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爾特《中國行日記》
沒有人能擋住你胡思亂想
1974年，羅蘭·巴爾特（通譯羅蘭·巴特）來到了「文革」中的中國。三十多年後，他的《中國行日記》在法國「出土」，中文版今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當時中國大使館正式邀請羅蘭·巴爾特訪華，旅行者自付費用，官方旅行社安排行程，旅行為期三周。巴爾特一行受到邀請，大概因為他們是當時法國有名的左派，而且還是毛派。估計大使館知道一點巴爾特在歐洲思想界的影響，但未必有興趣或者有能力讀他的《零度寫作》、《神話研究》、《S / Z》。他們應該聽說過他是符號語言學家，但他們還知道他是個煙酒之徒、是個對漂亮男臀津津樂道的龍陽愛好者嗎？對此他們可能一無所知。當時各界的八卦情報能力沒有今天這麼強大。
他後來讓各方面都有點失望。法國的一般輿論以為，他訪華回來，會像訪蘇歸來修正對蘇聯樂觀看法的紀德一樣，修正他對中國的看法。結果他訪華後撰寫的《中國怎麼樣》，角度婉轉，不討論政治，相當善意地表達了對當時中國的理解——或者說不理解。而中國的「文革」領袖，如果企圖影響、教育這些西方的左派，他們會更灰心。這本有趣的《中國行日記》告訴讀者，從第一天開始，巴爾特從本能到理性，都極度厭惡那套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
巴爾特把這些陳詞濫調學術化地稱為「磚塊」、「俗套」、「多格扎」，以此指稱毫無生氣的政治化語言的修辭、句法和結構。進入中國之初，他幾乎被這樣的語言環境窒息：「所有信息的完全封閉，性政策的完全封閉。最為驚人的是，這種封閉是成功的，任何人，不論他逗留的時間長短和條件如何，都不能成功地在任何一點上突破這種封閉。」「就我個人來講，我無法在這種激進主義、這種狂熱的連續性、這種強迫性和偏執狂的話語中生活。」「沒有任何偶遇事件、皺痕，沒有任何俳句，細微差別何在？乏味嗎？就沒有細微差別嗎？一周以來，我沒有寫作的激情，沒有寫作的快樂。枯燥，乏味。」
這場旅行從頭到尾足足二十四天。二十四天以後，巴爾特並沒有精神崩潰嚴重抑鬱，甚至連開始常常提到的偏頭痛都消失了。道理何在？這本書給我的樂趣，就是仔細閱讀後自以為發現了巴爾特自我拯救的秘密：別人能限制你胡說八道，可是沒有人能擋得住你胡思亂想。胡思亂想是戰勝乏味專制的小李飛刀。
巴爾特是基情四射的同性戀。1974年的中國行，環境封閉，他的內心卻越來越放蕩，他的旅行注意力，越來越投向人的身體，投向與情慾關聯的事物。正是這種以內抗外取得的平衡，維持了他的心理健康。
他們參觀北京新華印刷廠，「索萊爾斯對品種繁多的校樣非常感興趣，而我，則對操作印刷機的那些身體（男人及女人）感興趣」。
在上海，他觀察陪同他們的作家葉雅理（音譯），「他的禿頂受到他的嚴格保護，總是戴著鴨舌帽，把安全帽高高地戴在頭上」。陪同他們的第二天，葉作家把褲子穿反了。
看雜技演出，他關心：「我旁邊的小夥子是誰？他白天做什麼？他的房間是怎樣的？他在想什麼？他的性生活是怎樣的？他的領口很小，白色而且乾淨。兩手細軟，指甲很長。」他特別欣賞男手的白凈、細嫩、柔軟、濕熱，在日記里反覆提及。
復旦大學五位英姿颯爽的青年教師給法國人講解批林批孔。巴爾特看著他們，思緒如野馬奔騰：我會喜歡他們中間的哪一位？討厭的又是誰？誰比較性感？這些教師之間有沒有薩德式的關係？他們的身體……
後來他們去了龍門石窟。那些石像美麗、雄偉、威嚴，可是他邊看邊想：「儘管有這一切，我肯定不會看到一位中國男人的小雞雞。可是，如果不了解性別，又如何認識一個國家的人民呢？」
回法國之前，他在北京看了一場中國對伊朗的女排比賽。他被觀眾席里兩個男孩子迷住了：「有十四五歲嗎？他們正處在變音階段，他們嗓音各異地討論著這場比賽（有時，在漢語聲調中有某種英語的東西）。若是在過去，他們想必會得到一位官員或一位地主的喜歡。」
這位滿腦子骯髒念頭的怪叔叔最後活蹦亂跳地回到法國，沒有多少傷害，沒有洗腦。但花了一筆錢，賠上了大半個月，他們出發前想像的正經工作完成了沒有？《中國行日記》里沒有明確回答。倒是《中國怎麼樣》一文給出結論：「我們前往中國，腦子裡裝著成百上千個迫切、自然的問題：那邊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麼樣？其人文科學、語言學、精神病學又如何？我們撼動知識之樹，好讓問題的答案自動掉落，好重新汲取我們重要的智識養料。可什麼也沒落下來。我們只帶回（除政治答案外）空無。」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幼女毛毛講述：剛到江西來時的父母親和奶奶。剛剛解除完全監禁的父親顯得蒼老而瘦削（資料圖）
南方的暑熱還未退盡，北方的政壇上出現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攜妻、子乘機潛逃，飛機墜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發五天後，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十天後，擴大傳達到地、師一級。10月 6日，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傳達擴大到地方黨支部書記一級。10月24日，中央的傳達擴大至全國基層群眾。
11月6日，工廠里突然通知父母親去工廠聽傳達中央文件。父親的黨籍雖保留了下來，但聽中央文件的傳達，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親像往日一樣換好膠鞋，拿著雨傘到工廠去了。
父母到工廠後，看見在約100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體職工80多人十分鄭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兩張桌子臨時搭成一個簡單的主席台。父母親和工人們招呼後落座。工廠革委會主任羅朋和縣工業局長來到會場，在主席台就座。羅朋用眼找到鄧夫婦後招呼道：「老鄧，你耳朵聽不清楚，坐到前面來！」父母親移至第一排坐下。
