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代表：
首先，請讓我向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致以熱忱的敬禮和祝賀!我們很感謝你們，感謝首都的人民!因為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取得首都各界人民很多的幫助，所以它們能夠在這裏安排下自己的辦公處並進行了一年多的工作。然而這也引起了首都人民一些困難，最顯著的就是房屋的困難。不少人已向我們提出了這種困難，我們也認為應由政府與人民合作來逐步地解決這個問題。聽說你們的會議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是很好的。我想這個問題是能夠逐步地加以解決的。
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在它的民主化的基礎上比前兩屆是更進了一步的。代表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代表是由人民選舉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代表是經協商邀請的。其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代表是政府代表。首都的人民，由於有了過去兩年和兩屆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開始熟悉了他們中間的政治代表人物，所以他們進行這種選舉就已開始成為可能。他們選舉代表的方式，在公營工廠企業和專科以上學校，是由選民大會直接選舉，而郊區農民及工商界、青年、婦女代表和區域代表，則由選民代表會議選舉。在選舉時，除開各學校因選民全部識字又有過多次選舉經驗採用了無記名投票而外，在其他地方，則在討論了候選人名單之後，都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我認為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這樣，就使作為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權主要組織形式的人民代表會議，在組織基礎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繫了人民群眾，在組織形式上也比以前兩屆更完備了一些。如果代表會議又討論了和解決了人民中間更多的問題，它所選舉的政府委員會和協商委員會又能忠實履行代表會議的決議，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它將在人民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威信，它在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過程中就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值得大家慶賀的。
我認為不獨北京市的人民代表會議應該如此，在其他地方，凡是條件業已具備了的，也應該如此地來召集人民代表會議。在人民已經有了相當組織的城市，在土地改革已經完成了的鄉村，人民已經開始能夠選出自己的代表的時候，就應該不遲疑地讓人民直接地或間接地來選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選舉的方式，也大體上可以採用北京市的經驗。
說到選舉，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這句老口號。無疑問，過去在蔣介石反動的獨裁政權底下，提出這個宣傳口號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那是有它的進步意義的。但是，這個口號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底下要求立即實行，對於中國人民目前的實際情況則是還不完全適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採用的。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主要是勞動人民還不識字，過去沒有選舉的經驗，他們對於選舉的關心和積極性暫時也還不很充分。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就來普遍地登記選民，機械地劃定選區，按人口比例一律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來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根據我們過去在若干地區實行過的經驗，這樣的選舉反而是形式主義的，它給人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損害人民的積極性，在實際上並不能使這樣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用這種辦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權更加民主化，更加密切地聯繫人民。
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者是注重這一套形式主義的辦法的，他們也常常滿足於這一套形式，以便他們能夠在選舉中加以操縱，假代表人民之名來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之實。然而我們是新民主主義者，我們首先注重的不是這一套選舉的形式，而是它的實質，就是說，要使人民，主要使勞動人民真能選舉他們所樂意選舉的人去代表自己，並要代表能忠實地把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去。只要選舉能真實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在選舉的方式上去斤斤計較，而儘可能地採用群眾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進行選舉。北京市的這種選舉方式，證明對於人民是便利的，是在目前可以採用的方式。
「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方式，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還不能因而也不應該一下採用。這隻有在各種準備工作均已做好，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經過了相當長期的選舉訓練並大體識字之後，才能最後地完全地實行這種選舉方式。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只能依據中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實際情況，逐步地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並逐步地實行更加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用舉手表決方式的選舉。
對於被人民選舉出來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要責令他們經常地、密切地聯繫自己的選民，向政府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見，並將政府的政策、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向人民作解釋。各級人民政府和協商委員會要建立專門的有能力的機關來適當處理人民向政府所提出的每個要求，答覆人民的來信，並用方便的辦法接見人民。這樣，使各級人民政府密切地聯繫人民，切實地為人民服務，而廣大的人民也就可以經過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
這是我們在目前就能逐步地達到的。這樣，就能極大地擴大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的代表性。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的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我們的國家，就是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國家。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已在代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直接地過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政府，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級的人民，都應該依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法令，按照各個地方實際可能的情況，積極地努力地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實際地而不只是形式地建立起來，使它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更廣大更密切地聯繫各民主階級的人民群眾，在組織形式上也逐步地完備起來，使目前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夠在最近幾年內逐步地過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能夠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就能依靠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這一個有偉大功效的制度，把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各級人民政府的周圍，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形成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力量，去履行我們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設任務和國防任務。這樣，我們就沒有任何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也沒有任何任務不能完成。由毛澤東主席領導制訂的完全適合中國目前國情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保證我們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勝利。
