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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開放的戀愛觀:不必經結婚儀式盡可同居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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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開放的戀愛觀:不必經結婚儀式盡可同居

2020年06月26日 17:51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本文摘自《江青傳》,葉永烈 著,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改名藍蘋主演《娜拉》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聽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給江青寫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來上海。

頭一回來上海,她在北新徑鎮「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清苦的教員,用的是李雲鶴本名;

第二回來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當一名普通的教員,用的是張淑貞化名;

這一回來上海,她跟前兩回全然不同。她以藝名藍蘋進入活劇界、電影界,成了一顆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後,她「退卻了」,因為“受不了客觀環境上的打擊”,她放棄了“對戲劇藝術的追求”。署名藍蘋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我們的生活》中,隱晦地談及:“我在某一個時期曾經差一點成了一個退卻者呢!”

這「客觀環境上的打擊」,這“某一個時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這一「客觀環境上的打擊」,使她不願再從事艱辛、風險而又默默無聞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當演員、當名演員的強烈慾望。她當時心中的偶像便是黃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話劇,一舉成名,躍為紅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機遇: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正在籌排易卜生的名劇《娜拉》,邀她南下,參加這次演出!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是一群熱心戲劇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成立起來的。那年月,沒有錢辦不成事,他們請張善琨投資,這才張羅起來。張善琨此人,最初靠著幫助上海投機家黃楚九搞香煙宣傳起家,後來拜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為師,加入了「青幫」。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經營者,手頭漸闊。於是,他又成了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後台老板”。

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中,有兩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鶴齡,當年山東實驗劇院的同學;另一位則是萬籟天,他是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的教師,王泊生在國立藝專時的同學。魏鶴齡在《娜拉》中演南咳醫生這一角色,而萬籟天則是《娜拉》的三位導演中的一個。有了萬籟天和魏鶴齡的鼎力相薦,於是,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也就向江青發來了邀請信。

江青後來在她的《從(娜拉)到(大雷雨)》(藍蘋,《從(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學識》一卷五期。)一文中,寫及她「初出茅廬」 時的心態: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記阿!那是一個和我的心一樣陰沉的日子。我離開了對我有著無限溫情的故都,拋棄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寶貴的,而又是永不會再得到的東西,到上海來——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進戲劇之門的一個開始……」

江青所說的「拋棄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寶貴的,而又是永不會再得到的東西」,是指她和黃敬的孩子。當時,江青懷孕了。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抵滬時,為了能夠上舞台,做了人工流產手術。徐明清陪她去做手術,頭一次見到她流那麼多的血,當場昏了過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紀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這是一出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戲。

江青新來乍到,而《娜拉》劇組的陣營頗強,使她不由得感到緊張:演娜拉的丈夫郝爾茂先生的是趙丹,飾柯樂克的是金山,魏鶴齡扮演南陵醫生,吳湄飾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著在舞台上出人頭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關成敗之舉。

當時,她曾說:

「在排《娜拉》的時候我曾經提心弔膽地用過功……」

「記得,那時我曾經為讀劇本失過眠,每當夜裏隔壁那個羅宋裁縫的鼻鼾聲代替了那鬧人的機器聲的時候,我總會從枕頭底下摸出易卜生集來,用一種細微的聲音,耐心地讀每一句對話……」

她也細讀著鄭君里譯的李卻·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講》,暗暗地捉摸著。

此時,她取了藝名藍蘋。

據說,因為她平常喜歡穿藍色衣服,而她來自北平,取名「藍平」。可是,在跟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簽約時,有人建議她改為「藍蘋」——“藍色的蘋果”,別出心裁!她也覺得「藍蘋」新奇,也就從此以「藍蘋」作為藝名。

於是,人們也就稱她「藍小姐」。熟悉的人則喊她“阿藍”或者“阿蘋”。

崔萬秋印象中的藍蘋

《娜拉》還未上演,就已經引起報界的注意,內中,有上海《大晚報》文藝副刊《火炬》主編崔萬秋,他也是山東人,江青的同鄉。

台灣報紙幾年前對晚年隱居美國的崔萬秋作了這樣的訪問記,介紹其人:

「崔萬秋為中國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對日本歷史及文學,造詣甚深。崔先生生於山東,二十年代留學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畢業於廣島文理科大學。」

「崔先生學成歸國,在上海參加曾虛白先生主持之《大晚報》,擔任該報副刊主任,編輯文藝副刊《火炬》及影劇副刊《剪影》,活躍於文化界。」

「在主編《大晚報》文藝版期間,崔先生自撰長篇小說《薪路》及《群鶯亂飛》,在該報連載。」

「崔先生出身於日本國立大學,本擬從事學院派之學者生活,故先後在復旦、滬江(上海)、中央(重慶)、中國文化(台北)各大學講學,並著有《通鑒研究》、《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小史》(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學術書籍。」

「崔先生在文學上師事日本白樺派領導者武者小路實篤,曾翻譯其作品《母與子》、《忠厚老實人》、《孤獨之魂》、《武者小路實篤戲曲集》,並翻譯日本最偉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與愛與波》、藤森成吉的《誰逼她如此?》(戲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記》。」

