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
憶廖公（廖承志） 本文摘自《文匯讀書周報》
資中筠的新著《不盡之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作者追憶往事的一些文章。冀朝鼎、廖承志、宗璞、袁同禮、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海倫·斯諾，以及作者在清華園讀書、在胡志明家做客、與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同台演出、1950年代的印度等人與事、地與物，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傳奇人物。關於他的顯赫生平、傑出的貢獻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種傳記和無數文章，還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輪不到我來贅言。只是因為他的諸多職務中，也包括「和平運動」和「亞非團結運動」的實際主要負責人，幾十年來，我在工作中與他接觸較多，有幸多次隨他出國開會，而且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還見過幾次，所以有一些近距離的體驗。他是我所接觸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豐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稱性情中人。本文所敘只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見廖公約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那時在我工作的圈子裡，不論老少都已稱他為「廖公」（其實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只有周恩來總理稱他為“小廖”。我的印象，他與“道貌岸然”絕對無緣，大多數時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找點題目開玩笑。下級向他彙報工作，他也常常沒正經話，有時拿腔拿調地學著他（她）的口吻說話，而且常給人起綽號，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學著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腔調叫他“梁兄”，從不叫名字。開會時他似乎在筆記本上記錄，實際是在畫人物漫畫，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幾筆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現在動輒說某領導人外語如何如何，實際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過重要談話他還是願意通過翻譯。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輕時以反應快見長，所以我跟著他的時候居多。他對內對外從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辭彙，在爭論時談鋒犀利，沒有虛詞和教條，而又幽默風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歡他。哪一次會議“Mr．Liao”沒有來，他們都會有點失落。
英國「和運」的一位領導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貴族世家蒙塔古之後，又是英共黨員，還曾是國際乒乓球聯合會主席。他長得人高馬大，肚子尤為突出，與廖公比較熟，也是廖最喜愛畫的對象，側面、正面像都十分傳神。在中蘇分歧已經難以彌合而尚未公開化之時，英共是站在蘇共一邊的，蒙氏常為蘇方做說客。有一次小組會上，蒙塔古站起來發言，滔滔不絕，廖公剛好坐在他對面，低頭在本子上畫，等蒙塔古講完一落座，廖公站起來，人家以為他要發言，他把手中剛畫的蒙塔古畫像舉起示眾，惹起鬨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發言，代替了一本正經的表態、爭論。
還有一次，休息期間，蒙塔古來找廖公談問題，廖公先送給他一張他的漫畫像，大肚皮很誇張，相與哈哈大笑，接下來談很嚴肅的話題。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過比蒙塔古矮一頭，小一圈，他就一邊聽對方講，一邊輪番撫摸自己的和對方的肚子，似聽非聽。蒙塔古偶然說漏嘴。用錯一個詞，廖馬上抓住，重複一遍，大笑說：「哈哈！我們的蒙塔古同志竟這樣說！」弄得對方很尷尬，急忙辯解、更正。一忽兒，休息結束，重新開會，廖公向他頑皮地擺擺手，回到座位上。結果一場嚴肅的談話不得要領而罷。蒙塔古是蘇方授意來就與會議有關的某個問題說項，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對。中方既不能同意，又還沒有到公開反對蘇聯的時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罵中把他給打發了。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開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對英、法等西方國家人士，而且是比較熟悉的。對第三世界的代表，態度就不一樣，人家來談，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會玩笑對待之，不論是否能滿足對方要求，總是以誠懇、平等的姿態對待，耐心解釋。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總是趨向於靈活、務實，在總的氣氛向左時，他交代工作時率多強調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說不要顧慮別人說你「右」傾。對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對日工作時，嚴格把日本極右派與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區別開來，依靠幾員“知日派”得力幹將，對日本人做了廣泛的團結工作。
但是在中蘇交惡後的「反修」鬥爭中，對待蘇聯，他是當仁不讓的。我感覺他對蘇聯早有意見，在“牢不可破”時期，我見到過私下流露對蘇聯的微詞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們都不滿意“老大哥”的頤指氣使，而且對有些政策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我聽廖公說過，過去在延安時，“我們”追隨蘇聯的政策，做過不少錯事。例如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蘇聯誣陷為“國際間諜”，驅逐出境後曾想來延安（她第一次訪延安後，曾寫過盛讚延安和中共的文章，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個隱蔽的因由），遭拒絕。她回到美國，當然為主流社會所排斥，而美國左派也追隨莫斯科，不接納她，使她處境十分孤立、極端困難。
