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百萬裁軍拿二野底子的昆明軍區開刀 震動極大

鄧小平強調：「消腫」，三總部要帶頭

對裁軍百萬這樣浩繁艱巨的工作，該從哪裏下手呢？鄧小平選擇了以三總部為突破口。從三總部入手，這是鄧小平一貫的作風。1975年他在主持軍隊整頓時就提出：「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1980年3月他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又說：「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三大總部為什麼機構這樣大？過去，每提出一個新的任務都要增加機構，增加人員，從來沒有說減少人員。」1982年，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中央軍委和各個總部，不簡化看來不行，「領導太繁雜，不但下邊不好辦，就是我們處理問題畫圈圈都難，都是些麻煩事情。」1984年11月他在談到百萬裁軍時說：怎麼減法，請大家出主意，我只講三總部帶頭。在不同的場合，鄧小平還說過，總部機關要那麼大幹什麼，機關大了部門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總部搞那麼多副職幹什麼？好多事情依靠部門來做嘛。副職多了，就官僚主義泛濫。

不僅如此，1982年，鄧小平在審批關於解放軍三總部機關人員精簡18.2%的方案時寫道：這個方案不是比較令人滿意的方案。但可作為第一步進行，以後再進一步研究。後來，他在一次軍委座談會上又說，我們有些問題處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滿意。鄧小平的講話和批示對三總部的同志觸動很大。後來在擬制1985年整編方案時，即強調了三總部要帶頭，並把精簡三總部機關作為首要一條原則列出。

1985年6月4日 中國政府正式宣佈裁軍100萬

鄧小平指出：「這次減人，要同體制改革結合起來」

由於前幾次精簡整編，只是減人，體制變動不大，結果導致有些單位的精簡整編出現了精簡——增編——再精簡——再增編的惡性循環。用一些人的比喻說，光拔毛不殺雞，結果拔得到處哇哇叫，精簡不能落實。這種狀況，連負責落實精簡工作的人也大傷腦筋。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了要搞體制改革的問題。早在1980年3月，他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指出：「體制問題，實際上同‘消腫’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要‘消腫’，不改革體制不行。」1981年底，他又指出，解決上層建築臃腫不堪、機構重疊、人浮於事等弊端，用簡單的改良辦法恐怕不行，「我們正準備著手採取比較有效的辦法，甚至以革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事隔不到半日，鄧小平進一步告誡全黨：「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如果不搞這場革命，讓黨和國家的組織繼續目前這樣機構臃腫重疊、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的狀況，……這確是難以為繼的狀態，確實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他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到軍隊精簡100萬時明確指出，「這次減人，要同體制改革結合起來。」

按照鄧小平的指示，1985年的精簡整編，主要採取撤、並、降、交、改、理等辦法。「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隊，包括撤軍、撤師等；「並」，主要是合併機構，像大軍區合併、院校合併等；「降」，則是指降低有些單位的機構等級和壓縮其規模，如兵團級、軍級機構壓為軍級、師級等；「交」，即把部分屬於政府職能的機關部隊，如縣市人民武裝部和內衛部隊等交給國家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政」，是對有些保障單位實行企業化管理、部分幹部職務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則是指調整理順各方面的關係。上述改革體制辦法，既可達到減人消「腫」的目的，又可革除舊體制的弊端，促進軍隊體制編製的科學合理。

從成昆之變看鄧小平裁軍的決心

1982年1月，鄧小平在談到精簡機構時曾經說過，精簡是涉及幾百萬大、中、小幹部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大。「但是，第一條決心要大，第二條才是工作要細。再細，也難免有照顧不周到的地方，這個話要說到前面。」發生在1985年裁軍中的成昆之變，就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風格。

在精簡整編方案正式下達之前，包括昆明軍區司令員張秀將軍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昆明軍區不會撤銷。按照軍委的初步方案，昆明軍區將與成都軍區合併，定點昆明，以昆明軍區機關為主，組成新的昆明軍區。張司令員心情很坦然。這不僅因為昆明軍區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隊組成，而且當時昆明軍區正擔負著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任務，處於特殊時期。張司令員帶著軍區軍務部長和幹部部長到北京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時，公文包里甚至還帶來了全套的接收成都軍區方案，準備在會上與成都軍區的領導具體協商。

出乎意料，軍委擴大會議宣佈的方案是：撤銷昆明軍區，其機關和部隊與成都軍區合併。的確，從國家建設長遠利益和整體戰略利益出發，保留成都軍區要比保留昆明軍區合理得多。當主管整編的副總參謀長何正文將軍採納多數人的科學意見，主張「成昆合併，定點成都」時，他的意見得到了鄧小平的同意。

8月14日，鄧小平親自發佈昆明與成都軍區合併的命令。昆明軍區於8月30日停止了辦公。

此事在軍內外震動極大。作為二野老政委的鄧小平拿昆明軍區開刀，人們從這裏看到了鄧小平裁軍的巨大決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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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麼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麼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面有文章，我能有什麼辦法？」

毛澤東和張國燾在陝北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麼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在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歸國的王明。聞知是王明，已現怒態的張國燾在寒風中一激靈，冰冷襲擊全身。

這次，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不僅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已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昔日的宿敵王明從共產國際歸來，以欽差大臣自居，而張國燾卻正失勢落魄，兩相比較，他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前排正中為王明，後排左三為張國燾，右一為毛澤東

張國燾打心眼裏厭惡王明，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惹不起躲得起。於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他心裏默默地說，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他相信，以王明的無知與狂妄，肯定會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辮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制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作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也可以說，是王明把張國燾從延安逼走了，導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