「崔夫人張君惠女士亦長於寫作,曾留學日本,在東京藝術大學習聲樂,並以餘暇習插花,屬草月流,曾獲該流‘家元’(祖師)敕使河原蒼風授予‘模範獎’。」

「當崔萬秋在《大晚報》主持副刊時,江青(當時名李雲鶴,後來改名藍蘋)前額留著劉海,梳著兩條小辮子,穿著陰丹士林布旗袍,飄然從青島到上海‘打天下’。由戲劇家洪深之介紹,藍蘋獲識崔萬秋。崔先生向以獎勉青年藝人為職志,和藍蘋又有山東同鄉之誼,當藍蘋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時,曾在報端予以推介,藍蘋乃在話劇界嶄露頭角。……」(懷遠,《(江青前傳)作者崔萬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國際日報》。)

崔萬秋從一九四八年起轉入外交界,擔任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館(一九五二年前稱駐日代表團)政務參事。一九六四年回台灣,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副司長。一九六七年起任國民黨政府駐巴西大使館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隱居於美國。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寫出了《江青前傳》一書。在該書中,崔萬秋(②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寫了他最初認識藍蘋的經過:

且說在一品香吃過午飯,洪深熱心地邀我去參觀《娜拉》的排練,前輩盛意難卻,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練的詳細地址記不清了,只記得排戲的大廳為長方形,頗似中小學的教室。我們進去時,剛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煙,有的喝茶,有的閑聊,其中有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梳著劉海發形的年輕姑娘,遠離大家沿著靠窗那一邊,一個人走來走去,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誦台詞。

在場的人士中,如應雲衛(好像是業餘劇人協會的理事長)、金山、趙丹、魏鶴齡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註:《娜拉》的三位導演之一)是初次會面。戲劇界的朋友希望新聞界的人替他們宣傳。所以我前往參觀,他們甚表歡迎。應雲衛很爽快,開門見山說:「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當然,當然。」

洪深是編、導、演一把抓的千手觀音,他的翩然光臨,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來大家正在休息,我們兩人一進去,室內突然熱鬧起來。正在大家聊得起勁,那位穿陰丹士林旗袍、走來走去背台詞的姑娘走過來,向洪深打招呼,態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說:「藍蘋,我來為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我常對你說過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鄉前輩。」

藍蘋態度很自然,大方說:「我拜讀過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說:

「她就是藍蘋,我的學生、你的同鄉,捧捧她。」

我笑答:「當然,當然。」

應雲衛喜歡湊熱鬧、開玩笑,插嘴說道:「不能只捧同鄉,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當然,當然。」

我怕因應雲衛的打岔,冷落了這位年輕女同鄉,便問她:「山東那一縣?」

「諸城。」

本來她說的是普通國語,「諸城」兩字露出了鄉音。

「諸城是文風很發達的縣分,我有很多師友出身諸城。」

「哦?」她很感興趣。“等這齣戲演完,我去拜訪崔先生,一方面領教,一方面談談故鄉的事。”

「領教不敢當,來聊天,隨時歡迎。」

當天的談話,到此為止,接著她便去排戲;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戲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辭而去。臨別我對她說:「預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憶初次看見藍蘋的印象,雖非妖艷動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聰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門牙,有一隻是黃色,不便用 「皓齒」恭維她。

這一顆黃牙齒,她卻充分利用了。她飛黃騰達後,曾對電影局人員說:「我童年時代對封建主義非常恨。封建主義打母親,為了保護母親,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齒跌壞了,一個牙齒髮黃,就是那個牙,我從童年就抵制封建主義。」她對維特克夫人也談過她父親打她母親的事。

;藍蘋在蘇州拍戲失慎,折落門牙兩枚。莫論兩說孰是,門牙發黃,則是事實,所以不便恭維她「皓齒」。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和趙丹領銜主演初露頭角

上海金城大戲院門口,高懸話劇《娜拉》巨幅海報,寫著「趙丹、藍蘋領銜主演」。那時的趙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員,「藍蘋」這陌生的名字頭一回亮相,就跟趙丹並列,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當夜幕籠罩著上海,金城大戲院變得熱鬧非凡。《娜拉》在這裏首演。

「亮晃晃的演員!白熱化的演技!大規模的演出!」在當年的上海,話劇已沉寂多時。《娜拉》的公演,成了新聞熱點。金城大戲院裏座無虛席。公演持續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滿座。魯迅也去觀看了《娜拉》。

《娜拉》的公演。「藍蘋」的大名,被用鉛字印在許多報紙上,飛入千家萬戶。

頗有影響的《時事新報》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輯,刊頭是藍蘋的大幅劇照。

上海《晨報》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載蘇靈的《觀(娜拉)演出》一文,這樣評論了趙丹和藍蘋的演技:

趙丹,他是一個年青的藝人,他的長處並不是天賦的,他沒有標準的健美體格,而且他也並沒有怎樣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誠懇,對於劇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體驗。而在藝術上,他肯刻苦地鍛煉。在《娜拉》中他飾娜拉的丈夫郝爾茂先生。他能刻畫出郝爾茂這樣的一種人物來,一個家庭的主人翁,一個社會上有著相當地位的功利主義的紳士。在易卜生當時代的歐洲一直到現代的中國,郝爾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這劇中,郝爾茂要算是難演的角色,但趙丹很輕易的勝任了。

