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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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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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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原文

2020年06月30日 17:46

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席台上。(資料片)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這是鄧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同志們:

這次會議開了一個多月了,就要結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解決了過去遺留下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必將使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提高鬥志,增強信心,加強團結。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新的長征中,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在黨的歷史上有重要意義。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於講心裏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進行了自我批評。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

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在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不少同志的思想還很不解放,腦筋還沒有開動起來,也可以說,還處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是好同志。這種狀態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為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製造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則,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開動腦筋,不去想問題了。

二是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麼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

三是因為是非功過不清,賞罰不明,乾和不幹一個樣,甚至幹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麼事不幹的,四平八穩的,卻成了「不倒翁」。在這種不成文法底下,人們就不願意去動腦筋了。

四是因為小生產的習慣勢力還在影響著人們。這種習慣勢力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因循守舊,安於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不願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現象就產生了。

思想一僵化,條條、框框就多起來了。比如說,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違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則的“土政策”要反對,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確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得到群眾擁護的。這些正確政策現在往往也受到指責,因為它“不合統一口徑”。

思想一僵化,隨風倒的現象就多起來了。不講黨性,不講原則,說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滿以為這樣不會犯錯誤。其實隨風倒本身就是一個違反共產黨員黨性的大錯誤。獨立思考,敢想、敢說、敢做,固然也難免犯錯誤,但那是錯在明處,容易糾正。

思想一僵化,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了。書上沒有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轉。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對立起來。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

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我們希望各級黨委和每個黨支部,都來鼓勵、支持黨員和群眾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都來做促進群眾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工作。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現在敢出來說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麼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麼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麼化法?

我們要創造民主的條件,要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採取民主手段,不能採取壓制、打擊的手段。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幾天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平反,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大大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群眾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無政府主義就比較容易克服。我們相信,我們的人民是顧大局、識大體、守紀律的。我們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也要注意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類的東西。

人民群眾提出的意見,當然有對的,也有不對的,要進行分析。黨的領導就是要善於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對於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毛澤東同志歷來說,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的各級領導,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這是一個必須堅持的原則。我們的國家還有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當然不能對他們喪失警惕。

我想著重講講發揚經濟民主的問題。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我國有這麼多省、市、自治區,一個中等的省相當於歐洲的一個大國,有必要在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之下,在經濟計劃和財政、外貿等方面給予更多的自主權。

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幹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得好一些。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同樣,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不但應該使每個車間主任、生產隊長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而且一定要使每個工人農民都對生產負責任、想辦法。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通過,並且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係,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現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夠,因此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法規地方可以先試搞,然後經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修改補充法律,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不要等待“成套設備”。總之,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們還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

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組織部門的任務不只是處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把我們的黨風搞好。對於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

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

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分清了一些人的功過,糾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

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有的問題不能夠一下子解決,要放到會後去繼續解決。但是要儘快實事求是地解決,乾脆利落地解決,不要拖泥帶水。對過去遺留的問題,應當解決好。不解決不好,犯錯誤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評不好,對他們不作適當的處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團結十分重要。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首先要加強全黨的團結,特別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核心的團結。我們黨的團結,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黨內要分清理論是非、路線是非,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促進他們自己總結經驗教訓,認識和改正錯誤。要給他們考慮思索的時間。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了認識,檢討了,就要表示歡迎。對於人的處理要十分慎重。對過去的錯誤,處理可寬可嚴的,可以從寬;對今後發生的問題,要嚴些。對一般黨員處理要寬些,對領導幹部要嚴些,特別是對高級幹部要更嚴些。

今後選拔幹部要嚴格。對於那些搞打砸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出賣靈魂陷害同志的、連黨的最關緊要的利益都不顧的人,決不能重用。對於看風使舵、找靠山、不講黨的原則的人,也不能輕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們改造世界觀。

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要向前看,就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順利前進。各方面的新情況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問題都要解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