當時在延安新華社工作的美國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牽連，也被打成「特務」，中共根據蘇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獄。廖當時是新華社負責人，親自經手辦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國妻子也只好離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時，說自己幹了一樁“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經歷，對於中共與蘇共的歷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開批評蘇聯，他不大需要“轉彎子”。
他儘管開會時總似不大專註，但是在關鍵時刻，反應很快，做決定、下指示都是當機立斷，很少猶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斯德哥爾摩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第一次退場以抗議蘇聯代表對民族獨立運動的講話，標誌著中蘇在「和運」中公開決裂，就是他帶的頭。我當時從後面的翻譯箱中望見中國代表團的座位，只見廖公忽然摘下耳機，往桌上一甩，站起來就走，整個代表團連忙跟著都起身走出了會場。這是先斬後奏，“退場”並不在出國前的“預案”之中，不過中蘇爭論已經公開。後來那位蘇聯代表那次講話被當作蘇聯“污衊民族獨立運動”的例證寫入了中蘇公開論戰的《九評》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體問題的是非，又當別論）。事後他和劉寧一（代表團另一位領導）一起，半開玩笑地告誡中國團員說：“退場可不能輕易退，你們以後可別開會開膩了就退場，好回旅館打橋牌，那可不行！”我體會，這裏進退的掌握，也是一種藝術。
他一生經歷無數驚濤駭浪，聽他閑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講革命經歷、戰鬥故事。只自稱是「國際坐牢專家」：外國的、中國的、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監獄共坐過七次：日本三次，荷蘭一次，國民黨兩次，長征路上做張國燾囚犯一次（後來「文革」期間為周恩來特殊保護軟禁五年，他自稱算“半次”），幾番九死一生。記得他講過在張國燾那裏當囚犯，本屬於被殺之列，是他的畫畫才能救了他，張需要他畫宣傳畫，才暫時留他一命，銬著手銬走長征路。後來周恩來到張國燾那裏，巧妙地把他救了下來。
他在兩個人面前決不敢頑皮，一位是他的母親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對母親照顧備至，執禮甚恭。一位就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他特別嚴格，真像對晚輩一樣，隨時耳提面命。
有一次為斯特朗祝壽的宴席上（赫魯曉夫為斯特朗平反後，1958年斯特朗來中國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為她舉辦生日宴會，而周總理每次都親自參加），周總理在談話中提到當天從《參考資料》上剛剛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轉身問“小廖”，看過沒有。廖答稱還沒有來得及看。周立即不悅，嚴厲地說，這樣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時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國雜誌？接著轉向經普椿說，以後你注意給他床頭放點正經的材料，把那些雜誌拿走。經普椿說，我管不了這個。周說：你怎麼能不管這個，難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聽著。我覺得周總理對廖特別嚴，正是對他特別信任和看重，愛之深而責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學生，挨批評以後，回頭向別人吐吐舌頭。
還有一位與廖關係非同一般，廖對她絕對尊重的人是宋慶齡。我沒有親見過他們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聽說只有廖是能隨時登門見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後來，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大概廖成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間廖公也被“打倒”批鬥，對宋是一大打擊，據說從此她閉門不見任何人。
廖公的確喜歡廣為閱讀外國報刊書籍，出國時常讓人「弄」些來看。我第一次知道《洛麗塔》這本書，竟是從他與旁人談話中聽到的。那時他們談起來神秘兮兮的，我雖不知內容，但聽得出是禁書。多年以後，此書正式傳入中國，想起剛出版時廖公就已看到，才體會到他是如何“開放”。
「文革」開始以後，我再次見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的第一任妻子）訪華之時。他是海倫點名要見的人之一，安排與她吃了一頓飯。多年不見，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較憔悴。但是一開口說話，神情依舊。海倫見到他第一句話就是：“啊，你還活著，真好！”他哈哈大笑。後來還向別人說，這位夫人有個特別的問候方式，就是“啊，你還沒死”！那次只敘舊，不談時事，海倫很興奮，話比較多。她見他活著就滿意了，卻沒有問他這幾年的遭遇，這樣，廖也就避免了對「文革」講違心的話（當時對海倫-斯諾的接待方針之一，就是要讓她“理解”「文革」）。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國做訪問學者，那是中美開展學術交流之初，雙方都很重視。那時我國在對外關係中還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條，我自己其實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過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礎，這次有機會在美國獲得感性知識，並比官方派出的人員行動自由一些，接觸面更廣泛，了解實情更多一些。不免對中美關係乃至我國整個對外關係有一些新的認識，對我國的慣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過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輕，如果有什麼“建言”，通過正常途徑，是很難衝破層層關卡上達的。