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傳統戲曲的渴求，最先從中南海隱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領導下，孫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錄製傳統戲曲。以至於他將那兩年里幾乎所有的彙報文件和會議記錄偷偷攢下來，如若有一天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也許還能說個明白。
1966年文革開始後，傳統戲曲作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後將近十年里，由江青親自審定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獨佔戲曲舞台，經電影、電視、廣播反覆強制性播放，後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之說。但在文革最後的幾年裏，由江青親自領導，文化部牽頭專門為中南海錄製了一批傳統戲曲。這批傳統戲曲的錄音部分，最後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的錄音資料庫，其中一些錄音在後來也曾陸續播放，少數錄音在客觀上成為較珍貴的錄音史料。
文革一開始還有電視節目，大約半年之後，電視就停播了。所以那個年代就只有廣播，廣播裏又只有樣板戲。我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戲曲組當編輯，後來當副組長，雖是「革命」期間，但工作還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壽縣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兩年後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文藝部戲曲組缺人，於是我就去了戲曲組。
晚年的毛澤東
秘密的任務
大概是1975年初，電台文藝部的領導通知我去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一個錄音組。錄音組由廣播事業局直接領導，全稱是「送審錄音組」。據我所知，工作就是翻錄傳統戲曲、曲藝錄音或者錄製傳統戲曲，然後交給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電視台配上表演錄像往上送。
我對文藝部領導說，我不知道去那兒做什麼，不想去。領導說，是局裏指定的，不許討價還價，馬上就去。就這樣，第二天我就去廣播局「送審錄音組」上班了。
當時，傳統戲曲早已作為「四舊」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當一批戲曲演員已經下放農村勞動，誰也不敢再演傳統戲。所以我們翻錄、轉錄傳統戲曲是保密的。錄音組的人員、設備雖是廣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揮，參與錄音錄像的演員，也由文化部調配，錄了什麼不能對外講。
有一次，京劇演員李宗義錄《斬黃袍》，剪接完成後十分高興。他去走廊里給家裏撥了一個電話，並且特意把門打開，讓家裏人聽聽他的新錄音。這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兒啊，傳統戲根本不讓唱了，我現在還在這兒錄音呢！哪知道，這件事被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的一位仁兄發現了，李宗義挨了一頓批。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個戲迷，叫汪永興。電視台在廣播劇場錄像，外人是不許進去的。他不知怎麼偷偷鑽進去了，過了一把戲癮，回來以後還作了檢查。
困惑的任務
當時大家的確也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就不許演、不許唱了，到底為什麼還要我們錄製這批傳統戲曲？這個問題，一直到最後，上面也沒給出真正的原因。但實際上電台、電視台的人，心裏還是有數的。通過各種渠道，大家都知道這些戲是送給毛主席的，是為他養病錄製的。在那個時代，領袖養病是絕對機密，所以文件上給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資料，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從)翻錄和錄製的東西可以看出，談不上什麼繼承文化遺產。
比如京劇，它的劇目很豐富，成熟的、值得繼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員也很多。但在整個錄音錄像過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劇目錄得不多；譚、余、言、高、馬、楊、奚幾大老生流派的戲也很少錄製。
我當時很奇怪：京劇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員不少，為什麼一個勁兒盯著錄高派呢？後來有人告訴我，毛主席喜歡高派戲。
晚年的毛澤東
比如《鳳還巢》，當時健在的梅派傳人很多，會這齣戲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錄製《鳳還巢》的卻是《杜鵑山》的主演楊春霞。楊春霞現代戲演得不錯，崑曲唱得還可以，扮相也漂亮，但《鳳還巢》不是她的拿手戲。再加上那些年楊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鵑山》，要她立即進棚錄製這麼一出梅派經典，給她出了個很大的難題。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特意把張君秋請來把關，實際上是邊教邊錄，最後總算完成了任務。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覺得楊春霞扮相漂亮，《杜鵑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歡這個演員。也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想看看楊春霞的傳統戲。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龍鎮》這齣戲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遊，跟一個開酒館的女子調情，後來把這個女子封為妃子。文革前此戲已不讓演出，但上面要我們錄這個戲，並且明確指定李鳳姐由李世濟扮演，正德皇帝則讓張學津扮演。張學津是張君秋的長子，馬連良的徒弟。馬派演員怎麼唱言派呢？學啊！這樣一來害苦了張學津。據說那一階段，他走到哪裏都帶著錄音聽，最後總算是學下來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說，毛主席很喜歡這齣戲，覺得很好玩；也有人說，這是江青點的名。這顯然也不是要繼承傳統。