在管理方法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克服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同社會化的大生產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個現代化,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不僅新引進的企業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原有企業的改造也要採用先進的方法。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要允許和鼓勵它們進行這種試驗。試驗中間會出現各種矛盾,我們要及時發現和克服這些矛盾。這樣我們才能進步得比較快。

今後,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於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麼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今後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

現在,各地的企業事業單位中,黨和國家的各級機關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人負責。名曰集體負責,實際上等於無人負責。一項工作佈置之後,落實了沒有,無人過問,結果好壞,誰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列寧說過:「借口集體領導而無人負責,是最危險的禍害」,“這種禍害無論如何要不顧一切地盡量迅速地予以根除”。任何一項任務、一個建設項目,都要實行定任務、定人員、定數量、定質量、定時間等幾定製度。例如,引進技術設備,引進什麼項目,從哪裏引進,引進到什麼地方,什麼人參加工作,都要具體定下來。引進項目要有幾定,原有企業也要有幾定。現在打屁股只能打計委、黨委,這不解決問題,還必須打到具體人的身上才行。同樣,獎勵也必須獎到具體的集體和個人才行。我們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時候,要切實做到職責分明。

要使責任制真正發揮作用,必須採取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一要擴大管理人員的許可權。責任到人就要權力到人。當廠長的、當工程師的、當技術員的、當會計出納的,各有各的責任,也各有各的權力,別人不能侵犯。只交責任,不交權力,責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於選用人員,量才授予職責。要發現專家,培養專家,重用專家,提高各種專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用人的政治標準是什麼?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積極貢獻,這就是主要的政治標準。

三要嚴格考核,賞罰分明。所有的企業、學校、研究單位、機關,都要有對工作的評比和考核,要有學術職稱、技術職稱和榮譽稱號。要根據工作成績的大小、好壞,有賞有罰,有升有降。而且,這種賞罰、升降必須同物質利益聯繫起來。

總之,要通過加強責任制,通過賞罰嚴明,在各條戰線上形成你追我趕、爭當先進、奮發向上的風氣。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當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裏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

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

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是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涉及的面很廣,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和問題,一定會遇到重重障礙。例如,企業的改組,就會發生人員的去留問題;國家機關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要轉做別的工作,有些人就會有意見,等等。這些問題很快就要出現,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要教育黨員和群眾以大局為重,以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我們應當充滿信心。只要我們信任群眾,走群眾路線,把情況和問題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隨著經濟的發展,路子會越走越寬,人們會各得其所。這是毫無疑義的。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在這場偉大的革命中,我們是在不斷地解決新的矛盾中前進的。因此,全黨同志一定要善於學習,善於重新學習。

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重新學習。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後,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些年來,應當承認學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運動上去了,建設的本領沒有學好,建設沒有上去,政治也發生了嚴重的曲折。現在要搞現代化建設,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一次學習。

學習什麼?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要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當前大多數幹部還要著重抓緊三個方面的學習:一個是學經濟學,一個是學科學技術,一個是學管理。學習好,才可能領導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實踐中學,從書本上學,從自己和人家的經驗教訓中學。要克服保守主義和本本主義。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幹部,要帶頭鑽研現代化經濟建設。

只要我們大家團結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就一定能夠加快新長征的步伐。讓我們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2000年9月22日,英若誠回母校清華演講

人生如戲,每個人都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既在「戲」里,又在「戲」外。“自傳”、“回憶錄”可以算是作者自編自導自演的一齣戲,「戲」的原型是人生中的自己,展現的是自己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作者忠實於人生,「戲」里「戲」外合一;有的則時刻惦記著“觀眾”的感受,抽身「戲」外,比如英若誠。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誠對自己的一生進行回顧,用英語向美國學者康開麗講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雲在》就是康開麗根據其談話錄下的四十一盤錄音帶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國出版,2009年才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開麗說:“這是他希望別人聽到的有關他一生的回憶錄。……對重大事件進行了記載,有選擇性、代表性……”

