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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將軍談周恩來如何佈置抓捕林彪集團成員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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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將軍談周恩來如何佈置抓捕林彪集團成員

2020年06月25日 16:40

吳忠

《吳忠談「九一三」事件》 口述:吳忠,整理:陳楚三 李大震

整理者說明:

1986年夏,已經退休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將軍與陶然女士多次長談。陶然,原名朱東北,是遼瀋戰役中犧牲的解放軍著名將領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吳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吳忠與老首長女兒的談話很敞開,無拘無束。

陶然女士將談話內容做了現場錄音。

吳忠與陶然談話時,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場。

吳忠將軍於1990年2月因車禍逝世。陶然也於1990年11月辭世;她臨終前把吳忠將軍談話的錄音帶交給陳楚三、李大震兩人各自保存一套,並囑在適當時機整理公佈。

我們整理錄音時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帶有些地方聽不清;特別涉及具體人名、地名時,難免有不準確之處。敬請讀者見諒。

錄音整理者:陳楚三 李大震

「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內一個重大的事件,黨內從來沒有過。可以相比的就是張國燾,張國燾跑到蔣介石那裏去了。

事前我們一無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們4個人談話: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訪問羅馬尼亞剛回來,一開始彙報訪問情況,我看毛主席不感興趣,李德生同志還在那裏講,毛主席說:你們說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講的是綱。什麼是目?你們打過漁嗎?見過漁網嗎?目就是漁網的網眼,撒網的繩子就是綱,綱舉目張嘛!主席講了林彪的錯誤,說一句頂一萬句,頂個屁!我講了好幾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誰聽啊?沒人聽。主席還講了夫人不要當秘書,夫人當秘書不好;也講了北京軍區的華北山頭主義,主席咬著牙、打著手勢說要把鄭維山這個山頭主義的窩子搗爛!我屬於華北管,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主席講了很多,但主要是講林彪,我當時的估計是三中全會要解決林彪問題。主席講了兩個多鐘頭。我們去的時候主席等著我們,站起來一個一個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時候我是最後一個,主席站起來說不能留你們吃飯了,直到我們走出車廂他才坐下。

回來的路上我和吳德一個車,請吳德到我家吃了麵條當晚飯,商量如何傳達的問題。我說,看李德生、紀登奎他們怎麼傳達,我們就怎麼傳達;吳德說只好這樣了。

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談話。

廬山會議(即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編者注)結束後接著是華北會議,然後緊接著批陳整風彙報會,會上黃吳李邱做檢討,主席批的話也很尖銳,還有劉子厚做檢討,河北省的。我聯想到華北會議和批陳整風彙報會,看來要清算林彪的問題,不然他怎麼當著我們講林彪的錯誤呢?講的雖然不多,但沒有必要當著我們講,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麼人。

主席在丰台談話以後,回來的晚上搞國慶節預演,三十八軍等部隊搞分列式,十二點吃夜餐的時候楊德中打電話給我,問預演什麼時候結束?是總理問的。我說兩點鐘差不多可以結束。他說總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結束?我說可以,現在就可以結束。當時並沒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沒有搞遊行,只搞了遊園。

夜裏三點鐘左右,楊德中打電話,總理要我們到大會堂去,有吳德、我。到大會堂時,總理正向各大軍區打電話講林彪跑的事,打啞謎、暗示,說那個長期養病的人,在廬山會議上發言的人,帶著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蘇聯方向跑了。總理要海軍艦隊和各地區空軍直接聽各大軍區指揮,這樣就把海軍司令部和空軍司令部的指揮權解除了。總理講話中沒有提林彪二字。總理打完電話後返過頭對我和吳德講,指著門說,主席就在這個房子裏。我想總理的意思是,像林彪這樣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這裏,要準備打仗;我理解他是傳達主席的意圖。

總理說有架直升機在懷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盤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說,懷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這裏是一個盆地,是一個鎮,公社所在地。總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隊,趕快把迫降的飛機找到,包圍山區,抓到逃跑的人,飛機上一定有黨和國家的許多核心機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毀掉,片紙都不能丟掉。總理交代任務後,我馬上在人民大會堂給警衛三師打電話,要離渤海所比較近的七團趕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飛機,不能讓把上面的東西毀掉,馬上行動。三師是機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著我打電話給衛戍區司令部,要求懷柔和延慶民兵馬上出動,包圍渤海所周圍的山區,逐漸縮小包圍圈,拉網式搜索從飛機上逃跑的幾個人,不能讓跑掉;接著又派衛戍區副司令李剛到現場指揮,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趕去,但不能翻車,並要通信部門撥一條專線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話;要求李剛指揮民兵和三師七團找到迫降的飛機,機上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不能毀掉,片紙也不能丟了。李剛接受任務後走了。