在翻錄「京韻大鼓」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據傳達，“首長”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這位“首長”顯然不是別人——當時，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劉寶全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此前也沒人記過唱詞，只能對著錄音一字一句地記錄，但唱詞還有十多個字聽不出來。怎麼辦呢，一位聰明人提議把演唱者小彩舞從天津請來。哪知道小彩舞聽了很多遍，也說不出究竟是哪個字！因為老師教她時都是“口傳心授”，沒有見過唱詞。後來大約是由戲曲研究院的秀才們“聽聲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幾個字就送上去了。
長期的任務
1974年或者更早一點，也有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到中央廣播事業局來要傳統戲曲錄音，但大都是臨時性的。文藝部就指派戲曲組將庫里的錄音或老唱片翻錄送上去。至於送給誰，我們從不過問。這是紀律。據說，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還有不少領導同志愛聽戲曲，向廣播局要過錄音。
可能在1974年，侯寶林、郭全寶在電視台為中央領導錄了若干段相聲。相聲錄像用不著先期錄音，電台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詳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廣播、電視專門為毛主席養病錄製傳統戲曲曲藝節目，大約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時還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
可能看到毛澤東養病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期的事兒，文化部黨組要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任務，於是組成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叫「錄音錄像組」，辦公地點在西苑賓館。總負責人是陳應時(據說是上海來的)，其次是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李金泉。這個小組上面是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副部長錢浩梁、劉慶棠，再上頭呢，就是江青。錄什麼，讓誰演，由這幾個人定；錄好後，由這幾個人審聽審看，最後江青說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裏。
為完成這個任務，文化部找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協商成立一個錄音組，一個錄像組。估計是1975年2月份左右，剛過完春節，錄音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個人，一位是戲曲編輯劉書蘭，一位是音響導演詹月圓。還有高洪廉、王致珍，他們兩位是中央控制室的錄音技師。大概一兩個月後，讓我去當錄音組組長。這個組直接屬廣播局領導。錄音錄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下達任務，錄音錄像組可以跳過中央廣播事業局，直接讓我們執行，我們事後再向廣播局領導彙報。
晚年的毛澤東
當時錄音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很多演員已經多年不演戲了，有些演員前兩天還在被批鬥呢，接到通知後，兩三天就得來錄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錄好多遍。錄完後，我們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給錄像組，他們根據錄音配畫面，一部分送給江青，後來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來。為什麼我們知道不送呢。有一個星期天，突然陳應時找來了：有緊急任務，趕緊補送一套給周恩來，我們就連夜把這個事給完成了。
因為任務繁重，後來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一點，後來逐步擴大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天津電台等單位。
不要清官戲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錄音錄像組全體會議傳達上面意見：要求將杜近芳、李炳淑兩位演員的戲全部上報。選擇劇目時注意，不要太悲的戲、不要清官戲、不要《紅樓夢》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領導指定要楊春霞準備《楊門女將》。
上面下達任務時，有時候是指定演員，有時候指定劇目，有時候指定劇目又指定演員。不要太悲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容易理解，為什麼不要清官戲，不大明白。不要《紅樓夢》的戲，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對《紅樓夢》太熟了，演員很難到達他想像的境界，再說，京劇里也的確沒有十分出色的紅樓戲。但為什麼要「將李炳淑的戲全部上報」，是不是因為她的現代戲《龍江頌》演得比較好，也想看看她的傳統戲？這個就只能是猜測了。此外，這些要求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來的，還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說不清了。
1975、1976這兩年，還錄製了一批詞曲音樂和京劇唱腔音樂。這兩種形式，過去不常見，我們也不熟悉。但錄製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錄出來的東西也好聽，我覺得有必要記上一筆。