其次,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有發現有第二個有她那麼流利(流利並不一定指說得快)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顯缺點,即有時的步行太多雀躍了;有時的說白國太快因而失卻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報》刊出海士的《看過(娜拉)以後》一文,也寫及藍蘋:

人物配得適當而演技也恰到好處的,應當記起藍蘋,金山,魏鶴齡,吳湄,趙丹五人,每個人物的性格,是被他們創造了,而對白也那樣完美。尤其是第二幕,為了藍蘋的賣氣力,那動作和表情,就像一個樂曲的「旋律」一樣,非常感動人,到帶著眼淚,跳西班牙舞時,這旋律是到頂點了,覺得全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都壓榨在她身上,可憐極了。

二十一歲的藍蘋,頭一炮打響,她成功了!

她能夠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讀《娜拉》。她發覺,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樣的相似!她以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員”!

她在《從(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來了。

「記得在演《娜拉》的時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極了,好像娜拉與我自己之間沒了距離,把娜拉的話當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為挪拉的,什麼都沒有擔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來了。」

後來,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國藝壇畫報》所載的《我與娜拉》一文中,也這麼寫道:

「當我初讀《娜拉》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無形中娜拉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玩弄著的婦女都變成娜拉。」

「沒有多久,我也離開了家庭。雖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樣,但是我卻要照著娜拉所說‘做一個真正的人!’……」

「也許會有人說:‘還是回到家裏吧’,不,我們決不能畏縮的退了回去,無聲無息的被毀滅了。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但是必須認清努力的目標: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本著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廬,初登舞台,藍蘋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報紙把一九三五年稱為「《娜拉》年」——這當然是從中國的戲劇史的角度作出的評價。

不過,舞台畢竟受著多方局限,一場戲的觀眾不過幾百人、上幹人,難以出 「大名」。

藍蘋期待著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電影——如果當上電影演員,銀幕擁有比話劇多得多的觀眾,她便可以名揚四海了。

進入電通影業公司

上海電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靚女在那裏進進出出,其實風不平,浪不靜。國共兩黨在暗中激烈地爭鬥著。

影小組”,共五人,即夏衍、錢杏邨(亦即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另外,陽翰笙是「文委」書記,田漢是“劇聯”黨團書記,雖然沒有加入電影小組,但他們分別打進“藝華”、“聯華”電影公司擔任編劇,也活躍於電影界。

那時,蔣介石正指揮幾十萬大軍,在江西圍剿朱毛紅軍,豈容中共文化人滲入上海電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報》登出如下新聞: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引者註: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大呼一聲,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 蜂擁奪門沖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枱,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眾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等等宇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 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本會亦已有嚴密之調查矣雲等。

「據各報載該宣言之內容稱,藝華公司系共產黨宣傳機關,普羅文化同盟為造成電影界之赤化,以該公司為大本營,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內容為描寫階級鬥爭……」

影院拒演田漢等之影片》;對上海各電影院發出警告:

「祈對於田漢(陳瑜)、沈端先(即蔡叔聲、丁謙之)、卜萬蒼、胡萍、金焰等所導演、所編製、所主演之各項鼓吹階級鬥爭、貧富對立的反動電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則必以暴力手段對付,如對藝華公司一樣,決不寬假。」

這裏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國民黨市黨部又宣佈,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命令,開列了二十八個「反動文人」名單,內中有魯迅、郭沫若、陳望道、茅盾、田漢、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頻、周起應(即周揚)、巴金、馮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種著作。

面對如此嚴重的文化圍剿,田漢、陽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藝華等電影公司。

接著,國民黨警察抓捕了田漢、陽翰笙。

這時,中共電影小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電影小組成員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會關係——他的堂兄司徒逸民開設了「電通電影器材製造公司」,這家公司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本來只是做電影器材生意,中共電影小組策動該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組為「電通影業公司」,拍攝電影。

於是,左翼影界人士紛紛轉往「電通影業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電影陣地。程秀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這麼評價電通影業公司的建立:“

「‘電通’的成立,標誌了這一時期左翼電影運動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吳蔚雲攝影。影片上映後,獲得觀眾好評,使「電通」站穩了腳跟。影片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畢業歌》,一時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電通影業公司遷入上海虹口荊州路四○五號原嶺南中學內,在那裏蓋起攝影棚,拍攝了第二部影片《風雲兒女》。電影的故事原是田漢寫的。由於田漢被捕,由夏衍改編成攝製台本,許幸之導演,吳印咸攝影。影片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傳唱全國,以至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就在《風雲兒女》即將完成之際,藍蘋進入電通影業公司。據說,介紹她進 「電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碼頭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導演史東山。

當年的《電影新聞》圖畫周刊,記述了藍蘋初到電通影業公司的情景,寫得倒還真實:

「有一天,施超正與幾個同事,在網球場上玩球,忽然門房領了一個姑娘進來,看她秀髮垂肩,身段苗條,穿著一件藍布旗袍。當她問訊的時候,說得好一口北平話。她是來訪編劇先生唐納,因為唐納不在,她就改訪了玉瑩與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們兩位也出去了。於是她便坐在網球場旁閑眺。不一刻,也手癢起來,居然也提了丟在一旁的網拍,參戰起來,只揮拍幾記,就知道她是內行。」