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兩個多小時，全場人大氣不出地聽了兩個多小時。傳達完後，宣佈各車間討論。在修理車間裏，父親聽著工人們熱烈而異常活躍的討論，仍是一言未發。陶排長向羅朋建議，讓老鄧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這樣，父母親帶著文件回到家裏。
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親回來。父親依然沒有說話。全家吃完午飯後，上了樓，關上門。媽媽激動地告訴我傳達的詳情，我激動地聽著不禁熱淚湧起。父親沒有坐下，一直站在那裏，一邊抽煙，一邊看著我們。他竟然一改一貫的嚴肅和沉靜，顯得和我們一樣的興奮和激動。他的話不多，只說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父親提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林陳反革命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父親在信中寫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這樣的心情的。
在高興興奮之餘，父親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後，他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他要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復出，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
在給毛澤東的信中，父親除了表達對中央決定的擁護之外，他要向毛澤東彙報他自己的情況。他寫道：「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
此後，他明確地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記得剛來江西時，對「專案組」人員，父親曾說過：「我還會出來工作。」兩年後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確地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要求。他深信，在這樣一個時候，毛澤東是會對這一要求進行考慮的。
父親在這封信中，向毛澤東提及他的孩子們，並請求毛澤東幫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們。他寫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毛毛（小女兒）分配到陝北農村已三年，現因我那個殘廢的大兒子在家，我們照顧不過來，暫時把她弄回來看護哥哥。她一心想學醫，過去通過自學，也有一點基礎。飛飛（小兒子）在山西插隊已三年多。他們由於我的關係，成份不好，沒有組織上的照顧，是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分配的。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廠當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學醫那當然更好。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的了。當然我了解，這種事是完全應該聽從組織的考慮和處理的。」
為了以後和中央的聯繫，他在信中提到：「過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東興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兒子的事寫信給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寫信了，所以十一個月來，我沒有再寫信。不知以後有事，是否還可以寫信給汪東興同志。」
信的最後，他寫道：「我衷心地誠摯地祝願主席萬壽無疆，主席的健康長壽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寫完之後，父親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從事後來看，對於父親的政治生命，這的確是一封很重要的信。雖然當時父親並不知道他這封信下落如何，也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毛澤東的的確確地看到了這封信。
毛澤東在看到這封信後，曾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汪東興其實並不知不讓鄧小平再寫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沒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澤東對汪東興說：“小平同志的信上講了，他的事還要讓汪東興管！”毛澤東的意思也十分明確，鄧小平的事情還是要汪東興來管。在鄧的來信的信封上，毛澤東批示道：“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