打完電話後回來,總理繼續談,說我們就不用打啞謎了,講了林彪逃跑的事,要準備打仗。這時三十八軍一個師(112師)在赤峰拉練,正在行軍途中,總理說這個師就不到保定附近了,歸你指揮;我建議把它放在昌平,總理同意了。總理說炮六師、坦克六師都歸你指揮。離開前,總理說此事只准吳德、吳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講;我向總理建議,應告訴政委楊俊生同志,否則不好工作,總理接受了,只准我們三人知道,不准擴大。

回去後,在我的辦公室,吳德和我向楊俊生同志傳達了總理談話的情況。接到李剛的第一個電話,說迫降的直升機找到了,上面有一個死人(駕駛員,被周宇馳打死了),抓住了兩個人,一個叫李偉信,一個叫陳士印;發現兩具屍體,問李偉信,說是周宇馳和於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殺了,正在繼續清查。李剛的第二個報告,說北京軍區的部隊和北空的部隊正在向渤海所開進,是李德生主任派來的;我一聽不對,總理佈置任務時沒說要北京軍區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訴李剛,北京軍區和北空部隊來了,一定要非常客氣、非常禮貌,很好招待,請他們吃飯;第二條,請他們把武器放下來,否則混戰一場,或者把材料毀掉了,怎麼辦?要是問誰的命令,就回答是衛戍區的上級。接著,我馬上向總理報告了情況和我的處置,總理說好,就這樣辦。我想,若先請示總理,說不定在這一剎那發生了情況,混戰一場,我的部隊一點準備都沒有;我先講了兩條,馬上發生情況你就可以執行,總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黃昏時我報告總理,正在搜查材料,對北京軍區和北空部隊準備發還槍支,讓他們回去;總理說加一條,告訴他們:你們已經完成任務了。

李剛第三次電話報告,李德生主任打電話來,讓把人、槍、文件等一切東西馬上送到空軍司令部。我聽著不對,因為信不過吳法憲才派你去坐鎮空軍司令部,空司現在情況不明,除了吳法憲其他人就沒有問題?罪證材料送到空軍大院,靠得住嗎?我告訴李剛,空軍大院情況不明,不能送到那裏,要他派得力幹部,足夠數量的武裝,絕對保證安全,馬上送到衛戍區司令部,當面交給我!不能送空軍大院!李剛不錯,向我報告情況很及時,並沒有馬上往空軍大院送。電話一放,我馬上報告總理,李德生主任未經過我們,直接打電話給李剛要把抓的兩個人、武器彈藥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軍大院,因空軍大院情況不明,我已告訴李剛派得力幹部和足夠數量武裝,絕對保證安全,立即把人、槍、文件送到衛戍區交給我,總理說這樣處理好,並要求人一到立即審訊李偉信,要我和楊俊生審訊,帶得力秘書。後來我找了副政委鄒平光同志參加審訊李偉信,審訊情況隨時報告中央。審訊中李偉信講過有個《「571」工程紀要》,引起我注意,我以為《「571」工程紀要》是一個工程上的東西,沒承想是一個政治問題材料。陳士印是一個飛行大隊長,知道情況不多。

我和吳德從總理那兒回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要辦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門(只限於各部門),總參、總政、總後來電話要詳細記錄,要情況一律不回答。這是我回來的第一件工作,要趕快切斷這條線,不讓我的部隊、機關再被總參插手、指揮。

李德生同志兩次電話都沒有通過我和楊俊生同志,沒有通過衛戍區機關,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現在我也不理解他為什麼打這兩個電話,是沒經驗還是別的什麼原因?讓你去坐鎮空軍司令部是對吳法憲不信任,讓你取而代之,你怎麼對空軍機關那麼信任?派部隊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沒有再查,用不著我去查。但對你派的部隊,我讓他們繳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對。總理給我交代任務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機是我的任務嘛!你要協助,應打電話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隊來,我知道來幹什麼?我報告總理後,總理同意我的處置。現在也不理解他那兩個電話是出於什麼考慮,只有問他本人了。中央可能問過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樣解決的。

