高崗從南方回來後,便向毛澤東建議,由林彪出任部長會議主席。毛澤東冷冷地看著高崗,彷彿在看一個陌生人似的,好半天才問:「你這是什麼意思?」高崗便講他的“理由”。可是毛澤東仍是問:「你這是什麼意思?」連問三遍,高崗臉紅了,再也解釋不下去了。毛澤東目光盯緊高崗,好一會才說:“林彪現在身體很糟,正常工作都難以堅持,你到底是想叫他當總理還是你自己想當總理?”

當高崗去爭取時任政務院副總經理兼國家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和財政部長的鄧小平,要鄧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時,當即遭到鄧小平的反對。鄧小平表示,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他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了高崗這次跟他談話的情況。

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離京赴杭州休假,並將憲法起草小組成員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帶至杭州,以便就近指導他們起草憲法。公安部長羅瑞卿隨行。行前,毛澤東開了一個會,高崗在座,羅瑞卿也在場。毛澤東向與會者交代說,他不在北京時,一切事務由劉少奇代理。劉少奇謙遜地說,集體領導,輪流值班。毛澤東搖了搖了頭說:現在北京有人吹陰風,搞地下活動。說到這裏,他用手勢向上向下比划著:中央的風這樣吹(手勢向上),他的風卻這樣吹(手勢向下),我們大家要注意。接著,毛澤東問:贊不贊成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高崗的臉通紅,很不自然地說:贊成。

當天晚上,高崗打電話給羅瑞卿,說要到羅家裏去看羅。羅回話說,請他不要來,有事羅去他那裏談。高崗同意了,並說確實有事情要談談。羅瑞卿放下電話,馬上到中南海菊香書屋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說:快去,看他講什麼。

羅瑞卿到高崗家,高對羅說,要很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檢查身體時要在附近不離左右地看著。還說要成立部長會議,贊成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羅說:我會注意主席健康,檢查身體時也不會馬虎。至於部長會議的事,據我所知,主席可能不贊成你的意見,林彪現在身體也不太好。

毛澤東到杭州後和羅瑞卿進行了一場特殊的談話。毛問羅:我退到二線怎麼辦?第一線由誰來主持?羅說:主席退到二線,當然是少奇同志來主持一線。不過現在有些流言蜚語使得少奇同志的威信受到影響。毛沒等羅說完,馬上批評羅說:你鼻子不靈,嗅覺不靈……世界上人睡覺,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裏,我看你就睡在鼓裏。你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為什麼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真是假呢……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你認為他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沒有了。毛還說,他不只是要打倒劉少奇,還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

1954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在杭州休假沒有出席會議。劉少奇受毛澤東委託,主持會議並作了《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的報告。會上,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0餘人發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行。七斗八斗,高崗自殺了。

據說,高崗自殺的噩耗傳到杭州毛澤東那兒,毛澤東很是惋惜了一番,說:「準備讓他回延安當延安地委書記的。」

1955年3月2日,中共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致開幕詞,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的報告,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說,對高、饒「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幹戶?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個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里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為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密切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佈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伸冤……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饒漱石最後以包庇壞人罪被判了14年徒刑。1965年獲保外就醫,被安排在一個勞改農場監視居住。鑒於他曾經為革命作過貢獻,國家每月發給200元生活費,並給其配備廚師、服務員各一名。饒漱石於1975年3月2日病逝。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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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1962年初,周恩來和毛澤東、陳雲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資料圖)

文章摘自新華網原題為《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本文為講話的第四部分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例如對於在中國如何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從一九二一年黨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共二十四年,我們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中間經過一次全黨範圍的整風,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時間。那是一次細緻的整風,採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說,不管什麼人犯了錯誤,只要認識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幫助他認識,幫助他改正,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棗批評棗團結」這個公式,就是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志統一了認識。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麼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麼定,這些問題,都是在那個時期,特別是在整風之後,才得到完全解決的。

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後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到陝北以後補充了一點,還是不到三萬人,就是說,不到三十萬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萬人的軍隊強些,還是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強些?我們受了那樣大的挫折,吃過那樣大的苦頭,就得到鍛煉,有了經驗,糾正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所以這不到三萬人的軍隊,比起過去那個三十萬人的軍隊來,要更強些。劉少奇同志在報告裏說,最近四年,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犯過一些錯誤,吃了苦頭,有了經驗了,因此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這樣。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這個問題,我也向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記者談過,其中有一個美國人叫斯諾。他老要來中國,一九六O年讓他來了。我同他談過一次話。我說:「你知道,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你會說,不是已經幹了十一年了嗎?是幹了十一年了,可是還缺乏知識,還缺乏經驗,就算開始有了一點,也還不多。」斯諾要我講講中國建設的長期計劃。我說:「不曉得。」他說:「你講話太謹慎。」我說:「不是什麼謹慎不謹慎,我就是不曉得呀,就是沒有經驗呀。」同志們,也真是不曉得,我們確實還缺少經驗,確實還沒有這樣一個長期計劃。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們碰了許多釘子的時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馬利談話,也說到上面那些意見。他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還不會。他的這種看法,一九六O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就對我說過。我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紀是什麼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裏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在那個時候以前,在十七世紀,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在發展資本主義了,經過三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了現在這個樣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葯、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里,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跨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麼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這十二年分為前八年和後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現在,是後四年。我們這次會議已經初步總結了過去工作的經驗,主要是後四年的經驗。這個總結,反映在劉少奇同志的報告裏面。我們已經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將要制定各個方面的具體政策。已經制定了的,例如農村公社六十條,工業企業七十條,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工作十四條,這些條例草案已經在實行或者試行,以後還要修改,有些還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業工作條例。將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學教育條例。我們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的工作,也應當制定一些條例。軍隊已經制定了一些條例。總之,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地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在抗日時期就有了深刻的認識。在那時候,我們這樣做了,就使得幹部和群眾對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整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有了統一的認識,因而有了統一的行動,使當時的民主革命事業取得了勝利,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頭八年內,我們的革命任務,在農村是完成對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著實現農業合作化;在城市是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建設方面,那時候的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不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那時候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辦法,因此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通過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對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經驗,作歷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們主觀臆造的規律,才能制定適合情況的各種條例。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

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像我們黨的情況什麼都好。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裏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裏面,一九三0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裏面,特別是在新黨員裏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上面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覆的實踐,在實踐裏面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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