「晚上,在膳廳里,經理馬德驥,替她介紹,方知這位是新近參加演員陣容的藍蘋小姐,並且還替她補自一句說:‘藍蘋小姐是話劇界有名之士。’」

僅僅演過一部《娜拉》,藍蘋就成了「話劇界有名之士」;以此為跳板,她跳進了電影圈子裡。

藍蘋進入「電通」,正值「電通」在籌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該片由夏衍編劇,由司徒慧敏導演(這是司徒慧敏導演的第一部影片),楊霽明攝影,演員有王瑩、施超、周伯勛、吳湄。藍蘋來到之後,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攝,飾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從《藍蘋訪問記》看藍蘋

多了起來。她進入「電通」,成為“影星”,更是記者追逐的對象。

影界時的形象。

現照錄原文如下:

藍蘋訪問

《民報》記者李成

車到荊州路下來,向西約摸跑了數十步,那用白漆寫在黑籬笆上斗大的「電通影業公司」這幾個字已映在我底眼瞼里了;雖然酷炎的太陽光芒直射著我,滿身如雨般淌著汗珠,但因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處所,所以這卻使我有“樂極忘悲”之感,只興奮地向前邁進。

跨進了大門,門房便站了起來問我找誰,我一邊用手巾拭著汗珠,一邊告訴他要找藍蘋小姐,但他也只應一聲「唉」,卻不再問我底姓名就一溜煙地向宿舍那裏跑進去了。過了一會,門房轉出來,站在攝影(棚)底門口,用手在招呼著我,於是我就大闊步地跟著他走進了會客室。

這時,剛巧有一個青年埋頭在彈鋼琴,藍蘋小姐很起勁地站在旁邊練習嗓子。她,穿著一件白色的條子紡綢旗袍,腳上也只穿一雙白帆布鞋,連短統反口的襪子都沒有穿而裸著。她底臉上既沒有擦一點粉,又沒施胭脂,當然口紅更是談不到了。還有她底頭髮也不像‘娜拉’那樣卷燙著,卻只在前額上留著幾根短髮(俗呼‘前留海’),其餘都是朝後梳著,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樣的妖艷與討厭,而是好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質樸。

藍小姐一聽到我底皮鞋聲,她把頭回了過來一看,就好像「小鳥兒」一般活潑潑地向著我迎面跳過來,一邊伸出手來和我握了一下,一邊滿臉浮現著笑容開口說道:

「今天天氣特別來得熱。唉,這裏還有一點兒風,李先生,請坐吧!」

「是的,今天特別來得熱。藍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來掛在椅背上。

「沒有什麼,空閑得很,因為司徒慧敏先生這幾天生病,所以沒有拍戲……」 她把頭低著,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雖然我自己拼著命吊起來嗓子,但台下較遠的觀眾老是聽不清楚,所以我近來每天在練習嗓子。”接著她便謙虛地笑嘻嘻說道:“李先生,請指教!”

江青年輕時的照片

這使我感到為難了,我既不是批評家,又對於戲劇毫無研究,是門外漢,當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來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當。前些時候報紙上批評我底台詞念得太快了一點,就是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雖然我時常想矯正過來,事實上卻很不容易。這就是我底缺點。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時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辦得到了。」

這時,大家都靜默無言地對坐著,涼風不時還可以從窗口送進來。於是我就把自己底話匣打開來:

「藍小姐府上哪兒?」

「山東濟南。」

「府上還有誰?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個白髮年邁的老母,父親是在我五歲的時候就死了,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小弟弟。此外,還有一個可憐的姐姐和她底兩個孩子。」

「藍小姐今年芳齡……」

「一百歲。」她自己不覺破口大笑起來,接著又反問我:“你猜?”

「……」我搖了搖頭答她。

「告訴你吧,老了,已經有二十二歲了(指虛歲——引者注),哦……」長嘆了一口氣:“真的,女人過了二十五歲,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嗎?”

「哪裏?年輕得很,你是有極大的前途的!藍小姐,進‘電通’已有多少時候了?」我一邊勉勵她,一邊又問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雖然已經進電通了,但那時還是臨時演員,完全是試驗性質的。正式簽訂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後。」她說話底聲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每月報酬多少?可否告訴我?」

「那有什麼不可以?很少,只六十隻大洋一個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節省幾個錢。因為家裏邊的生活費還需要我負擔呢。每月我總得要寄回去四十元,餘下的二十元作為我自己底零用。」說到這裏,她把托在額下的兩手伸張開來,愁眉不展地硬裝著笑容:“家裏他們除了我以外,誰都沒有收入。我的姐姐因為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樣沒有什麼特長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後有機會,總得再多學習一點東西,多讀點書。”