「詞曲音樂」指的是戲曲演員，主要是崑曲演員演唱的古詩詞。主要是唐宋詞，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後錄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員有計鎮華、蔡瑤銑、岳美緹、李炳淑、楊春霞、李元華、方洋等。我估計是因為毛主席眼睛不好，閱讀困難，採用這種形式供他欣賞。我覺得，這也是推廣普及古詩詞的一種形式。
「京劇唱腔音樂」這種形式是由“擂胡拉戲”演變出來的。1975年，錄了幾段擂胡拉戲，送上去以後，沒有什麼反響，後來就很少錄了。我估計是嫌它過於單調。
對於傳統戲、詞曲音樂、京劇唱腔音樂的錄音、錄像，江青提過很多很具體的修改意見。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頭轉達的。
我在文藝部戲曲組時，跟著她看過不少戲。她對京劇藝術有她自己的見解。每次審看「樣板戲」後，她把劇團負責人以及主要演員、音樂設計、舞美、燈光，都留下來，講哪兒好、哪兒不好、怎麼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後，問美術設計胡冠時：你去過東北嗎？沒等胡冠時回答，她又說：你這個是外行，東北的房子不是平頂的，是斜頂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壓塌了嘛！她在選擇演員、塑造人物、音樂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戲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據我看，她是借鑒了一點電影、話劇的東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錄音技術方面，她有時會說一些根本不靠譜的外行話，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也奉為金科玉律，下令讓我們改正。有時改來改去，把原本不錯的錄音改成了技術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結束
當時的工作非常辛苦，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正常情況是：下午兩點進棚，晚上一頓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點鐘。有一次印象比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兒園。
但總的來說，上面對我們還算關心。文化部錄音錄像組每晚準時給演員送夜宵，標準不低於五毛錢一天，我們跟著沾光；後來廣播局一天發五毛錢夜宵費，一個月十五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
還有一次，蔡瑤銑等幾位崑曲演員送了幾個茄子和冬瓜來，說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覺得大家工作辛苦，送來給大家吃。蔡瑤銑說：摘完了以後，江青還特意喊了一聲：記到我的賬上。江青是很喜歡搞這一套的。這些東西我們如數上交局裏了，領導給了職工食堂。
當時為傳統戲曲的錄製工作，還經中央批准花30萬美元進口了一批新機器設備。但機器還未到貨，工作已經要結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錄音錄像工作暫停，不久，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最後大家要回各部門了，收尾工作持續到年底。我12月21日還沒回去，就給張振東(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寫了一個報告：結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談一談。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好事還是壞事，是給「四人幫」做的還是給毛主席做的？他不談，原因是：“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我在報告裏寫：對你一直沒能和我們談談表示遺憾。
他的確沒法談，因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說，不敢說！
1976年11月4日，孫以森寫了一份報告：「我們五個同志希望回部門前，領導上能與我們談一談，講講這項工作究竟應該怎麼看。」
中央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張振東回批：「我可以同他們談。關於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即使有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與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無關，我們負責。」局長鄧崗圈閱同意。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廬山會議上,有人勸粟裕把自己蒙受的冤屈提出來,他卻明確表示:「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起伏。」
《百年潮》雜誌1997年第2期曾發表過蕭克同志的一篇文章,回憶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文章提到,當時令人震驚地在軍內高層揪出一個所謂“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包括劉伯承元帥在內的一批高級將帥及高中級幹部因此受到錯誤批判和錯誤處理。而實際上,處理這一問題的那次軍委擴大會,還有另外一個議題,那就是把粟裕作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進行了批判。會後,粟裕被撤銷了總參謀長職務。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不了解在1958年那次風波中粟裕大將曾蒙冤。
粟裕
風起於青萍之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軍隊落後於形勢,落後於地方」,提議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用整風的方式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工作。這之後,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主持下,研究確定了軍委擴大會議的內容和議程。4月29日,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召集了有中央軍委和各總部領導參加的座談會。傳達了中央軍委確定的擴大會議議程。奇懌的是,身為總參謀長的粟裕這時雖然就在北京,卻沒有通知他參加這個座談會。而且,中央軍委擬定的擴大會議議程,竟赫然把解決所謂「總參和國防部關係」問題也列入其中。
