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延安整風時沒整過人
林彪出山完全是被逼的嗎？今天有一些人說，林彪本來是四大皆空，根本沒有想過要出山，給他壓力，為了黨和什麼什麼壓力被迫出山，不對的，太簡單化。林彪是為中共打天下出力最多功勛最大的幾個軍事將領之一，他不是一般的軍事將領，他是軍事統帥。
1938年林彪去莫斯科治病，1942年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毛澤東給他一個任務，代表毛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毛很會用人，他知道林彪曾是蔣介石的部下，蔣介石是黃埔軍校的校長，林彪是黃埔四期的，他讓他們兩人去談。本來蔣介石是在1943年要和毛澤東談判的，但是毛堅決不去，他派了林彪和周恩來去對付蔣。1942年林彪回國以後，正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的關鍵時刻，在這個黨內思想大整頓、組織大改組的關鍵時刻，林彪做的是高度歌頌毛主席，他不整人，延安整風運動，林彪沒有去整人，不像其他人參與了毛主席的思想和組織重組衝突鬥爭。毛澤東給他一個政治地位——中央黨校校長，但是林彪從來不管事，毛這個時候對林是非常寬容，就是要他養身體，為將來抗戰勝利後和蔣介石打仗時派用場。毛對林彪在整風運動中袖手旁觀不參與鬥爭完全是無所謂，對其他人則不然，其他人不僅要歌頌而且要批判，歌頌毛主席是必備的，但是還要批判，批判王明、博古，甚至批評周恩來同志，都是要批評的，要刺刀見紅的，林彪可以另有重用。所以林彪在整風期間沒有整過人，口碑不錯，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林彪得票是在第七名，非常高。
1942年林彪和周恩來在重慶
新中國成立初期林彪不去朝鮮打仗，現在有很多的看法，有人說林彪是怕美帝國主義，怕韓戰失利，他的一世英名受到損傷。這是一種說法，當然還有其他說法，我個人傾向於林彪還是身體不好的原因。今天我們有資料可以看到，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到莫斯科與斯大林接洽軍火問題、飛機支援的問題。談判以後，林彪留在蘇聯克里米亞的索契療養，林彪對周恩來說，中央一旦需要我，我立即回去。但是林彪確實在是否出兵朝鮮問題上和毛澤東態度不一致，他是和劉少奇等黨內絕大多數領導同志是一致的，認為新中國剛剛建立，戰爭剛剛結束，是不是不出兵更好，他對出兵是持保留態度的。林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除了去蘇聯療養一年多，再也沒有出過國，新中國成立後基本是閉關不出。
林彪擔心功高震主，堅持閉關休養
我想林彪在新中國以後，他的心理上是雙重心理，行為是兩面行為。第一個他的雙重心理，第一面，他對毛確實有推崇、崇拜的這一面。他確實是佩服毛，經常看毛的東西，看毛的小冊子等。他在學，包括新中國成立前在東北的時候他也經常學這個東西，他有佩服毛的這一面。另外一面，極為擔心功高震主，對毛主席早有提防。從新中國成立初開始，這個傾向就很強烈。林彪是一個有知識的人，比彭德懷有知識得多，彭德懷也有知識，但是林彪對中國古籍的研究很有心得，馬上用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的心態也就是他以後寫過的一個條幅，叫「勉從虎穴暫棲身」，就是劉備在曹營的心態。他親自手寫的座右銘，新中國成立初就寫了，「張良范蠡，急流勇退。」他自己非常清楚，非常擔心自己的功勞太大，會引起毛的疑心。
毛澤東和林彪
這是他的兩面。那麼，他的兩面行為是什麼行為呢？第一面是顯得自己毫無政治慾望，到了無欲無求無欲則剛的地步了。他從蘇聯回來以後就長期休養，不和任何領導人串門子有來往，包括不和毛澤東有來往。他自己手書一個「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這是他真實的情況。他雖然想無欲無求，但是他根本做不到。我認為他的修養還不夠，真正夠的是我們尊敬的劉伯承元帥，劉伯承元帥真正做到了無欲無求，而我們的林副統帥做不到。1953年，毛澤東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就是大區撤銷。大區撤銷以後，這些領導人都要進北京去了，但是，對林彪一時沒有安排工作，這件事對林彪的刺激非常大。所有人都論功行賞，比如說高崗，權力極大；鄧小平從西南到了北京擔任中央秘書長。每個人都有一個位置，林彪什麼都沒有，這件事對他刺激很大。1953年發生了高崗事件。高崗和林彪在東北時期有很好的合作關係，高崗對林彪非常尊重，儘管新中國成立以後高崗的地位比林彪高，但是高崗始終還是能把自己和林彪的位置擺好，他對林彪非常尊重。1953年，毛主席對周恩來和劉少奇不滿意，高崗四處活動，他捕捉到或者得到某種信息，就開始了倒劉倒周的活動。他到杭州見了林彪，和林彪談得非常投機。但是政治上風雲莫測，很快幾個月以後毛主席拋棄了高崗，這件事對林彪的震動極大。把林彪嚇得縮了回去，從此再度謹慎起來，又閉關不出了。1954年林彪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又不安排他具體工作，當然林彪對外都說他自己身體不好。所以五十年代的幾個重要會議，清除高崗的會議，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林彪基本上都不參加。林彪對於所有會議都不參加，都請假。
毛澤東和林彪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潘漢年我黨優秀的地下工作領導者、指揮者和實踐者。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我黨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秘密工作大都是交給潘漢年辦的，包括為革命事業籌款、國共之間的秘密談判、策反敵人情報高層、還有機密諜報工作等。可以說經潘漢年手的機密多得數不清。對這樣的人，毛澤東、周恩來是予以特別信任的。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一些場合，曾對潘漢年給予高度評價。但是在1955年3月下旬，身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進京參加了一次黨代會。4月1日，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天，潘漢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團的團長陳毅，交給他一份書面材料。陳毅一看這份材料，覺得非同小可，事關重大。於是陳毅親自到中南海，向毛澤東詳細報告了此事，並把潘漢年寫的材料轉呈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材料勃然大怒。4月3日晚，毛澤東令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親自帶人前往上海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將潘漢年秘密逮捕。是什麼事引起毛澤東的如此震怒呢。原來潘漢年在這份材料中第一次彙報了自己隱瞞了12年的一個秘密：1943年在日偽時期的南京秘密會見大漢奸汪精衛！
潘漢年