「藍小姐對於各報上關於《娜拉》演出底批評有什麼意見沒有?」

「他們對於我都太客氣了,實際上我有什麼,完全是瞎鬧的,不過我總覺得 ‘娜拉’底個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歡演這個腳色。就是對於‘娜拉’底台詞,我從沒死讀過。告訴你,我還只念過兩遍,不知怎地,連我自己也都覺得莫名其妙,竟會很自然地從我底口中背出來。不消說,現在我還都沒有忘記會背得出來。至於尤娜女士在自由談上批評我在罵柯樂克的時候,以及覺悟後對於滔佛底反抗態度還欠凶,這是我不同意的。實際上,我自己覺得已經太凶了。還有她批評我在娜拉出走時候的瞬間的高潮表現得不夠,這一點我是接受的。雖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拚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這大概是因為我演得時間太久而疲倦了的緣故吧,始終只允許我達到這個地步。」她越說越起勁,但她底態度可脫不了像那「小鳥兒」 一般天真爛漫。接著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覺悟後似的由懦弱而轉為強力的富於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頭皺了一下,咬緊著牙齒興奮地說道:“不過我自始至終相信在高唱‘婦女回到家庭去’的聲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吳湄女士所說的,的確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沒有把出走後的娜拉應該怎樣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訴我們……是的,不應該做‘小鳥兒’;做男子底奴隸和玩具,不應該把自己底生命為男子而犧牲,我們婦女應該自立,不應該做寄生蟲!”

「藍小姐近來作何消遣?到上海後看過什麼影戲?」

「很少出去,因為錢的關係。到上海後,我只看過瑙瑪希拉底《閨怨》,雖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總感不到興趣。還有茂利斯布佛萊底《風流寡婦》,真的我很喜歡那女主角麥唐納底態度和表情的活潑。」想了一下:“對啦,我記起了,還有我在北方看過凱絲琳·赫本底《小婦人》,雖然她長得這樣醜陋,但我也很喜歡她那副天真爛漫、活龍活現的態度和表情。華雷斯皮萊底《金銀島》,我也看過,但這裏他底演技卻不見得怎樣的高明,不過聽說他在《自由萬歲》里是演得很成功,因為經濟關係買不起票;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哈哈!”突然大笑了起來, “真好笑,這些片子還都是輪映到三等戲院,只花兩毛錢才去看的。”

「對於國產片的意見呢?」

「從前在濟南的時候,看得很多,什麼《火燒紅蓮寺》、《空谷蘭》之類的片子,我也以為很不差,相當有趣味,當然我那時是不懂什麼內容和形式的。現在我只看過《女人》、《漁光曲》、《新女性》、《桃李幼》、《姐妹花》、《重歸》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員。在我最喜歡的就是阮玲玉,的確她是很會演戲,而且能夠扮的角色很廣。她可以說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女演員。還有王人美底那像野貓般的姿態和表情,我也很歡喜。的確,她完全是出於自然的。像陸麗霞那樣,就覺得做作和扭捏了。至於胡萍和胡蝶她們底經驗當然是夠豐富,修養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無緣的;我不喜歡看她們所演的戲,並且她們底演技看起來也老是停止在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這樣,總看不出有什麼進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說了吧,真的,我自己發了瘋不是!試問我自己懂得什麼?居然批評起人家來了,那不是笑話嗎?對不起,李先生,請不要見怪,我是瞎扯的,胡說八道的。」她低著頭在沉思著,好像在懊悔說錯了話似的覺得有點難為情,兩頰上緋紅著。

「這有什麼關係,各有各的意見,誰都可以自由發表。藍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說完,就搶上來說道:“真的,我自己什麼都不懂得。告訴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戲,連自由也都莫名其妙。當初我以為是也像舞台戲一樣按照順序系統地拍下去的,不想是無頭無尾地在東拍幾個鏡頭,西拍幾個鏡頭,所以我相信自己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塗,失敗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說了。不過我也並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後有機會,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嘗試一下。”

「藍小姐會跳舞嗎?」我問。

她就笑眯眯地把頭搖,說道:「不會。不過我到過跳舞場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進‘大光明’戲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場去,但什麼名字我可記不起來。因為我最討厭看見那喪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會兒就獨自一個踱了出來。」

「藍小姐已經結婚過沒有?」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著頭笑嘻嘻地說道: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總之,……」

還沒等她說完話,我就搶上去問她:

「藍小姐可否把愛人底名字告訴我?」

「這何必要管他呢?……我總覺得我們尤其女人更應該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覺醒過來,至少;也得要像娜拉這樣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學習一點東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實起來之後再說。不要說戀愛問題,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難解決的。」

「藍小姐進過什麼學校?」

「我因為從小便和母親寄養在姐姐家裏,雖然得到姐夫底幫助曾受過高小教育,但從姐夫去世以後,我也就再沒有升學的機會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裏自修了。我最喜歡看的,就是小說。真的什麼書都看過,從《西遊記》、《紅樓夢》起,到《吶喊》、《羔羊》、《虹》,還有從外面翻譯過來的小說,現在叫我背還都背得出來。但在我最壞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學的理論書,以前我曾進過王泊生先生他們主持的山東實驗劇院,大約有一年多。」

談到這裏,我就向她告辭出來,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大概已經有五點半鐘了。……

這篇《藍蘋訪問記》,除了真實地寫出二十一歲的藍蘋的生活、處境,還寫出了她的潑辣,她的勃勃野心。至於她公然向記者所宣稱的:「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這是她的“戀愛信條”。她說這番話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後,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鬧得沸沸揚揚,便是她的“戀愛信條”的“實踐”結果。她“根本反對結婚”,為的就是不受婚約的束縛,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業”是當“大明星”,她把戀愛、同居當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老舍先生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