新民主主義的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已經證明，在將來的歷史上還會要證明，它是比任何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無比優越的，對人民來講，它比舊民主主義的議會制度要民主一萬倍。
為了在我們國家建立這種制度，並使這種制度儘可能迅速地成為我們國家從下至上的、系統的、經常的、鞏固的制度，各級人民政府必須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組織通則的規定，經常定期地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根據各地經驗，這種人民代表會議在大城市每年至少應召集三次，中小城市應召集四次，省每年至少應召集一次，縣每年至少應召集兩次，區鄉可按規定召開。我說的是至少，當然還可以多開。
經驗還證明，有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召集各城區和郊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處理許多具體的在人民看來是很重要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常常是市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難於處理的，須由各區人民代表會議和區人民政府來處理。為了保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召開，各級人民政府應責成民政部門對下級政府加以督促，並規定日期要下級政府向自己作關於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因為有些政府工作人員是不大願意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他們習慣於少數人包辦一切，而不習慣於和人民的代表商量辦事，他們認為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太麻煩」，他們借口“工作太忙”，或又借口“沒有事”，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這些人，必須由上級加以督促。
否則，他們就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對於沒有充分理由而不按規定時間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者，應給以批評以至處分。如有充分理由必須推遲召開者，亦須報告上級人民政府批准。如此，就能保證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能經常定期召開。根據各地經驗，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只要能夠召開，就有好處。過去絕大多數都開得很好，對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好處。
但也有少數開得不好或不大好的，然而也有一種好處，它可以暴露這些地方工作上的缺點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它可以督促和教育這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員並引起上級的注意，因而就使這些地方的工作有可能獲得轉變。因此，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不論有事無事都應按期召開，「工作太多」更應召開，以便動員更多的人民群眾和團結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把這些所謂太多的工作分頭地去做好。所以，除非是有某些緊急情況發生使我們不能不暫時改變經常的工作方式，得暫時推遲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而外，在一切通常的情況下，均必須遵守我們國家這項重要的制度，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要使各級人民代表會議 (在土地改革的鄉區是農民代表會議)成為各級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的中心環節。
各級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動應向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作報告，並接受其質詢和審議，重要的工作和活動還須先經過人民代表會議的討論和決議，然後大家團結一致地去加以執行。
此外，還請各位注意，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權更加走向民主化，是在軍事管制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有些人覺得，既要實行軍事管制就不應或不能實行民主，或者說，國家處在軍事時期，就不能實行民主。他們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與人民民主政治的實行和發展看作是絕對對立、彼此不相容的東西。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中國今天還是處在軍事時期，戰爭還在一些地方實際地進行著，全國也還在軍事管制時期，然而我們在全國各地又正在很好地實行著民主，按期召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並要進行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把國家的和地方的各種政策交給人民和人民的代表會議去作充分的討論和決定。一方面，戰爭和軍事管制並沒有妨害人民實行民主；另一方面，人民實行民主也並沒有妨害戰爭和軍事管制。相反，它們二者倒是相互幫助、相互加強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我們的軍事管制是人民的軍事管制。人民解放軍本身就是人民的軍隊。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對於敵人和反動派來說，是無情的公開的軍事專政，對於人民來說，就意味著人民的民主。它對於人民不獨不會有什麼束縛和不方便，相反，它保護人民，替人民解除舊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給人民極大的方便，鼓舞人民起來作主人，把自己的和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由他們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中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面，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管制就是最初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強力地鎮壓反動派，同時竭盡一切方法保衛、鼓勵和幫助人民建立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並且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地把權力移交給各級人民政府機關。
到反革命已經肅清，土地改革已經完結，人民大多數已有組織，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政府已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職權，那時，軍事管制就自然地成為不必要了，它的一切極力也就自然而然地為各級人民政府所代替了。所以，我們的軍事管制不獨不妨害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相反，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召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各級人民政權。
借口軍事管制或軍事時期而不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是不對的。
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
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即不能有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五種經濟成份相結合的經濟。這也是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資產階級革命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以前，就存在著並發展著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以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就只有在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建立之後，才能加以組織並使之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我們國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人民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們國家的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反過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又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矗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裏，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萬歲!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的國家制度萬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面對全社會的震蕩，毛澤東不得不就他所選定的接班人叛國出逃的問題向全黨全國做一個檢查交代。儘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評並未對文革的整體錯誤方針做出根本性改變，但他的這種表態，卻使周恩來在一個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機，著手扭轉文革造成的全國混亂局面。林彪出逃時所乘坐的專機墜毀後的殘骸。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第一次發作後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體參加國事活動，會見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他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這樣糟糕的病狀，過去毛澤東從來沒有過。不久，又爆發了更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護士長吳旭君在身邊拚命地呼叫，見他沒有任何反應，一摸脈搏，顫抖地對趕來的秘書張玉鳳和醫生胡旭東說：“摸不到脈……”經過眾多專家大約二十多分鐘的注射、按摩、捶背、輸液搶救，毛澤東的面部逐漸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胸部也隱隱約約感覺到起伏。他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知道自己剛剛與死神話別，極為疲乏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從這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輸液維持。