李剛在渤海所和我聯繫很方便,有專線。他後來報告,揀到一些紙片,撕碎了,上面有紅鉛筆寫的字,丟了好幾個地方;收集起來一對,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簽字,是給周宇馳、於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寫給黃永勝的。對這封信的碎片可費了勁了,碎片是分幾天送來的,揀一片送一片,我讓部隊繼續揀,莊稼搞壞了高價賠償。楊俊生對碎片,一個禮拜沒對上;總理讓公安部的專家來搞,並通知李震。專家對得很快,不到兩小時就對好交給我了,我到大會堂送給總理,但上面抬頭是“永生”,這時黃吳李邱還參加會議,總理讓他們看這封信,據總理事後說,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看了後都說沒有這樣的人,黃永勝看了後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緒很不好。又過兩天,找到了“月”字邊的碎片,對上了是“永勝”,總理給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說“總理親自保證”,很清楚是給黃永勝的信,這才肯定了黃永勝的問題。

再一個是「手令」。還有一張信紙上寫的乘坐飛機的編號,紅鉛筆寫的。這時中央才下決心,黃吳李邱“保護審查”,實際上是隔離審查。記得是9月24日抓的黃永勝,黃永勝說沒看到這封信。飛機編號是準備南逃時的飛機編號。直升機降落後,於新野把飛行員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壟溝里,和李偉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著口號,要忠於林彪,結果李偉信朝天打了一槍,沒有死。飛機編號的信紙缺兩個殘片。給黃永勝的信比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著急。

解剖周宇馳、於新野屍體時,我給醫生交代,切開胃,看看有沒有吃下去的文件,醫生沒找出來。三個文件的殘片沒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衛三師非常負責,像篦子一樣找,還下了一場雨,好不容易找到這些殘片。9月13日十天後,才對黃吳李邱隔離審查。

為準備打仗,中央決定38軍歸衛戍區指揮。黃吳李邱隔離前召開作戰會議,黃還是總長,我們給總理的報告,總理還給黃吳看了,要穩住他們。作戰會議上傳達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準備打仗。

我推測,林彪知道主席從南方回來要召開三中全會,可能意識到是要解決、清算他的問題,批陳整風已經牽涉到他了,葉群作檢討了;三中全會清算他的問題後,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會前跑,這可能是他的考慮。

從北戴河跑的時候,林彪坐的是保險紅旗,8341警衛部隊開槍射擊了,當時認為是葉群、林立果把林彪綁架跑了,推著、架著把林彪弄上車,就開槍了。我看到車子了,車門玻璃上好幾個印子,沒打穿。有個警衛科長從車上往下跑,還被打了一槍;車門關不死了,車上的人拽著車門開到了山海關。警衛部隊開槍是為了保護林彪,以為林彪被綁架。林彪跑時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緊張;女兒到警衛部隊了,藏起來了,向中央打電話說林彪跑了,向廣州去了,沒說去蘇聯,看樣子去蘇聯是臨時動議,可能是因為女兒找不到了,怕泄露機密,去廣州靠不住了,才往蘇聯跑,這是我的估計。

有一次開會,那時我是林彪專案組成員,江青非說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關起來;總理聽得不耐煩,說把情況報告毛主席後,毛主席說,要不是林立衡向我們報告情況,我們都蒙在鼓裏面呢!因此才在關於林彪的「一號文件」中寫了“為黨立功的林立衡同志”。總理說,我認為這樣寫是對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見。這樣把江青頂回去了。過了一會兒,江青說,討論問題你不要發脾氣嘛!我們都在場,總理沒有發脾氣呀?後來林立衡還是受到江青一夥的迫害。我認為林立衡應該是立功受獎的人,夠大義滅親的了,是個好同志,應該讓全國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衛一師實際上是關起來,逼得吃藥自殺一次,搶救過來了。林彪逃跑,親生女兒揭發他,對我們黨的形象有什麼不好?總理寫得好:為黨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現在我也認為應該宣傳林立衡。

直升機上有很多文件,還有很多軍事部署,對蘇方向上的雷達部署都有;還有好多錄音帶,有一盤錄音帶裝在信封里,上面寫著「絕密文件」,聽不清楚;後拿到公安部,技術人員把轉速搞對了就聽清了,是黃永勝給葉群打電話,談私生活問題,林立果錄下來了,錄的質量不好,但可以聽清楚。審訊黃永勝時給他放,他有意見,說這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你們搞這個不嚴肅。

還查到三萬外幣,我看是德國馬克,報告總理,總理說不對,哪來馬克呢?後來知道是三萬美金,又報告了總理。

那一段只有我們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機關的人不知道;向總理報告情況,處理問題,機關的人判斷與林彪有關,但究竟是啥問題不清楚。