總參與國防部之間存在矛盾,情況比較複雜。新中國成立後,徐向前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因病於1950年初即由副總參謀長聶榮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調粟裕出任副總參謀長。由於從建國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粟裕在工作中與軍委負責人之間沒有發生過明顯的矛盾,工作還比較順利。
唯一出現過的一次誤會,是發生在他與聶榮臻之間。當時聶榮臻擔心毛澤東事情太多,太忙,認為不必事無巨細都直接報到毛澤東那裏去,因此要求軍隊方面的報告,都要經他批閱後再根據情況看是否有必要上報。過去一向按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每半月報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須照聶總長的意見辦理。沒想到毛對軍隊系統的報告減少格外關注,在1952夏提出了批評。為此聶榮臻不得不寫報告向毛澤東作了檢討。粟裕認為自己也有責任,因此也向毛澤東做了書面檢討。沒想到毛澤東不僅在他的檢討上做了批示,表示「檢討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聶榮臻的工作做了對比,肯定了粟裕半年來的工作,並藉機對聶榮臻作了批評。他還特地把這個批示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傳閱,這就引起了聶榮臻的很大誤會。
彭德懷從朝鮮戰場下來以後,周恩來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軍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會議的批准。彭德懷很快走馬上任,並立即提名調自己的老部下黃克誠擔任副總參謀長的職務。於是,黃克誠成了彭德懷抓軍委和總參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雖然粟裕於1954年10月做了總參謀長,但黃克誠同時被正式任命為軍委秘書長,實際上全面負責主持軍委和總參的日常工作。不難看出,彭德懷對粟裕這個總參謀長也是信不過的。
一方面彭德懷信不過粟裕,另一方面粟裕為人又一向堅持原則,不事迎合,在自認為正確的問題上,常常是毫不退讓,據理力爭,加上他們之間對末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上看法的某些不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兩人之間引起種種矛盾。粟裕就任總參謀長之後,很快就提出抽幾個軍作為統帥部戰略預備隊,配置在便於機動的地區,平時由各軍區領導,但不編入各軍區戰鬥序列,戰時由統帥部統一機動的建議。對此,彭德懷認為沒有必要,說全國都屬解放軍,一旦戰爭爆發,統帥部完全可以從各軍區臨時抽調部隊組織戰略預備隊。粟裕則堅持認為,等戰爭爆發再抽調組織這支部隊,一是會打亂各軍區的作戰計劃;二是戰爭一爆發,交通被破,部隊行動受阻,將會失去戰機。成立國防部後,各總部仍直接受中央軍委的領導,但彭任國防部長後,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反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國防部的名義發佈,哪些不用,又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本身下發的命令、文電,就常因署名問題而受到指責。鑒於這種情況,粟裕要求明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的職責,以便今後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見,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但總參一連五易其稿,均未能獲得通過。
粟裕和毛澤東周恩來在一起
1957年11月,粟裕作為彭德懷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的成員,根據原定的日程對口拜會了蘇軍總參謀長。粟裕從借鑒蘇軍經驗的角度,向蘇軍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請對方提出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便參考。這件極其正常的事,卻被軍委領導認為粟裕是「告洋狀」。
正是由於存在著這樣一些隔閡與意見分歧,性情比較暴躁的彭德懷往往對粟裕出言不遜。甚至當粟裕在上報的文件上寫了「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主席」字樣時,他都會大發脾氣,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在這種情況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難得到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的支持,他對軍隊建設和日常工作提出許多重要建議和意見,自然也得不到重視和及時的批複,這不免要影響到總參工作的正常運行,包括他主持下擬定的全軍的作戰計劃,竟也長時間得不到批複。而越是這樣,粟裕就越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直到1958年5月參加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他還當面向毛澤東表示希望能夠直接跟毛澤東談談自己對軍隊工作和總參工作的意見。他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時候的毛澤東也已經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顛倒有口難辯
