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67年春北京開始武鬥，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是七十多人。謝富治想由公安、市委分別發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毛澤東批評說：你們還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文革中的造反派坐汽車參加武鬥
本文摘自《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上次已經談過一些北京市委的情況。我的記憶不行，再講一些那時候的情況，只能想到什麼說什麼。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經癱瘓，我們不能在市委正常辦公了，就搬到京西賓館辦公。這樣，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指責，他們說市委怕群眾，已經變成地下市委了。
我講一講市委幾位書記的情況，一個個慘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風頭，暫時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揪回人大，關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鬥。郭影秋有病，我們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談判後才把他接出來。
陳克寒，自殺了兩次。一次在萬里的辦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藥，被發現後搶救過來。另一次他被商業學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後，他從二層樓上跳樓，沒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後，組織人把他很快送到醫院搶救，這一次他又被搶救過來了。有人為此竟批評我右傾，我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幫」後，陳克寒同志病逝了。
萬里，也被揪斗得很厲害，屢經兇險，後來中央採取措施將他監護起來，由衛戍區執行。
趙凡，被整得死去活來，後來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車輛廠了，我記不清，起碼被關了「牛棚」。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高揚文，在市革委會成立之後，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當時，曾經請示了謝富治。謝富治說：把高揚文交給他們，與冶金部的造反派談一下，告訴他們不准武鬥、打人，把問題交代完後要把人放出來。以後，我還派了一位由部隊到北京市幫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揚文。高揚文是比較晚一點被衝擊的，前邊的幾位遭衝擊早一些。
這樣，新市委的領導陸續被整了下去。我還算幸運，繼續艱難地工作著。以後，市委又補進了劉建勛、雍文濤。劉建勛是從河南調來的，他任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走時，我提出我實在幹不了，李雪峰就把劉建勛調到市委，事實上讓他負責市委的常務工作。雍文濤是從廣州調來的，他是廣州市委書記，「文革」前調到國務院任文辦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然後又兼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負責學校、學生工作。還從外交部調丁國鈺同志到大學工作委員會工作，外事口先是調李清泉負責，後來改為丁國鈺負責，大學工作委員會撤銷後，丁國鈺被留下來了。又從北京衛戍區調黃作珍任市委書記處書記。
劉建勛後來被調回河南，雍文濤被揪斗後提出回廣州，這時沒有辦法了，又調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任書記。
北京市沒有市委時，有黨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溫玉成任第一副組長，我是核心小組的成員，溫玉成調走後，我任核心小組的副組長，謝富治還任組長。
「楊、余、傅事件」後，調溫玉成任衛戍司令。“九大”以後，溫玉成調走，吳忠任司令。吳忠是駐錦州的四十軍的軍長，他調到衛戍區任衛戍司令後，又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
當時，劉紹文、黃作珍、吳忠、楊俊生這四位軍隊同志都曾進過北京市委書記處。
那時，上邊有規定，衛戍區不搞「四大」，因為衛戍區搞「四大」，警衛工作就會出問題。
以後，軍隊「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衛戍區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書記，又調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書記。「文革」期間，市委的領導情況大概這樣。
1966年8月，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我們組織市委的幹部到民族飯店聽傳達。但情況很亂，造反派佔據了會場，會議未能開成。
這以後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裏談工作，少奇同志來了，他提出要到下邊蹲點，取得感性知識和經驗。少奇同志選擇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學院，那個學院的學生比較少一些，學生也還沒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們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組指定戚本禹陪同。後來，建工學院也分成了兩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圍攻了中南海。
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學蹲點，我陪著小平同志開過一次全校大會。會議是辯論郭影秋有沒有錯誤，同時去的有陶鑄同志。小平同志在這次會議上針對正在盛傳的「二月兵變」進行闢謠，說沒有這回事。
這段事情太多，我記不清，談幾件事。
新市委成立後，李雪峰讓我找劉仁談一次話，問一問劉仁還有什麼問題要交代的。我和馬力一起去的，馬力當時任市委的秘書長。我和劉仁原來很熟悉，我們曾在晉察冀一起工作過。見面後，我問他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說的，他說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彭真犯什麼錯誤我就犯什麼錯誤。談話不多，我也沒有說什麼就走了。