飛機上文件很多,要帶到蘇聯去作為見面禮,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帶去幹啥?都是些重要機密,總理判斷對了,他說裏面一定有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不能叫毀掉了,片紙都不能丟掉。果然總理說得對。

直升機是要往北飛,讓飛行員往烏蘭巴托飛,李偉信還活著。林彪的飛機一直向北飛,急急忙忙,機場有報告;有一次我向總理講,不能打下來?總理說,你說的好!打下來你怎麼解釋?呲了我兩句。直升機從北京起飛,兩架沒有聯絡,跑的時間一致,北空的飛機起飛攔截把它搞回來了。攔截還不是主要的,特別是駕駛員,他是中隊長,不明情況,大隊說找他去開會,正在睡覺,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烏蘭巴托飛,槍逼著的,他覺得是要投敵,把羅盤搞亂了,周宇馳也搞不清往哪個方向飛了,看到釣魚台向後轉了一圈,一看怎麼又回到北京了?這時到渤海所上空,飛機迫降,剛一落地就把駕駛員打死了。駕駛員是有功的,把羅盤搞亂了,不往烏蘭巴托飛。

9月13日以後,每天注意聽蘇聯廣播,林彪到蘇聯後舉行什麼記者招待會啊,發表什麼文章啊,發表什麼演說啊,但一直聽不到;過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議,說我們有一架飛機進入他的領空,落在他的領土上了。我們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飛機,死的人甩出來,沒有燒毀,送回來的照片上,林彪、葉群都認得出來,它是沒油了,迫降的,領航員也沒有,油也沒加足,非常倉促,可見是臨時動議往蘇聯跑,不是周密計劃往蘇聯跑。傳說很多,黑匣子是燒不壞的,可能被搞到蘇聯去了,據說裏面的錄音還有開槍的聲音,爭吵,因為裏面並不都是他的死黨。這是傳說,沒準兒。但是照片上認得很清楚,林彪的膝蓋骨露出來,搞斷了,女屍(葉群)看得很清楚,腫脹起來了,並沒有人員燒死,是迫降時飛機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條溝,機翼在山岡上刮斷了,翻下來造成的,看樣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來的。

9月13日上午總理佈置任務後,同時做了決定:保密。知密範圍很小。為了首都和全國的穩定、平靜,廣播還像過去一樣,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知道林彪在溫都爾汗摔死以後還這樣講,維持了不短的一段時間。這時外國政府向他的使館、武官要情報,說北京出了事情;這些大使、武官回答說北京非常平靜,什麼大事都沒出。發表了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後才公開。

抓黃吳李邱,毛主席、周總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當中,中央的文件還要讓他們看。找到林彪手令、飛機編號、給黃永勝的信以後才做出決定,隔離審查。9月24號晚上就準備了,總理找我們談,抓起來放到哪裏?我和吳德參加,楊俊生沒參加。我考慮不能放在城裏,警衛三師是新四軍的,和黃吳李邱瓜葛少,吳法憲是新四軍三師的,不是江南的,警衛三師是江南黃克誠的部隊,總理同意了。商量結果,黃永勝由我押送到七團,懷柔;吳法憲放到三師九團,八里橋;邱會作放到牛欄山,炮團;李作鵬放在三師師部。這時天還沒亮,預定抓他們是八點召開會議,戰士還在車上睡覺。曾紹東押李作鵬。

開會時,邱會作晚到十五分鐘,去機場送行回來晚了。總理很敏感,是不是他發覺了?既然黃永勝燒文件,他也可能發覺不來了?總理說,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來,問我:你有機動部隊沒有,我說有;有多少?我說城外兩個師,城裏一個團剛拉練回來在半壁店,總理說好,由這個團執行,到西山100號,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來。這時邱會作來了。

總理在新疆廳找黃吳李邱談話,指出林彪準備南逃廣州,你們了解不少情況,要老實交代。黃永勝表態,保證;總理叫我去,告訴黃永勝你到吳忠那裏去,好好交代;黃永勝表示,擁護中央保護審查的決定。

我押送黃永勝到三師七團,安排好後我離開時,黃永勝把我叫回去,要我向總理報告:「只要我知道的情況,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擁護中央決定對我隔離審查」。

林彪專案小組十個人,裏面還有黃吳李邱;後來中央讓我和李震審訊黃吳李邱,我是專案小組成員,李震是公安部長,但不是專案小組成員,李震很客氣,我還是讓李震同志出頭辦這件事。