《水流雲在》就如同英若誠演給我們的一出「戲」。「戲」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詩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江水滔滔,裹挾著世事的滄桑,而人的心緒卻如浮雲般悠然。這是歷經大濤大浪後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戲」外的淡定。

在這出「戲」中,英若誠把對他影響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監獄生活經歷放在了開頭,佔據了三分之一的戲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帶到了監獄,在無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練就出從送飯人的腳步聲中聽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講述自己如何為爭取多得到一點兒自由而攬活干,如何對諸如秘制手工藝品上了癮,跟獄友學手藝,以便「沒有時間胡思亂想鑽牛角尖」。他還為大家設計遊戲,講笑話,教獄友怎樣下圍棋……如此輕鬆和好玩,以至於他的兒子英達在幼年聽到這段經歷時覺得父親就是去“玩了幾年”,甚至非常嚮往。

在英若誠眼中,監獄裏沒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懲罰也不過是罰跪而已。多年後,經記憶過濾,呈現出的是他對獄友給他的那塊小肥皂的感念,是「出於生存本能」而“給自己找事兒干”的自娛自樂,是有好東西和獄友相互分享時的患難與共。

在接下來的一部分中,英若誠講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貴族式的童年,這也佔了三分之一的戲份。他有著顯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斂之曾創辦《大公報》和輔仁大學,外祖父是天津大學(即北洋大學)的創辦者,父親英千里曾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高才生,輔仁大學的教授,在平津戰役期間被國民黨政府安排飛往台灣,母親曾受教於天津的聖約瑟夫女子學校,後來主管靜宜女學……

我們看到,他的祖父如何由搖煤球的窮旗人之子傳奇般地成長為一個紳士、天主教徒,並創立「英氏家族」,他的父親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承傳了這種偉業與精神。不難看出,英若誠是引以為傲的,傳承這種家族的偉業與精神也成了他的責任。

這出「戲」剩下的三分之一講述的則是他的藝術與政治的雙重職業生涯。然而,呈現出的更多的是他作為藝術家的一面,裏面講述了很多他參與的舞台藝術的幕後故事,比如,他將《推銷員之死》搬上舞台的來龍去脈,他在美國堪薩斯市出演“李爾王”這一角色的夭折,等等,卻對他的政治生涯一筆帶過。我們看到的是他作為藝術家的人生,卻遺忘了他的政治生涯。

比如,他為什麼蹲監獄?在這出「戲」中曾提到是由於“為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體做了哪些工作?是如何做的?其命運的每一個轉折點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他是怎樣平反出獄的?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他是如何得到了稀缺的食物來招待外賓的?在當時和外國人有接觸就可能被懷疑是間諜的情況下他怎麼毫無顧慮地常在家和外國朋友小聚?所有這些,在這出「戲」中都是語焉不詳的。

對此,著名專欄作者王佩曾對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較,指出:「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這本書的英文版及一些資料,上面的疑問似乎有了答案,也為我們拼接出英若誠「戲」外的人生,還原出在時代大背景下一個知識分子真實的心路歷程。

對照英文版的《VoicesCarry》,我們會發現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toPutInandWhattoLeave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譯的。這部分內容披露,情報搜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殊工作,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得以無顧慮地在家接待外賓,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難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賓的當晚他和妻子吳世良會將獲得的信息寫成長長的報告,裝進寫著“wuying”(音)的檔案袋裏上交。

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華「間諜」案。康開麗寫道:“在清華,英若誠夫婦已經和美國受到富布賴特基金資助的講師(Fulbrightscholar-lectur-ers)Allyn和AdeleRickett成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里找了英和吳,警告他們Rickett夫婦是間諜,讓他們協助搜集這兩名美國人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這對外國夫婦入獄。”