當時，葉帥是中央首都工作組的負責人，他看到北京很亂，提出要我們將劉仁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送到外省監護。我對葉帥說：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與各省聯繫。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先將劉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華大學的分校，建一個伙食單位，實際上保護起來，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亂打。
有人直接給江青寫信，將這兩件事情報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說有人來信揭發我和劉仁密談，她問我與劉仁都談了些什麼。我說沒有談什麼。她就我把劉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頓訓斥，指責我包庇「黑幫」，保護「黑幫」。中央文革小組立令我們第二天將這些人弄回來，交給群眾，不許有誤。
第二天，劉仁等人被狼狽帶回市委。劉仁回來後，造反派就吩咐他搞衛生、刷廁所，累得他團團轉。過了幾天，劉仁忽然不見，後來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劉仁朝不保夕的情況，對鄭天翔，我也十分擔憂，怕出問題，便寫了報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監護，由衛戍區經辦了。
據楊成武同志後來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說我是壞人，說我包庇「黑幫」。周總理便問楊成武認識不認識吳德。楊成武說：在晉察冀時就認識了，他不是壞人。周總理說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沒有做成，我逃過了一關。
誰知粉碎「四人幫」後，市委有些同志據此來批判我，說我搞了個“反修堡”。這件事，前後都被人批判了。
那時，劉仁同志被整得很慘，家也被抄了。劉仁同志是很堅強的，他只是說彭真犯了什麼錯誤他就犯了什麼錯誤，別的沒什麼可說的！劉仁同志有心臟病，後來死在獄中，寧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這件事到現在我也不明白。那時，已經產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動的，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我問過李雪峰，李雪峰說他不知道。
「破四舊」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到處破壞，甚至破壞到了中南海裏頭。中南海北院紫光閣後邊的武成殿房，康熙題寫的一塊“下馬必亡”的碑石都被紅衛兵抬走了，後來四處找尋才找回來。紅衛兵還把中南海院子裏的一些石獅子抄走了。堂堂的國務院也在劫難逃。
首都一帶頭，「破四舊」運動便發展到全國，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塗炭生靈，塗炭神州。
1966年「破四舊」後，一天，毛主席找我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彙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裏知道，運動的發展由不得願望，豈止是動動而已，動刀動槍了。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對這種情況，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從謝富治處回來，就開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統的通知由謝富治打電話，讓市公安局來擬。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有發出去，當天夜裏二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擬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
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我還找過陳伯達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發一個通告，制止打死人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央文革小組不同意，還是說，這樣會約束群眾的革命活動，影響發動群眾。
一直到11月18日，我們當時都搬到京西賓館辦公了，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佈《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說：「任何廠礦、學校、機關或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法律和黨的紀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這個通告的措辭是嚴厲的，但實際沒有管用。江青在以後又大講「文攻武衛」，她接見河南造反派還是安徽造反派時就宣傳「文攻武衛」。這樣，武鬥從「文攻武衛」的口號中找到了護身符，兩派都說自己是“左派”自衛，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武鬥問題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年至1968年期間，全國武鬥很厲害，不少地方具有相當規模，動用較大殺傷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嚴重的，但我估計，在武鬥中死亡的人數大概不下千人。
這是「破四舊」，先是發佈通告發不出去，等通告發出去了，又來了一個「文攻武衛」。當時，水龍頭總趕不及點火的。
再說一說「大串聯」的情況，我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說。我調到北京來後，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資反路線”的錯誤，開始檢討。市委就不靈了，以後就癱瘓了，可是，我還要工作。毛主席接連八次檢閱紅衛兵，大概接見了1300萬到北京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到處可以吃飯。當時都叫紅衛兵，手臂上套一塊紅布就行，這給組織接見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第一次是在天安門舉行的。毛主席原想坐在汽車上繞天安門廣場一圈。但毛主席的車一出來，爭著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車包圍了，進不得，退不得。謝富治、汪東興都在毛主席的車上，他們都急了。我在後邊的另一輛車上，一看要出事，趕緊下車向前擠，但根本擠不過去，我被擠得前心貼後背，喘不過氣。