1958年5月24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舉行第一次小型會議,參加會議者基本上都是軍委委員和軍隊的中央委員。彭德懷在會上宣佈,這次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整風、整編兩大問題,要採取大鳴放、大爭辯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後,即5月26日,當他接到通知趕去中南海居仁堂參加有軍委主要領導參加的會議時,發現會議竟是衝著他來的。與會者就粟裕在所謂「總參和國防部關係」上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批判中給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等。有關這次會議的內容,還向總參二級部的領導作了專門的傳達,明顯地是為在軍委擴大會上批判粟裕定調子。
軍委擴大會議於5月27日正式召開,蕭克在這次會議上被點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第二次小型會議上作檢討。但這時會議的氣氛還比較緩和。對此,毛澤東不很滿意。他認為會議的溫度不夠高,因此要求元帥們和與會者以整風的精神大鳴大放,通過會議與大小字報相結合的辦法,一周之內使空氣緊張起來。
30日,當召開第三次小型會議時,黃克誠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的指示。於是,會議的溫度迅速上揚,總參二級部的一位部長在這一天直接點出了“彭總與粟裕總長之間有隔閡,將帥不和”這個問題。主持會議的彭德懷當即表態贊同扯開這個問題。
6月1日,針對有人擔心把領導者個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搞到大會上去影響不好,彭德懷在主席團會議上再度表明自己態度說:「我不能同意XXX的態度,說是會議有師級幹部參加,我和粟裕的問題在軍委小會談即可,不要在大會上搞,怕傳出去不好。有什麼不好?這是軟弱!」因此,對粟裕的批判迅速擴展到大會上去了。會議的組織者不僅向各組介紹粟裕的所謂“問題”,而且開始組織和動員一些領導幹部對粟裕進行“揭發”批判。
對於擴大會的鬥爭形勢,毛澤東看來還是不太滿意。6月9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對我們的會議決心很大,強調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會議還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要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軍委擴大會議迅速從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澤東也幾次到會或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參加者進行座談,把軍內出現的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升到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高度,同時激烈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會小會做檢討。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幾乎總是要對一些原則問題、重大事實做必要的說明。結果每次檢討,招來的都是更嚴厲的批判。
會議強加給粟裕的罪名是「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主要根據:一是說粟裕「一貫反領導」,與陳毅、聶榮臻和彭德懷三位領導都搞不好;二是說粟裕“向黨要權”、“向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領導許可權”;三是說粟裕「告洋狀」。對此,粟裕一邊檢討,一邊也儘可能地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
關於「一貫反領導」和向黨“要權”。粟裕申辯說,所謂他曾經支持饒漱石反對陳毅的說法是不實的。“1943年饒漱石在淮南黃花塘趕走陳毅同志,當時我在一師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不僅我,別的師的幹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實上饒的這種陰謀,他是不敢向下講明的。”他並且說明,他不僅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也從不爭權力。他舉例說,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為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為副司令員。他認為張是黨內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的張就是司令員,他是副司令員,因此華中軍區司令員也應該由張擔任才好。因此,他壓下了中央的這個任命,向中央提出了建議,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軍委要他帶王必成縱隊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士榘、唐亮的部隊匯合,統一指揮這六個在外線的縱隊,他當即複電軍委,強調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當時明確主張派陳毅到中原去,把華野交給他負責。他當即表態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在毛澤東強調陳毅必須到中原去之後,他也還是堅持,華野司令員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
關於「告洋狀」。當時他和蘇軍總長的會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會見總共只有20分鐘,加上翻譯,兩個人每人頂多只能講五分鐘話。粟裕解釋說,當時提出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是鑒於軍委責成總參起草的國防部及總參職責條例五易其稿通不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告洋狀’,當時的動機,還是想參考一下蘇軍的經驗,來草擬我們已經寫過五次還沒有定稿的工作職責條例”。
但是,粟裕越解釋,會場上的火藥味就越濃。當他說明自己從不爭權,堅持華野司令員由陳毅兼和主動不就華中軍區司令員一職時,彭德懷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一位軍委領導甚至由他的幾句檢討引申出一頂大得嚇人的政治帽子,說:“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盜,大盜盜國!”