審訊時,黃永勝不交代什麼問題,給他放那盤錄音,他說這是政治問題,不嚴肅。拿出林彪給他的信,他說沒收到。王飛給他送的信,他說不是這封信。既然是寫給黃永勝的信,為什麼在周宇馳手裏?是不是周宇馳讓黃永勝看信後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測,不能認定。王飛送的是否是這封信也無法斷定。黃永勝一直說沒看到過這封信,我們也不能認定他看過這封信,理由就是這封信在周宇馳手裏。但公審「四人幫」時,法庭上向黃永勝出示這封信時,黃永勝說看到了。我心裏想,黃永勝可能緊張,一是他確實看到過這封信,另一種可能是,總理給他看過這封信,他沒說清楚,是於新野、周宇馳給你看到過,還是總理給你看到過?沒交代清楚,我也沒法斷定。我們搞了那麼久他都不承認。

那時認為吳法憲態度最好,林彪給他交了底啊,飛廣州啊,等等,說得很清楚,毛主席決定要寬大吳法憲,給他找房子。我找了,馬寅初的房子準備給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後還有個問題讓他交代,他說的含含糊糊。後來就沒有給他那個房子。毛主席說吳法憲可以突破,一問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經問完了,要走的時候他說:還有個問題要交代!李作鵬,總理問他,山海關機場已經通知了,不准起飛,你為什麼要他起飛?為什麼修改了總理指示?邱會作也沒交代什麼問題。

審訊黃吳李邱時,南逃問題沒搞清楚,黃吳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我那時沒搞清楚,審訊「四人幫」時也沒搞清楚。

「九一三」以後,從毛家灣查到一個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內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內團結和相當於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為了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現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並盼主席能找總理談一談,由總理採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後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後(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塗的人和冒險家採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混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了以下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實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後,現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應為中央政治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判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至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或相當於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令,如果他們借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令,則其本人應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決不可託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東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第四,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宜調往別處,換一個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

我想,為了防止萬一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關於第一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佈,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複向士兵傳達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後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幹部。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儘可能免除副作用的發生。

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麼時候有時間,請約我一談。

此致

敬禮

話也打不出去了,那麼要毛主席面授機宜才執行,現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機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給你衛戍區面授機宜你得執行呀,不執行馬上把你抓起來幹掉,換一個人,叫你抓誰你抓誰,這樣一來,衛戍區部隊在他手裏緊緊掌握著,毛主席要是通過了他就掌握了衛戍區,說是「防止野心家搗鬼」,這樣一個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給士兵兩三個月傳達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況他是第一副主席,黨章上寫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機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馬上把你幹掉,這就不是亂令了。用這個辦法掌握衛戍區,倒真是個高明的辦法,比請吃飯、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報告了他就暴露了,還真沒有好辦法對付他。但他沒有送到毛主席那兒,他知道毛主席是個敏感的人,送給毛主席誰知道會怎麼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會不會露馬腳呢?他感到沒把握,才沒有上送,都已經抄清了呀!看來林彪這時候想的點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衛戍區控制起來,必要時他來“面授機宜”,讓抓誰就得抓誰,這不能說不厲害。

林彪這個人很動腦筋。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狀態,他是在想什麼。他想的問題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來,不捉、不捕、不關、不殺,十年不變,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動,他對能否騙得過主席沒把握才沒送。

這個材料很重要,廬山會議後林彪看到已經搞到黃吳李邱頭上、搞到葉群頭上,已經搞到他頭上了,他要想什麼辦法解救危局,這個辦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動和心理狀態。這不是一天想出來的,是深思熟慮,反反覆復,抄清了以後還擱三天,考慮送還是不送,最後決定不送,因為沒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餡兒了。這個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級政治生活的內容,動腦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處。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張國燾(左起)與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在延安的合影(資料圖)

張國燾在武漢宣佈脫離共產黨,各報刊著實熱鬧了一陣之後,漸漸平靜下來。蔣介石對張國燾的投靠,開始也高興了一陣,他囑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副局長戴笠照料一切。戴笠把張國燾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樓里,並委託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

大約在1937年五六月間,楊子烈和妹妹楊子玉帶著張海威從延安來到武漢,全家再次團聚了。

張國燾逃離陝北時,沒有告訴楊子烈。當楊子烈得知張國燾在武漢脫離中共的消息後,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毛澤東提出要求,要到武漢找張國燾。在得到批准後,楊子烈一行先從延安到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楊子烈痛哭流涕,聲言要去勸說張國燾回來。辦事處的同志還想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說,沒什麼可做的了,她連孩子、行李都帶上了,要去武漢勸說,何必帶這些呢明擺著要走嘛!楊子烈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後,周恩來同她談話,希望她勸說張國燾,不要對黨做得太絕了。楊子烈表示同意。周恩來派邱南章把楊子烈姐妹和張海威送到了張國燾的住處。從此,楊子烈也是一去不復返了。