後來是組織了部隊手拉手把群眾分開，才把毛主席1966年，毛澤東被歡呼雀躍的受閱紅衛兵圍在中間硬接出來。我也擠不出去了，虧得一批中學生開出一條道，方走出重圍。
我出來後，看見毛主席和劉少奇都在上天安門的電梯口處坐著，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們說，應該檢討，我組織得不好。
接受這次教訓，以後的檢閱改為紅衛兵坐大卡車經天安門受毛主席檢閱。結果也不行，很多人坐不上車。又改為像遊行似的，從天安門前走過，但秩序也很亂。很多人一走到天安門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顧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熱淚盈眶。
每次都出現一些問題，特別是在西苑機場的檢閱，那次可能有一百多萬人，當時踩死了兩三個人，大家都沒命地往前擁，形成不由自主的強大人潮。
八次檢閱，每次都是周總理找我們親自佈置，當時真是刻刻提著心，怕出事。
紅衛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來沒有離開的，人數最多的一天達到300萬。當時北京市區的居民也就是300多萬，不到400萬人，一時增加了這麼多人，吃、住、行都很困難。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盡量調劑。其實不止是食、住、行，衣也攤上，天涼了，南方來的人還得給他們發禦寒軍衣。北京市委紅衛兵接待站設在先農壇，負責人是國防科委的一位同志，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很好，還有一些軍隊「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開交，昏頭昏腦的。這些吃、住等問題是不好解決的，接待站的同志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打罵他們，甚至抓他們去遊行，做“噴氣式”來批判。這些同志很苦，見到我時委屈得哭，提出不幹了。那時，我也被揪斗，但還要勸這些同志，說工作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能不幹，而且要干好。
有一天，來的人特別多，前門那一帶都擠滿了，人山人海。實在沒辦法了，我去找周總理，說北京市各機關容納不了了，中央各機關我動員不了，如何是好？周總理說通知中央各機關和市委各機關開一個會。於是，馬上在工人體育館開了個萬人動員大會。大家都到了，我一說話滿場起鬨，沒人聽。無法，我就打電話報告周總理。周總理來了，他要求各機關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領人，各機關能住多少就領走多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騰出一些地方住紅衛兵。
以後按這個辦法，一來就通知各方面來領人安排住宿。那時，北京差不多家家戶戶都住了紅衛兵。上上下下，一片沸騰。
後來陶鑄提出，這樣串聯影響鐵路等交通的正常運輸，聽說把火車的窗戶都擠壞了，號召走路串聯，不坐車乘船，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這才有效，慢慢來的人就少了。
再講一個事情，「西糾」後來變成“聯動”，“聯動”被中央文革抓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兒子董良翮都在內，「西糾」後來不行了。然後起來的是哪一派呢？起來的是中學紅代會的頭頭李冬民。這個案子後來還通報了我一次。
李冬民組織了一個造反派組織「首都兵團」，江青說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團」，中央文革小組要市委支持它。
中央文革小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團」的成立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些“左”得發紫的人都參加了。周總理也在場。北京市是我和丁國鈺、雍文濤參加的。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1966年11月，新疆工學院紅衛兵長征隊頂風冒雪行進在戈壁灘上，赴北京串聯國務院的秘書長周榮鑫也陪了周總理來。這個大會主要是批判「西糾」。我記得「西糾」是北京31所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組成的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大會批判過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門，問到會的人知不知道誰是「西糾」的後台？參加會的紅衛兵說不知道。江青鐵青臉說：就是周榮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讓周榮鑫站到檯子的前邊。江青接著又聲嘶力竭地說：還有雍文濤！這樣，當場就把周榮鑫、雍文濤揪走了。
我看周總理的樣子，他並不知道江青要點周榮鑫的名字，周總理也緊張了，但鎮靜地控制著。陶鑄從中南局調到中央任常務書記後，從中南局調了一批人，雍文濤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們的矛頭是對著周總理和陶鑄的。
我和丁國鈺在後邊坐著，真有些如坐針氈，坐不住了。丁國鈺低聲說：他們都點完了，就該輪到我們了。
天知道，一直到散會，也沒有點我們的名字。散會時，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人來說，江青讓我去。江青問我雍文濤是什麼人。我說：雍文濤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沒有問題，他分管中學工作，他去「西糾」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責任在我。如果雍文濤有問題，罷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氣，讓我回去寫檢查。
我的檢討送去後，江青在上面批了，大意是說吳德還比較謙虛，但不能不講原則，雍文濤是有錯誤的。
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後，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雍文濤被找回來後，在國務院的文辦躲了幾天。後來，雍文濤提出在北京危險，要回廣東，他在廣州市還有辦法躲避。這樣，就採取了一個辦法，讓廣州來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濤後來參加了廣州市的「三結合」。事前廣州還派人來向我作調查，我寫了一個證明，說他到「西糾」是受組織派遣的，沒有問題。
成立市革委會後，中學紅代會的頭頭李冬民參加市革委會，任常委。
那時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叫做「打悶棍」，一點沒錯，一個悶棍接著一個悶棍，弄得人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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