我偶然翻閱一本廣東知名的雜誌,讀到一位著名作家談論「小人」的文章,他對「小人」的議論可謂入木三分,控訴反“右”和「文革」帶來的災難可謂酣暢淋漓,很讓人解氣。遺憾的是,當他談到在運動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中國作家們時,卻說中國作家比外國作家自殺的少。還說鄧拓也不是自殺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這個問題時,有意無意之中流露了一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點,對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國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殺?那段歷史人們應該記憶猶新。我覺得應該把我對那段時期所接觸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們自殺和他殺的真實情況寫出來,讓我們在血的教訓中,變得冷靜起來,堅強起來,歷史絕對是不該遺忘,更不應該是被歪曲的。

先從自殺的外國作家說起吧。那篇文章中列舉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殺的外國作家,這些人名氣很大,自殺了影響也大,但人數確實不多,而且他們與中國作家不同,自殺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個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絕境的。他們有的是在生命哲學上鑽進了ニ籃同,與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殺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纏身,對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殺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愛情上受到打擊憤而辭世的,如美國20世紀被稱為最富才華最有創造力的女詩人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則是用別人的血染紅了自己的帽頂,出於畏罪抑或出於懺悔,加之對理想前途喪失信心而寧願選擇一死來解脫的,等等。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內心產生了某種不平衡,對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選擇自殺,這與中國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憤而自殺是不一樣的。就自殺的多少來說,我以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這種事也是不好比的。但無論怎樣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觸的材料來看,結論與那位作家說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

寫到這裏,「文革」中就死辭生的作家們和演藝界人士那慘痛的景象,又跳蕩到我眼前,讓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場,在剛剛經歷地震災害的唐山,在一頂小帳蓬里,筆者正奉ッ協助詩人田間起草一篇電稿,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致敬電”。後來終因兩人積極性不高,沒能寫出來。也許是大震後魚爛陸沉的悲慘景象和壓抑的氣氛刺激了詩人的心靈,他以低沉的語調,突然向我敘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協主席遠千里的死……

他說,大約是1967年夏天,他和遠千里被造反派監管在一間房子裏。有天早晨,遠千里遲遲不起床,田間有點納悶,掀開他的蚊帳,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點憋過氣去:原來遠千里用須刀割斷了血管動脈,身上和蚊帳上都濺滿了鮮血……。他趕緊去找領導,遠千里的夫人、作家於雁軍聞訊趕來,面對如此悲慟的場面,她沒有哭,「大悲無淚」,人在極度悲慟時是沒有眼淚的,只喊道:“老遠,你不管我們娘兒們啦……”

遠千里不幸去世後,孫犁先生曾對他作過這樣的一個評價「這是一個美好的,真誠的,善良的靈魂。他無負於國家民族,也無負於人民大眾。」但那是一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年代,茫茫大地歸何處,美好理想化成灰,遠千里被逼走投無路,他不想當牛鬼,天天被批鬥,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種年月,冤獄遍地,不堪屈辱,又無處躲藏,陷於絕境,最後只好選擇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與邪惡作抗爭的一條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弔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裏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弔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裏……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腦子裡卻想起多次聽昆明人說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國民黨反動派對徒手學生製造「一二·一」慘案,當時李廣田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與著名的進步教授李公朴、聞一多、吳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於不顧,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等口號。又與李公朴、聞一多、吳晗等一起,被特務列入準備暗殺的黑名單;我還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當年國民黨反動派沒能殺死李廣田先生,而如今,他卻面對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下,就革起不該被革的人的命來,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倖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衊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捨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節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黨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裏打轉了。

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牆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獻給國家。他是多麼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藝術,多麼捨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當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殺後,魯迅先生曾說自殺是需要勇氣的話。他說「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在這裏,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我讚美鄧拓先生那剛強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鄧拓年輕時即服膺明代于謙的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鄧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壯烈行為,是值得人們永遠欽敬的。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在這種深受侮辱的情況下,家屬也只好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逕自來到從釣魚台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范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棲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說起金仲華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來自上海的壞消息幾乎是不斷線的: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雙雙自裁;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傅雷先生在遺言中說,他之所以走上絕路,是因為過那樣的日子比坐牢還難受。傅雷坐過日本人的監牢,他是有經驗才這樣對比的。我所在的那個單位,一位部級領導幹部,為了躲避辱罵和毆打,主動提出要求坐牢,軍管小組頭頭回答他:“你還不夠格哩!”可見在那個年月,坐牢竟是一種優厚的待遇!