過了不久,張國燾託人捎口信到江西萍鄉家中,要其母親到武漢來團聚。在其四弟張國傑的護送下,母親來到了武漢。張國燾的母親知道大兒子喜歡吃家鄉風味的飯菜,還帶了一位廚師來。母子久別重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張國燾還對弟弟說:以後你什麼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要搞政治,政治場上是非多。

張國燾正式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的工作

張國燾投靠國民黨之後,蔣介石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蔣介石曾派陳立夫同張國燾談話,問他願意做些什麼工作張國燾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創辦一種定期的民辦刊物,從思想理論上揭發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喚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覺,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資金,希望政府給以接濟,並高度保密,否則非失敗不可。對於張國燾的這一想法,蔣介石因另有打算,沒有同意。

這時,國民黨的一些特務組織也對張國燾頗感興趣,希望能從張國燾的口中得到有關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報以及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線索。CC系陳立夫、陳果夫很想讓張國燾去工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也說需要這樣的人,胡宗南、康澤等也向蔣介石請求,讓張國燾到他們那裏工作。一時間,登門者絡繹不絕,張國燾有時不得不跑到蔡孟堅家去「避難」。但是,蔣介石對於這些部門的請求,都沒有答應。

武漢失守前,張國燾應廣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觀光。張國燾攜一家老小前往。在桂林的一天晚上,母親向張國燾講述了自他離開家鄉以後的家境,引起了張國燾的共鳴。他對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為深感後悔,對自己的前程感到茫然。

張國燾

在張國燾到達桂林的第三天,廣西的《建設》雜誌全文刊登了共產國際批准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張國燾看到後大為喪氣,認為是在戲弄譏嘲他,於是掃興離開桂林,轉赴重慶。

到重慶以後,蔣介石給張國燾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蔣介石在接見張國燾時,指著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氣地說:我想請張先生給他幫幫忙。就這樣,張國燾正式參與了國民黨特務組織「軍統」的工作。蔣介石還委任張國燾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但這只是一個空頭銜。

張國燾到軍統後,受到戴笠的重視。他主持所謂「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擔任研究室的少將主任。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策反中共人員出謀劃策。他還主辦所謂“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為國民黨訓練特務,專門從事反共的特務活動。曾任軍統總務處長的沈醉後來回憶說:

戴最初對張國燾寄予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張肯賣一點氣力,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辦一個訓練班,由他來培訓一批專門人員,戴笠馬上挑選各訓練班畢業學生中最優秀分子送去給他訓練。他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計劃辦理。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這時張國燾不僅是戴笠宴客時座上最受歡迎的佳賓,也是戴笠引為最得意的部屬。他每次請客準備邀張國燾去參加時,往往先告訴他的朋友,並且用很驕傲的口吻先向朋友們介紹說:「明天你來吃飯時,便可以看到共產黨裏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張國燾雖然為軍統培養訓練了一大批專門對付共產黨和邊區的特務,但是能夠派出去的並不多。沈醉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個訓練班的學生雖經戴笠親自挑選,又由張國燾親自主持訓練半年,但訓練期滿後,經過張等考核,認為適合派往邊區打進延安的還是不多,具體數目我不清楚。聽說經過挑選,只有極少數的人派往張所領導的幾個‘策反站’去工作,其餘大多數派在蔣管區內的一些重要兵工廠擔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數經過嚴格挑選出來的特務,派出去後也收效甚微。既打不進去,也拉不出來。戴笠想在延安設立一個延安站或延安直屬組,張國燾用盡了一切辦法,始終沒有搞成。張國燾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區請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幫助進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防區活動,結果不僅沒有效果,反而連去的人也沒有回來。最後只能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漢中設立一個特別偵察站,在榆林設立一個陝北站,在洛川設立一個延安站,並且沒有多少作用。由於訓練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辦了兩期便停辦了。

張國燾的工作不見成績,不禁使戴笠大為惱火

張國燾在軍統期間,還接應過個別的共產黨的叛徒。1939年,原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何畏叛變。在張國燾叛黨之前,何畏緊跟張國燾,犯過嚴重錯誤。張國燾叛逃後,何畏步他的後塵,投奔國民黨,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扣押。在被扣押期間,何畏致函張國燾求救。張國燾拿著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將何畏接到重慶來共商反共大計。戴笠雖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將何畏釋放。何畏見到張國燾後,也做起了國民黨的特務。