我當時能想到的、夠得著的，而又估計能聽得進我的意見的，就是廖公了。所以，我暗中決定，在1983年夏結束訪問後回國，就設法求見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不料，就在我回國前，順訪加州，住在中國問題專家何里漢(Harry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訴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傷久之。我失去了一個再見他的機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這樣的人物是特殊歷史的產物，不可能有來者，他才七十五歲，不能算老，在中國剛剛開放的關鍵時刻失去這樣一位人物，其損失是難以彌補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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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11月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合影。前排右一為王明(資料圖)
塵封66年的14件文獻，揭開「王明中毒事件」之謎
王明以「到蘇聯治病」為由，於1956年2月抵達莫斯科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國。自1969年開始，他陸續在國外發表一系列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將1971年寫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以及1974年寫的《“孤僧”的命運和毛澤東的十大》四篇文章彙集成書，取名《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1975年由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報》中文版全文連載了此書。
1980年12月，由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王明的《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一書翻譯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於1981年2月內部出版，僅「供中央領導同志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參考」，並在中譯本的出版說明中強調：“在這本書中，王明堅持反動立場，顛倒是非，造謠誣衊，對我黨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對我黨一些領導人惡毒地進行攻擊，千方百計地為他過去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狡辯，充分暴露出他的醜惡嘴臉。”
《中共五十年》可以說是王明反動立場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該書第二編第五節《蓄意毒害王明並摧殘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謠誣衊，對延安整風時期的所謂「王明中毒事件」進行惡意歪曲，攻擊毛澤東強迫他住院治病，“然後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醫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藥物逐漸毒害”他。該書出版30多年來，在國際上造成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其不實之詞嚴重醜化和貶損了中共和毛澤東的形象。
幾十年來，史學界一直沒有找到駁斥王明誣陷毛澤東的確鑿原始史料。令人驚喜的是，筆者最近從民間收藏者趙景忠手中發現的當年中共中央調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為可以澄清這一史實的最確鑿、最有力的證據。這批原始文獻主要有：
一、1943年6月14日的《關於王明患病經過及診斷治療的討論》，大32開，9頁。鉛筆記錄稿。參加者主要有：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時任中央醫院院長)、魯之俊(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馬海德(時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外籍專家)、王斌(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校長)、李潤詩(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小兒科主任)。
二、1943年6月30日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16開，連封面共15頁。圓珠筆記錄稿。此文件封面註明「李部長存查」，為李富春存查的原始材料。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也曾提到這份會診記錄。他說：“會診結論寫了兩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文件由李志忠記錄，7月7日整理好。文件後面並附貼有用鉛筆在64開左右的紙上抄寫的“畢道文的意見”，共3面，2頁。
三、1943年8月6日的《委員會記錄》，5頁，大32開。鋼筆記錄稿。清楚標明到會人員有：劉(劉少奇)、任(任弼時)、康(康生)、鄧(鄧發)、李(李富春)、克農(李克農)、連暲(傅連暲)、王斌、鶴峰(王鶴峰，當時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魯言(廖魯言，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科長)、一新(陳一新，原名陳紹燧，王明的遠房弟弟，時任王明秘書)、金醫生(金茂岳，畢業於齊魯大學醫學院的醫學博士，時任中央醫院婦科主任、王明的主治醫生)。
四、1943年8月的《有關王明患病經過的報告》，16開，5頁。毛筆手書。應為王明的妻子孟慶樹所彙報。
五、1943年8月14日，主治醫生金茂岳寫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即檢討書，16開，2頁。毛筆手書稿在該信首頁右上角寫有「弼時少奇及委員會同志閱」字樣，應為康生手書。
六、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12頁，16．7cm×29．2cm。圓珠筆手書。