這對美國夫婦出獄回國後曾寫回憶錄《Prisonersof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AllynRickett(李克)當時看到拘捕證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馬腳時,曾回憶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華最好的一個聯繫人」的兩次拜訪,而這兩次拜訪讓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雖然李克沒指明這位老朋友是誰,(在這本書的《序》中,李克夫婦說:「由於我們不願使任何清白無辜的人為難,所以決定在整本書中,除兩個和我們押在一起的美國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從其是“清華老學生”、“父親在台灣,是一個國民黨官員”、“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難得出印證:李克夫婦的這個老朋友其實就是英若誠。

在《VoicesCarry》的「前言」中,英若誠向康開麗坦陳不願在傳記中講自己做情報搜集的工作。從中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水流雲在》中對有些事情的講述閃爍其詞和隻言片語。

英若誠曾解釋說,「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他兒子英達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也曾說,“我父親一生有保密的習慣”,“很多話題在當時是很危險的”。

在《水流雲在》中,英若誠也曾說:「我生病的時候一直在思考我們家族的歷史及我對家族歷史應有的責任。我不希望我與這個世界這段歷史的告別像是灰飛煙滅。我要走得有風格,有氣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中,對家族偉業與精神的保護與傳承也成為他所要考慮的。

我們很難想像把自己的好朋友當作間諜報告給上級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在《水流雲在》中,英若誠曾反思道:「我費這麼大勁兒,冒這麼大風險圖的是什麼呢?這恐怕得由受過訓練的心理諮詢師來分析,但我們需要保護自己。經過這麼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上浪費了這麼多時間,我們是‘凡事往最壞處想’。」

正如徐曉在回憶那個時代時所說的:「在忠誠與背叛成為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隨時都要面臨考驗的社會裏,對其中任何人的不懷疑又是理性不允許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誠也不例外。

當然,除了出於「保護自己」這種本能,做情報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還與他的信仰有關。英若誠曾說:“西方普通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國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會明白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為新政權服務?”

歷經過日本侵華戰爭的知識分子,其內心深處,都涌動著強大的家國情懷。為了祖國的強大與光榮,這些知識分子都放棄了其最珍視的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不論是英若誠,還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剛,這些抗戰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帶有這種家國情懷。

康開麗也曾說,英若誠做情報搜集工作及「文革」後本可以離開而沒有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他熱愛這片土地,這個他的祖父幫助建設、他的父親被迫流亡的地方。她還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共產黨,但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們才得以加入,據他兒子說,那是他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英達在接受專訪時也曾表達過其父曾為過去的信仰說假話。英達說:「他在這本書里還在為他認為值得維護的東西說假話,比如他說監獄裏不打人,頂多就是罰跪。但是他的難友們跟我提到過,我父親挨過很重的打,多數還是為別人。有些刑罰可以說是慘絕人寰。」

從「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一路走來,英若誠在困惑中小心地規避著時代的厄運,也深刻地認識到什麼叫“禍從口出”。

在「戲」中,英若誠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為我們展現其生命的華彩。然而,逃避了社會現實並不等於逃避了內心的現實,晚年的英若誠,在醫院病得糊塗時還常說一些極具政治色彩的話。康開麗在“後記”中曾記述道:“英若誠有時把醫生們當作外國間諜,當英達進病房時,他就會說:‘唉,你來救我了——他們都是間諜。我跑不了,他們把我的褲子拿走了!’”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英若誠講述的在監獄裏的一個細節:犯人在監獄裏要取下腰帶,「以免他們企圖逃跑」。他還解釋說,“緬襠褲沒有腰帶綁著,整條褲子就會滑落到腳鐐上。所以犯人都得提著褲子,要逃跑很困難,也很傷一個人的體面和尊嚴。”可見政治運動對他心靈的傷害。

徐曉在《半生為人》中也講述過一個相似的細節:她的一個在「文革」中坐過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現幻覺,不停喊叫:“別讓警察來抓我!”

時光走過,看似了無痕迹,實則銘心刻骨。正如徐曉所說,「只要他有一雙能夠凝視自己內心的眼睛,有一顆能夠感受良知的心靈,他就不可能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歷史廢墟,也走不出心靈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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