張國燾還現身說法,勸說一些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叛變,但常常不能如願。沈醉曾回憶說:

我親自聽到張國燾勸說過一位1942年在重慶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黨員。張國燾一開始就作自我介紹,使得對方為之一驚。接著他就用連他那樣有很高地位的「老黨員」都不再當共產黨而願投向國民黨等等一套無恥讕言,要求對方考慮。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黨員用很堅決的口吻回答說:“我不能這樣做,死又有什麼可怕!”張國燾最後也只好老著臉皮說什麼“我是為了你好,你再仔細考慮考慮”。然後,他灰溜溜地走開。

當然,這位堅貞不屈的英雄,最後成為革命烈士。

蔣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張國燾這個「帶頭羊」,對中共進行大規模的策反工作,但張國燾到軍統後的工作令他們大為失望。本來,蔣介石對張國燾這樣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個請示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戴笠根據這一批示,提出了軍統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則:“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軍統內部,設立了督察室防奸股,專門監視中共叛徒的活動。特種政治研究室的秘書黃逸公,就是被派去監視張國燾的。

張國燾的工作不見成績,不禁使戴笠大為惱火。他有一次說:「校長(指蔣介石)對張來投靠,以為對延安是致命的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使我對校長難以交差。」這樣,張國燾在軍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沈醉回憶當時張國燾的處境時說:

這時戴笠開始對張國燾冷淡起來了,原來交給他辦的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也在辦了兩期以後停止,畢業的學生也無法按計劃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無成績,慢慢都撤銷了。張國燾再也不受歡迎,半年、幾個月都見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見到了,不是被當面諷刺幾句,就是被嚴厲地訓斥一番。有次不知道是為了一個什麼問題,戴笠對張國燾答覆他的詢問不滿意,便暴跳如雷地拍著桌子罵張。張走出來時,表現出垂頭喪氣的樣子。我進去問戴:「什麼事又發氣-」他沒有正面答覆我,只余怒未息地說:“這傢伙(指張國燾)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這樣可以對付得過去!”從那次以後,張國燾怕見戴。局裏對張的一切優待,慢慢改變了,過去給張的一輛專用汽車也取消了。……以後幾年,張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氣。根據和張一起工作過的秘書黃逸公和張國燾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訴我說:戴笠罵張國燾不肯為軍統賣力實在有點冤枉。他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成績來。

失寵之後的張國燾:無計可設無公可辦

失寵後的張國燾已沒有往日的威風,有時出門辦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車。童小鵬這樣記述了他在公共汽車上偶然遇到張國燾的情景和感想:

1939年冬的一天,我從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走到化龍橋搭公共汽車進城,一上車就看到在車尾角角里坐著張國燾,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鏡,穿著一件黃色風衣。我開始以為看錯了,但越看越像,沒錯。這趟車是從磁器口開到重慶市區的,大概是對特務們講完課後回到軍統去的。我心裏暗自好笑。想起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當「張主席」時,從不走路,總是騎馬。長征過草地時,還是一人兩匹好馬換著騎,兩匹大騾子給他馱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雖然還沒有小轎車(當時只一輛華僑送的救護車供毛主席專用),但也同朱總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樣,可以坐在卡車前頭去開會,是當時的最高待遇了。而現在居然和我這個小幹部一樣搭破爛的公共汽車了。

在重慶期間,張國燾還通過同鄉甘家馨的關係,認識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經朱家驊推薦,張國燾被聘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張國燾無功受封,引起特務們的嫉妒和不滿。張國燾在這裏仍是沒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無可奈何地感嘆:我“無計可設,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

有一次,朱家驊要張國燾轉交給此時掙扎於貧病交加之中的陳獨秀一張5000元的支票。對於這筆在當時是數目相當可觀的款子,陳獨秀拒絕接受,託人退還給了張國燾。對此,張國燾也無可奈何。

張國燾越來越沒有多大用處了。1940年底,蔣介石安排張國燾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共中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多次指示在重慶的周恩來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張國燾的參政員資格,否則,中共參政員將不出席會議;如國民黨方面尚願顧全國共合作,「可令張國燾自動撤銷參政員」。12月7日,周恩來致函張沖,要他代向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聲明,中共不同意張國燾和葉青(微博)出席國民參政會,並將意見轉達蔣介石。由於蔣介石的堅持,1941年3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張國燾仍被安排參加會議,當了參政員。後來,張國燾又連續擔任了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於他是中共的叛徒,為一些參政員所不齒。遇有共產黨的參政員,他總是躲避一邊。因此,他在參政會裏也沒有什麼作用,“無政可參”。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國燾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召見張國燾,讓他草擬一個管理全國糧食和一般物價的方案。張國燾到處搜集材料,連熬幾夜,寫出一份洋洋萬言的方案。送給蔣介石後,就沒有下文了。