晚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事實上，毛澤東這次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根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回憶，毛澤東那時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睏倦，使人難以琢磨。他看到衛士們也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說，心情沉重。畢竟，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林彪的問題，已成為一塊巨石壓在了毛澤東的心頭。顯然，僅僅依靠文革前期那種宣佈又揪出一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的方式，是遠遠無法令全國、乃至全世界信服的。畢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發生的不同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景，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還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此情況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如此種種，無論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拒絕承認現實，各種反應都傳遞著一個令人窒息的爆炸潛能——毛澤東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交代。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著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來：後來楊成武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毛澤東：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一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著，這些都是證據嘛。
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佈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衊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只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建議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郭沫若等。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註明：因天氣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由於中央還沒有對「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詞如何寫？無人願意表態。1月8日，周恩來審查修改陳毅悼詞稿，仍謹慎地增加了陳毅“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刪去了周恩來補寫的這段文字，批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著大衣就冒著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
晚年的毛澤東
與兩個月後的3月26日逝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唯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著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里，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
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繫。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起用制約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而鄧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捲入政治旋渦。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汪東興轉交。在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鄧小平特彆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志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准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藉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復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繫，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情，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復出指日可待。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做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范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范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還特別批准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當讓他回來”。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煉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此後，當年被大加讚賞在解放軍中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即停止進行。
11月22日，他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談到發生林彪事件的教訓說：過去軍隊就是不統一嘛！我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進城以後不管軍隊。結果就鬧山頭主義，也鬧宗派主義。（你們）將來和平了，不要學我們犯錯誤。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從去年8月廬山會議以來，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錯誤，整頓我們的軍隊。
1972年6月，他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第一次對外點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極「左」派說：
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面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外交部）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的「左派」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沒有多少問題，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摔下來了，見上帝去了。
12月，他對劉建章家屬反映監獄中搞「法西斯審查」的來信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1973年1月，李德生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破壞民族政策現象做出的指示：「政策問題多年不抓了，特別是民族政策。現在地方民族主義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漢族主義比較大，需要再教育。」
儘管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有些說法更不符合歷史事實，例如他把「全面內戰」的總後台說成是林彪，但毛澤東的這些表態，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動權。（史雲摘自《國際冷戰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