的才幹,他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他當社長時自己動手寫,指揮別人寫(善於出點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華總社工作時,我去拜訪過他,給我留下才華橫溢、熱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別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後來他調到上海。在上海當權的張春橋之流屢屢發話並組織力量整他時,他感到無路可走了,在那個心如刀絞驚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用紙糊牢,然後打開煤氣……死時才48歲。

如上所述,那時的自殺,還有個奇而且怪的特點,即,有為數不少的夫妻結伴走上黃泉路。我住的大院裏「文革」一開始就死了好幾對。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著名文學史家、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綬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與妻子一起自縊身亡。可見那苦難何其殘酷,必須夫妻相扶相攜才得以解脫。

由作家使我聯想到還有許多學術界、演藝界的文化名人的命運。我看到一個材料上說,單就北京大學一所高校來說,在「文革」初期和工、軍宣傳隊進駐期間稱得上權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贊、饒毓泰先生等,自殺的就有24名。翦伯贊先生在多種威逼面前,不按上邊的旨意誣陷同志,不寫材料證明劉少奇同志有叛變行為,結果,在高壓逼迫之下寧死不屈,最後,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訴我,在這之前,當北大出現了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後,全校被關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有的教學樓女學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豈止是北大,作家葉永烈在記述賀綠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說,就在傅雷夫婦自殺的那些血雨腥風的日子裡,單上海音樂學院系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音樂界的精英,其中有幾位還是賀綠汀老先生千方百計從國外請回來的。當張春橋下令「火燒」這座“資產階級頑固堡壘”時,這所學校又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髮指!

寫到這裏,我又聯想到演藝界。暫且不說那些七尺鬚眉,只說那些剛烈女子們吧。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捨棄為之獻身一生的京劇崑曲,她最後竟身著戲裝上了吊,真是一曲讓人睹之悲痛欲絕,慘絕人寰的悲劇。著名影星上官雲珠在被輪番批鬥時,日夜交替,寫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經不住野蠻毆打。這些整她的造反派們心毒如蠍,竟專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乳房處),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對高樓外茫茫黑夜,幾經踟躕,衝出窗外。還有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黃梅戲的驕傲嚴風英,都是藝術和天才使她們陷入悲慘命運,於是憤然服毒,斬斷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爛漫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一曲唱詞,繞樑三日,而生前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國民黨潛伏特務,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麼微型發報機,讓她靈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縷誰相招?”在那個時代,又誰能相護?!誰敢相招?!

還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韓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的讚揚,說她演的《秦香蓮》,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劇吸收。可是就是這樣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經受了多次批鬥、遊街,脖頸上掛著“假權威”、“假勞模”的大牌子。她小時候多受苦難且不幸纏足,天津河北梆子劇院的造反派當眾逼她脫下鞋襪,露出“小腳”,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齒的人性中的糟粕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難說清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態……韓俊卿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頭!

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獸性和盜性橫行無阻。人們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除置人於死地之外,還公開搶劫人間的瑰寶!

由韓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將收場時,天津一位中醫老大夫告訴我,天津的自殺有一陣子成了風,那是由市委書記萬曉塘、副書記王亢之帶頭的。接著他對我談到他親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來的日子,這位老大夫常常經過市區海河上的解放橋,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會見到兩具三具。他曾見過一對夫妻死後被打撈上來時,一條毛巾系住兩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離,那情景讓人傷心慘目……海河啊,祖國版圖上有多少這樣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載了多少這樣的冤魂?!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是講氣節,講正義的。「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士可殺,不可辱”這些古訓,千百年來深深烙印在那些堅持真理、正直剛烈的知識分子身上。當他們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時,那些不願奴顏婢膝、見機色變的人,就把人格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影《冰山上的來客》已被江青點名之後,便對身旁的朋友說:「我可不能讓他們這麼折磨我,我決不受這份罪。」第二天,他帶上一瓶酒,一聽罐頭,一瓶敵敵畏,來到松花江上一個無名小島,壯烈而瀟洒地走了。死時坐依在一棵樹榦上,那不屈的身軀沒有倒下,象徵了他的人格。

影、報告文學等方面顯露才華……50年代中期和後期,為了寫作祖國邊疆少數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崙山和喜馬拉雅山等地體驗生活,為此吃了許多苦,寫出報告文學集《從崑崙到喜馬拉雅》;他創作的電影記錄片《風雪崑崙駝鈴聲》,曾得到世界著名電影藝術大師伊文思的高度讚揚。白辛,我有幸結識了這位赫哲族的剛強漢子,不幸40歲剛出頭,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制,視死如歸,寧死不屈。

我們敬愛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傳出的噩耗。這個噩耗使整個文藝界,整個北京城如雷擊頂,同聲一哭!據舒乙著文介紹,日本作家井上靖為紀念先生,1970年曾寫過一篇題為《壺》的作品,說老舍曾對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寧肯把一把寶壺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給富人……

那窮人的骨氣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氣。先生如果不是過早地離開我們,還會寫出更多的文學精品,《正紅旗下》如果能完篇該多好,而天戕斯文,廣陵散絕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運為什麼這麼捉弄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新中國還有人要煽動無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數社會渣滓,來激化人與人之間,才與不才之間的矛盾,瘋狂洗劫知識分子……面對無人性的摧殘和暴虐,他曾經有過的偶像和希望破滅了,他不願低下自己尊嚴的頭,就讓太平湖的清水永遠維護他的冰清玉潔吧!