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濃烈的火藥味,使每一個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違心地進行檢討。粟裕看得很清楚,堅持解釋下去,自己的問題必然被歸入敵我矛盾。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會檢討時,把會議強加給他的罪名一一承認了下來。軍委擴大會開始後,毛澤東曾向蕭勁光徵詢對粟裕的看法。蕭說「粟裕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毛點頭贊同。此後毛又講了句公道話:“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因此,陳毅在聽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會檢討之後,主動走上前去握著粟裕的手說:“講得很好。”並且帶頭鼓掌,表示通過。次日,陳毅又在大會上講:“昨天他的檢討,我覺得很好。如果說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經過昨天他的檢討,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團結的基礎,我個人表示歡迎。過去他在三野軍事上貢獻是很大的,這是不能抹殺的,戰場指揮搞得很好,主要是打勝仗的……。他轉了就很好,歡迎他這個態度。”
不過,粟裕並沒有因此得到解脫。軍委擴大會議雖然於7月22結束了,仍有人繼續在中央領導中施加影響,把「告洋狀」進一步誣為“裏通外國”。這就使毛澤東對粟裕產生嚴重的不信任。不久後,毛澤東甚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把粟裕作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結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的決定,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
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決定撤銷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調離總參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找他談話明確講,今後你就到軍事科學院去工作,在那裏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連接觸部隊的權利都沒有了。此後他長期任閑職。
對於粟裕以前的戰功,自然也能抹則抹。若干軍史出版物把解放戰爭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議和他指揮的重大軍事行動,籠而統之地改寫成「華東野戰軍」、“華野首長”。解放戰爭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代理華野司令員兼政委職務,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華東軍區和華野的主要負責人,在蘇中有的縣提及粟裕和“七戰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這並不好,也無必要”。也就是說,粟裕指揮的,曾經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七戰七捷”,由於粟裕有了“錯誤”,也就被從歷史上抹去了。
粟裕被錯誤批判和撤職一年後,彭德懷、黃克誠等就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了「反黨集團」。這時,有的老戰友勸粟裕把1958年受錯誤批判一事提出來。粟裕卻明確表示:“我不願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應邀參加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還特地轉過臉來朝著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懷他們那個千人大會搞的。」對此,粟裕十分興奮,認為這等於毛澤東代表中央給自己平反。然而,中共中央並未就此發出指示和作出決定,有的領導人對粟裕仍舊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包括他經過嘔心瀝血的研究,為國家防務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的許多重要建議,也未能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使他的軍事才華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揮,起到應有的作用。種種不公正對待,長期心情壓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開始著手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鄧小平明確講:要了結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這樁公案。「反黨集團」(指蕭克等)要專門平反;另一種情況(指沒有戴“反黨”帽子的)也要平,情況不一樣也要平。
得知這一消息後,1979年夏,粟裕在煙台看望葉劍英副主席時,向葉報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強烈願望。葉當面對他講:這件事應該解決一下,你寫個報告給中央,我回京後同小平同志也說一下,以後從葉副主席處得知,葉已同小平同志談過,小平同志同意。據此,粟裕於是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他進行的錯誤批判,向中共中央正式寫申訴報告,要求撤銷會議強加給他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10月16日,葉劍英在粟裕的報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來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他的申訴報告一件,前不久蕭克同志看我時,也曾提到有關那次會議反教條主義的事。我認為五八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建國以來軍事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那次會議的錯誤,我建議總政組織力量,認真地研究,向軍委提出實事求是的報告,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妥善處理。」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來。直到1983年胡耀邦總書記又進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直接受理粟裕的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體的方案,並徵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見,決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見面,但這一決定也未能付諸實施。結果,粟裕在蒙冤26年後,沒能等到組織上正式為他平反,就含冤離開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訃告裏,也只寫了這樣一段話:「粟裕同志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他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顧全大局,一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堅持原則,嚴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擔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期間,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下,嘔心瀝血,任勞任怨,為保衛和鞏固我國國防,為把我軍建設成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於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訃告中一句未提。
有關文件中開始提到粟裕受到錯誤批判的情況,已經是1987年9月11日。在這一天,中央軍委常務會議決定,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目中寫上這樣一句:“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評”,公開指出了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的“批評”是“錯誤”的。對此,當時任軍委常務副主席的楊尚昆讓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轉達了這樣的話:“這件事我已費了很大的勁,只能辦成這樣子。”
給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後。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聯名發表了題為《追憶粟裕同志》的文章,同時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和中央軍委機關報《解放軍報》刊登。文章除了對粟裕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外,特別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這篇文章經由南京軍區和總政治部先後草擬,總政治部、中央軍委、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修改審定,最後由江澤民總書記審閱發出。這個代表中央軍委為粟裕正式、公開的平反,雖然來得太遲,但終於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還粟裕以清白高潔。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靈,也實現了許多幹部群眾多年的心愿。這一長達36年的歷史公案,至此總算有了一個公正的了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