七、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16開，5頁。鋼筆手書。文末有傅連暲和石昌傑(時任中央醫院黨支部書記兼副院長)的簽名。
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兒子)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
十、1944年7月5日孟慶樹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慶樹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1617。
十二、1944年11月10日明明在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1張，檢驗號為1619。
十三、1944年8月31日的《會診記錄》，2頁。鋼筆記錄稿。背後附有王明、明明和孟慶樹的化驗報告數據抄件。會議由傅連暲主持，阿洛夫(時為中央醫院蘇聯專家)、李潤詩、李科長、王校長(王斌)、魯部長(魯之俊)、陳教員(陳應謙，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教員)、何主任(何穆，時任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是畢業於法國耶魯士大學的醫學博士)參加，記錄陳仲武(當時在中央醫院、中央門診部從事醫療和教學工作，並協助傅連暲參加中央領導的醫療保健工作)。
十四、1945年7月29日的《王明同志檢查結果》。2頁。鋼筆手書。此件有2份。由周澤昭(時任中國醫科大學外科教員)和陳仲武抄存。其中一份有用毛筆書寫的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王校長(王斌)、史副校長(史書翰，時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魯院長（魯之俊)、陳教員(陳應謙)、黃主任(黃樹則，時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務主任)、李主任（李潤詩，當時請了病假）、馬顧問(馬海德)、蘇部長(蘇井觀，時任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衛生部長)、曲主任(曲正，時任中國醫科大學教育長)。下有他們的簽名。
中共中央專門成立調查委員會，認定屬醫療技術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診斷：根據王明同志全部病歷研究，原只有心臟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瘡，在治療過程中，因為藥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為主，以致全身衰弱並存在下列各種病變，即：慢性膽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輕度腎炎、自主神經失調、多發性神經炎等。
受當時延安醫療條件和藥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療過程中，因為甘汞的副作用導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慶樹為此致信中央，告發金茂岳是國民黨特務，要毒害王明。
當時整風運動剛剛開始。對此，中共中央立即組成了調查委員會，審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李克農等親自參加調查。從他們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這個調查委員會的規格之高，可見中央對王明的身體健康是極其重視的，尤其在出現輕微汞中毒後更是提高了警惕，對此專門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作徹底的調查。從調查記錄上可以看出，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都親自對金茂岳進行了仔細的審查問訊。
從1943年6月30日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員會記錄》中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人審查問訊金茂岳的現場記錄，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為金茂岳在治療當中疏忽造成了醫療技術事故，完全是藥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從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會診經過的所有記錄，同樣表明王明中毒是藥物的副作用，屬於醫療技術事故。
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等人對金茂岳進行了審查問訊。金茂岳由主治醫生變成了「被告」。之後，金茂岳專門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長，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刻檢討。他說：“我再誠懇地向黨坦白地講，我沒有一點意思來用藥毒害我親愛的王明同志，也沒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誘、威脅等等，及利用紅十字會而來害王明同志及破壞黨、破壞邊區的情形及行動，這完全是因葯發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葯來治發生中毒現象，當時認為病的發展錯下去的……”
在第四次會診時，王明表示仍要主治醫生金茂岳主治
在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風時期患神經性心臟病確是事實，從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醫院住院治療。
對於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組織了傅連暲、李鼎銘（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魯之俊、史書翰、李潤詩、侯建存(時任中央醫院兒科主任)、魏一齋(時任中央醫院醫務主任)、曲正、金茂岳、黃樹則以及外籍專家畢道文(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醫學院的印尼華人，時為中央醫院專家)、馬海德和蘇聯派來的醫生阿洛夫等，參與護理人員包括朱仲麗(王稼祥夫人)、郁彬、劉正繪、王心、潘莉、樂豐、紀敏、寧克、奕朴、李堅、張萬露、周易等十多人，幾乎動用了延安最好的醫療專家和護士。