同樣,蘇州城裏有個周瘦鵑老先生,也是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典型。當那個陰陽怪氣的「四人幫」張春橋,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宣佈他搞盆景藝術是復辟資本主義時,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鬥,整日處於驚恐慌亂之中。在一次毀滅性抄家後,當他看到自己幾十年傾心製作的數百種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過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來參觀,並博得外國藝術家驚嘆和讚賞,稱之為“美的極致”的藝術傑作毀於一旦時,便毅然跳進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墜花,只憑得玉碎香消。”這位在文壇馳騁50多年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後,人們仍然用淚雨心花來紀念他。

「文革」中自殺的作家、演藝家和學者(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歷史學家李平心,政論家儲安平,還有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倖存者、小說《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小說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鄧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絕境而就死辭生的作家們,他們寧肯站著死,而不肯跪著生,在萬劫的苦難中方顯出他們靈魂的高貴。他們的死是捨生而取義,是獨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還在建國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壓面前喊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黃鐘大呂之聲,那聲音振聾發聵,代表了一種不屈的浩然正氣,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的心聲。

有關作家之死,繼續寫下去,還有許多話可說。「亂世人如蟻」,“動亂死多門”,古代詩人這些詩句,透露出無盡的感慨和悲愴。而「文革」中作家、學者和演藝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門,自殺,僅其一種而已,還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這在古代詩人恐怕連想像也是無法想像的。

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諸位先生,以及著名學者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連「溫然其容,意態靜雅」的豐子愷先生,他們告別人世的情形雖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錢杏屯)、蕭軍、駱賓基、柳青等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根子還在「文革」,他們都是在那十年中受盡了磨難,心身受到創傷而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藝理論家、美學家、翻譯家呂熒,在幹校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當我想起這位剛正不阿的知識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無畏;想起他為胡風冤案公開站出來為胡風辯誣的壯舉;想起他在課堂講課時那凝重的風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頓生慘惻之思?!還有詩人、小說家、教授馮文炳(廢名)先生,建國初期讓他離開北京,離開他當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學,帶有發配性質的去了東北長春,嗣後雙眼失明,「文革」中無人照料,竟至餓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慘結局。因為他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們竟把他裝進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剛烈漢子。1954年春天,在銀川文聯一位姚先生的炕頭上,詩人李季曾對我讚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誇獎他如何善於構思故事,塑造人物,對他敬佩不已。

又豈止是作家,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原來身體都很硬朗,後相繼折磨致死。被陳毅元帥譽為「燕北真好漢,江南活武松」的蓋叫天老先生已屆高齡,遊街時從疾馳的汽車上摔下來,腿腳傷殘還要接受批鬥,痛飲人生苦酒,告別苦難世間,不久就去世了。京劇鬚生泰斗馬連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驚嚇,幾天後魂歸西天。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里、應雲衛、舒綉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應雲衛先生患嚴重的心臟病,幾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遊街,醫生勸阻無用,這位導演優秀影片《桃李劫》,並通過這部影片把田漢、聶耳的《畢業歌》傳遍祖國城市鄉村的藝術家,竟慘死在街頭!

關死在監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輩、歷史學家、哲學家華崗,著名的歷史學家吳晗,傑出的戲劇大師田漢,著名的話劇導演孫維世,都是被按上各種政治罪名,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的。華崗先生1955年在山東大學校長任上,受胡風案株連入獄,一直關到1972年瘐死獄中。有些出版物上說吳晗先生是自殺的,據我向有關人士調查,他是在獄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孫維世女士則是雙手反銬在背後,死後遍體鱗傷……

作家們還有種死法,有人稱之謂「慢火燒烤」,意思是,先行劃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紺弩、沈從文、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也當屬此類。被打入胡風集團已經離開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獄之災,短壽自不必說了。就以沈從文先生來說,建國後被剝奪了文學創作之筆,社會地位大落,從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後來卻當了故宮(微博)博物館的文物講解員,連參加工會也沒有資格,工資、住房、人際關係都遭到種種刁難與精神折磨,心中憋氣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這些作家本來都是應該好端端的活著,堂堂正正的寫作,以他們的生花之筆,寫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歡的作品的。然而命運使然,環境使然,一個個都悒鬱成疾,過早地離開人世。這一類作家多數死於「文革」之後,沈從文先生曾自殺過,未能如願;有的作家是想等著討個說法,比如被黨組織派到敵偽內部做情報工作的女作家關露,「文革」後剛剛為她洗刷掉“漢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慘,生趣索然,便自殺了。我想,我在上面講到的這些作家都不會相信我開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說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這樣的人生哲學吧!

近百年來,我國社會處於急劇轉折之中,人才輩出史無前例,而「文革」當中戕害人才也是史無前例的。大地冰結,萬花紛謝,祖國命運陷入深淵,華夏文化損失慘重,這是古往今來無與倫比的。上述許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業,未展其志,這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時代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是的,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面對邪惡勢力誓死抗爭,他們的死是悲壯的,是大義凜然的。回想當年,他們一夜之間淪為十惡不赦的敵人,當其時也,知識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隱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從不勝寒的之「高處」走下來的老革命說“有人興頭來了,也許會拍拍你的肩膀;若臉一變,你連個螞蟻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於他的正直耿介,博學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萬家憂樂在心頭”的菩薩心腸,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萬端!可是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其人之道,必報其身,君不見惡貫滿盈罪惡滔天的江青一類政治騙子,不是剝盡偽裝,原形畢露了嗎?

鄧拓先生詩云:「莫謂書生多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過東林書院》),豈止是血斑斑?是“落花無數水流紅”啊!這血染的濤聲,必將永遠激勵著祖國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們,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死難的英靈們,他們是永恆而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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