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資料圖）
謎案之一 與宋美齡的真假愛情
關於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問題，一直有很多傳聞。最廣泛的說法是，蔣宋之間是一場政治婚姻，兩人並沒有真正的愛情。尤其是後來有美國人出書，稱蔣介石偏安重慶時期，宋美齡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溫德爾·里維斯·威爾基有過一段婚外情等，更給蔣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層迷霧。
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屢屢流露出對妻子宋美齡的顧念之情。夫妻短暫分別時，他曾在日記中寫下「‘平時不覺夫妻樂，相別方知愛情長。’別後更覺吾妻愛夫之篤，世無其比也」這樣的句子。在涉及到宋美齡在家庭中的地位時，他更在日記中直言“凡認余為父者，只能認余愛妻美齡為母”。
蔣介石日記開放至1955年，那時他已68歲，宋美齡也已58歲。可以說，至此他們的婚姻問題可基本定性。楊天石教授通過研究蔣介石的日記，認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有很深厚的愛情基礎」。
謎案之二 因何成為基督徒
伴隨蔣介石日記開放的，還有一本手抄的《聖經》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這本文言文版的《聖經》，是由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手抄而成，共6冊。《聖經》里時有蔣介石的圈點、眉批，眉批後，還標有日期。從已發黃的《聖經》可以看出，蔣介石不僅讀了多遍，而且幾乎愛不釋手。
此前，人們都說蔣介石之所以成為基督徒，是他當年要娶才貌兼備的宋美齡為妻付出的信仰代價。然而根據蔣介石最新公佈的日記來看，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年輕時，蔣介石也曾一度崇拜共產主義，醉心馬列思想。在與宋美齡婚後，雖然承諾受洗，一開始蔣介石仍不是虔誠的基督徒。在戰亂年代的兩次偶然化險為夷之後，蔣介石認為是祈禱起了作用，自此決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後來竟然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
謎案之三 「二二八事件」中有沒有下過屠殺令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一段沉重的記憶。“事發時，蔣介石是否下過屠殺令”，一直成為台灣藍、綠陣營互相攻訐的政治議題。每到台灣選舉日或“二二八”紀念日，這場血案就會被民進黨拿出來當悲情牌，打擊國民黨。
都沒有發現他下達過屠殺、誅戮的命令。國民黨軍隊顯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濫捕、錯殺屢有發生。”
1947年3月7日，蔣介石考慮派兵台灣之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台灣暴動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
但是，蔣介石已將大部分兵力投入內戰中，他面臨無兵可調的局面。反覆思量後，蔣介石又寫道：「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惟有懷柔以穩。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直到1947年四五月間，蔣介石日記中的「反省錄」與“工作課目”，還陸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包括“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 ”、“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等等。可見，對於「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如何儘快恢復秩序，蔣介石頗為重視。
謎案之四 為何大罵美英首腦
稱：華會廿一日會議中，丘吉爾突稱‘西藏獨立國，中國在此獲得空軍接濟之時，不宜對藏用兵’……此誠帝國主義真面目暴露，不僅為流氓、市儈所不為，而亦為軸心、倭寇所不齒。”
蔣介石為何會大罵美英首腦？楊天石教授對此有一番解讀：「蔣介石的確和美英結盟，這是利益的需要。但他和美英有矛盾，也是事實。蔣介石和羅斯福、丘吉爾、馬歇爾發生激烈衝突的根源之一，是他雖然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但又不願意完全受制於美英。那樣，不但國家沒有尊嚴，他自己也沒有尊嚴。」
謎案之五 是否想對大陸用核武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但他深知退據台灣的國民黨根本不具備反攻的條件，要想反攻，就得依賴於美國的軍事援助。有傳言稱，美國曾多次考慮向中國大陸投原子彈，甚至說宋美齡也建議美國對大陸使用核武器。那麼，蔣介石也有此考慮嗎？實情究竟如何？
楊天石教授說，他考據的蔣介石日記和歷史檔案顯示，美國人確實曾三次考慮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但都遭到蔣介石的質疑和拒絕。他在日記中寫道：「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美國氫彈、原子彈不令用于越南與中國大陸。”他深知原子彈的威力能夠在戰場上幫自己大忙，但其殘忍的後果將極大地傷害民心。雖然求勝心切，蔣介石卻清醒地明白，一旦向美國人借用了原子彈，他將永遠成為民族的罪人。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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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江青（左）和張春橋（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就在張春橋打斷毛澤東的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就批評了江青一夥：「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還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的同志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然後，毛澤東談到了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主席還說了「對江青一分為二」，“他們四個人搞小宗派”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之類的話。
會後，江青等人雖然作了檢討，但在1975年秋天開始，「四人幫」更是有恃無恐地越來越猖狂了。
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以後，經毛澤東與周恩來商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批評了「四人幫」。
會後，王洪文看到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動搖，就跑到上海的東湖賓館，與小兄弟們吃喝玩樂。王洪文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由於東湖賓館東面是襄陽公園，怕妨礙王洪文的“休息”，連公園早晨做廣播體操放的喇叭也被勒令禁止了。我家那時距離此地只有幾百米，我到公園去時常聽到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
我在參加秦城監獄預審的時候看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認為這次會議基本上是毛澤東一個人講的，其他的人很少說話或未說話，更沒有展開過討論。會上，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但沒有下定決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一拖再拖，以至於在他生前都未能解決。
我在預審的時候看到這份記錄後，對沒有看到的同志說要抓緊時間看一下，對於今後在法庭上和合議時區分罪和錯大有好處。不幾天，有人去調這份記錄看時，保管材料的同志說，已被胡耀邦同志調去了，並說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1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