住院之前，醫療專家們曾在楊家嶺為王明會診過2次，住院後會診過7次。王明當時因為心臟和扁桃腺發炎住院後，又出現了便秘和卡達黃疸。根據當時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主治醫生金茂岳在靜脈注射葡萄糖的同時，使用了清瀉藥物甘汞。治療幾天後病情有所好轉，但因為醫生、護士之間沒有認真檢查，導致服用甘汞時間多了幾天，病情又有反覆和加重的趨勢。
傅連暲說，在出現輕微中毒後，會診專家決定由李鼎銘用中藥醫治。當「徵求王明同志的意見是否改變主治醫生」時，“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約是在肝發炎的時候)”。而且“王明同志與小孟剛入院時，對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僅誣衊毛澤東指使金茂岳陷害他，還編造了金茂岳在確診中毒的「陰謀敗露」後跪在孟慶樹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節。上世紀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檔案館同志採訪時，曾詳細地回憶了王明在延安整風期間患病和治療的經過。《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3期以《關於王明治病和出國的材料》為題發表過這次訪問的內容。
當金茂岳聽來訪者讀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編造其跪在孟慶樹面前痛哭流涕的情節時，時年80歲因患腦血栓癱瘓在床的他，費力地欠起身子說：「王明放屁!混蛋!沒的事!」“那時候王明是教條主義者，我根本不知道!”“'雙十二（西安事變）'連蔣介石都放了，說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王明住院規格高條件好，孟慶樹發牢騷態度差
在傅連暲和石昌傑1943年11月11日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王明住院的條件和規格非常高，醫護人員都是精兵強將，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麼買什麼，一切費用都是實報實銷」。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個窯洞外，還有三間平房。在他住院期間，大家都覺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藥品(如割扁桃腺時的藥品等)及醫生、護士、生活等問題無不滿足他的需要。關於孟慶樹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時，所有醫生、護士都覺得她表現不好，這表現在她常常發牢騷(另有材料)，與王明同志經常吵嘴，常常影響到王明同志的病不好。對於醫生、護士的態度也不好，特別對於護士看不起，把護士當傭人使用，沒有一個護士不背後議論她的。(當時)護士們好多都不願意在王明同志處工作。有一次，陳一新同志來調查小孟在醫院表現，與小孟當面談過後，小孟即與王明同志講了。王明同志也責備過她對護士的態度是不好的。結果，她與王明同志大吵一頓，一天不吃飯，三天不去照顧王明同志。這是我們記得起的一些主要問題。」
報說：「如有此機會，你可順帶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這次蘇聯來延飛機去蘇治病。此間亦經過聯絡參謀向國民黨交涉，如得許可，蘇機當可照辦。」
1943年11月15日，孟慶樹本人也致信任弼時、李富春並請轉毛澤東及中央各位同志，極力否認她說過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為的話，並說：「我再一次地以十萬分的熱忱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為了給王明同志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無論在醫藥生活方面和對金大夫問題處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而且富春同志還經常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同志買葯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關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間了，將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繼續愛護之下，王明同志還有恢復健康重新為黨工作之可能，並將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領導與幫助之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顯然，這與30多年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說法大相逕庭。
珍貴文獻出自康生家，填補中共黨史文獻研究的空白
綜合以上文獻，參考有關史料，筆者經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時期患病情況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誣衊毛澤東「蓄意毒害王明並摧殘他的健康」的讕言。
據收藏者趙景忠介紹，這批文獻上世紀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屬曹軼歐之手，系延安整風時期負責調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或許是出於政治目的，康生隱藏了這批重要的調查材料沒有上交中共中央，使得毛澤東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誣衊長達30多年。這批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在新中國成立60年前夕重見天日，使得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編造的謊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撲朔迷離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
筆者認為：這批重要的史料，系統、完整、原始、權威、翔實地記錄了中共中央對「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經過，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極高的歷史價值。
上述史料的收藏者趙景忠希望能將這批珍貴文獻轉讓給國家有關收藏單位。此前，趙景忠已先後兩批向國家圖書館轉讓和捐贈缺藏的革命文獻共計450餘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