戴笠乘坐的飛機機毀人亡張國燾另謀出路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寧縣板橋鎮戴山,機毀人亡,軍統也準備改組裁員。不久,軍統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張國燾也趁機另謀出路。他通過同鄉、時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局長的熊式輝,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推薦,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和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張國燾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擠。原來,當年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與田頌堯、王陵基交戰川北。田、王損失慘重,大敗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劉湘撤職,拘禁數月。如今,張國燾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王陵基舊恨難消。於是,他讓部下對張國燾冷嘲熱諷,蓄意刁難。不久,張國燾不得不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張國燾在上海閑居了將近兩年。在這兩年中,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經過1年的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僅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從1947年7月開始,轉入了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域。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也興起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南京國民黨政權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張國燾籌集了約一百二十兩黃金的經費,在上海施高德路辦起了一個創進周刊社,出版《創進》周刊。這個周刊社的成員是臨時湊起來的,總編輯是鄭學稼。開始,《創進》周刊並沒有受到國民黨的重視,所用紙張都是以市價購進。按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規定,凡從事反共宣傳的報紙雜誌,按月分配官價紙張。後來,張國燾託人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少谷說情,《創進》周刊社才得以配給官價紙張。

《創進》在代發刊詞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現,標榜自己是講「老實話」的,但在實際上,它不過是為國民黨捧場和進行反共宣傳的工具。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治、軍事危機,《創進》周刊發表文章,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出來挽救危機。在一篇題為《門神救國論》的文章中,把蔣介石發動內戰比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政權,鼓吹:「只要有一個像曾國藩那樣氣魄與做法的人,出面號召,決定可以完成救國使命的。」文章甚至說:誰能充當“現代的曾國藩”,“誰就是現代中國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身上,吹捧說:“近來蔣經國在上海執行新經濟政策,有聲有色,人人喝彩。”“現實環境正需要這類人,才能有所作為。”蔣經國對於“戡亂建國大業,已然可以勝任愉快的”。

《創進》周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共產党進行了大量的攻擊。文章誣衊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於俄國人向東亞的發展,大有害於中國民族底獨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擾亂社會底秩序,嚴重地戕害國民經濟生活。”在對中國共產黨竭盡誣衊之後,《創進》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據這些理由,共黨的暴亂是必須遏止的”,必須“戡亂”。當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的時候,《創進》周刊仍在吹噓國民黨軍隊,說:“中共軍事力量雖日在進展中,但中共若想進行一次嚴重的陣地戰,政府還是能夠抵擋,而且還是能夠勝利的。不管政府軍隊中有何種的弱點,但它至今尚未最終失去這個能力。”

但是,戰局的發展卻不像《創進》周刊的文章所說的那樣,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國民黨的統治大勢已去。

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官員紛紛逃往台灣。張國燾也驚恐不安,考慮自己的退路。這時,蔣介石指示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要儘可能不讓中共叛徒去台灣,要勸他們留下。原因是共產黨勝利了,中共叛徒決不會再死心塌地跟著國民黨走,讓他們去台灣,只能增加負擔。蔣介石還特別指示毛人鳳,讓他勸說張國燾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鳳在上海家中請張國燾吃飯,邀沈醉作陪。飯後,毛人鳳還在重複他們談話的主題:希望張國燾留在大陸,並說明這是蔣介石親自決定的。張國燾聽了立即表示:他已考慮過了,現在再也不想幹什麼,只希望到台灣山明水秀處當老百姓,寫一點東西。毛人鳳則再三勸說張國燾,說經過多方面分析研究,共產黨來了決不會殺害他,留下便能在共產黨內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這比去台灣的作用大得多。張國燾低頭沉思了幾分鐘後,慢慢地抬起頭來,用低沉的聲音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他們來了,決不會置我於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總是要面子的,我實在受不了。就這樣,毛人鳳同張國燾的談話不歡而散。張國燾走後,沈醉問毛人鳳:為什麼要讓張國燾落入共產黨之手呢-毛人鳳回答說:過去他就沒有做出過什麼,讓他去台灣還能做出什麼呢-如果他不願意留在大陸,台灣是不會歡迎他去的。

張國燾沒有聽從毛人鳳的勸說。他把《創進》周刊停刊,於1948年11月攜全家去了台灣。他當時或許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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