秘密會見大漢奸汪精衛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當時的情報工作非常複雜，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時候一個人還具有二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當了漢奸的人，或是天良未泯，或是為了給自己留有後路，可以同時為多種政治力量服務。比如胡均鶴，他是汪偽特工總部，也就是俗稱「76號」中對付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最高頭目，但事實上又在為中統服務。1939年秋，中國近代間諜史上著名的人物「76號」首腦李士群（定性為漢奸）通過一個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關方面表示：希望與中共建立聯繫。潘漢年詳細研究了李士群的情況，並經中央及社會部的同意，和李士群建立了聯繫。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夜之間日軍佔領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勢更加嚴峻，潘漢年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親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園路的家裏碰頭。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葉吉卿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日本人都有聯繫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個便是胡均鶴。這一次碰頭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胡均鶴成了李士群與潘漢年之間的聯繫人，以後每一次往來，潘漢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鶴負責安排、保護。
1942年4月，潘漢年與李士群經胡均鶴聯繫，在李家又一次會面。李士群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除了向潘漢年透露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軍事計劃外，還讓胡均鶴拿了一本上海儲備銀行的支票簿給潘漢年，說是潘可以隨時支取。潘漢年再三婉拒沒有成功，只得接受下來，事實上一次也沒有動用過。
示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以及王堯山等考慮是否撤退到蘇北去。此刻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省委另一名負責人劉長勝在撤退途中經過瓜州時，被偽軍扣押，險些釀成大禍。於是，劉曉建議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關係，另外開闢一條更為便捷安全的交通線？這樣，潘漢年通過胡均鶴又一次在李家會見了李士群。
潘漢年對李士群講，我準備帶幾個助手到新四軍根據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幫助？李士群笑著望了望潘漢年，一口答應，併當即拍板由胡均鶴負責安排護送。同時兩人還商定等潘漢年回到蘇北以後，雙方通過電台繼續保持聯繫，為此胡均鶴還去專門編了一本密碼給潘漢年。後來在胡均鶴的安排下，劉曉等人順利抵達根據地。
1943年4月，抗日戰爭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歲月中，日偽計劃對新四軍根據地進行殘酷的大「掃蕩」。當時擔任新四軍政委兼中共華中局書記的饒漱石要求潘漢年再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裏的情報工作，加強與李士群的聯繫，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日偽這次大「掃蕩」的準確情況。經過饒漱石批准，潘漢年再次抵達上海。
胡均鶴熱情接待了潘漢年，潘漢年向胡均鶴提出，希望能立即見到李士群。胡均鶴猶豫了一下答應了。幾經周折，潘漢年由胡均鶴陪同在南京找到了李士群的家。不巧李士群又不在家，說是去看汪精衛了。當天晚上，潘漢年便由胡均鶴安排住進了南京的一家高級旅館。次日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鶴陪同，來到潘漢年下榻的旅館會見潘漢年，李士群突然提出要帶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當時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拉下臉來一口回絕，只得隨同李士群與胡均鶴一同驅車到汪公館會見了汪精衛，並和汪精衛作了簡短的、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的會談。大致情況是：汪精衛與潘漢年握了下手，坐下後，汪精衛講：「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取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党參加。」潘漢年回答說：“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產黨是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告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參議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解救中國。”會面結束後，潘漢年還應李士群的邀請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了一些協議。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1938年3月29日廣州)
本來，作為一名諜報人員，要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尤其要和敵特高層打交道，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但問題的關鍵是你見什麼人，說了什麼，了解到什麼都得及時向組織彙報，否則很多事就說不清了。
遺憾的是，潘漢年回到淮北新四軍根據地復命時，向饒漱石隱瞞了他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一事。這給他及戰爭時期一起合作過、領導過的戰友及朋友，帶來了致命的災難。其實，潘漢年後來還一個絕好的補過機會，可惜他沒有抓住。1945年，潘漢年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楊家嶺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見到潘漢年，毛澤東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後，毛澤東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然後舉起杯子祝賀潘工作的勝利。這本是極好的解釋的機會，但潘漢年幾次欲言又止，終於沒有把事情說出來，離開延安後，他十分後悔。事後潘漢年對朋友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期間國民黨特務機構曾利用上海的報紙，披露過潘漢年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的消息。時任中共社會部領導的康生親自向潘漢年核實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漢年的否認。於是毛澤東親自批發了由劉少奇、康生署名發給饒漱石的電報，電報中明確指出“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污衊。”“望告情報系統的同志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
潘漢年（右1）和陳毅
潘漢年去南京見汪精衛，了解這件事的經過的共5個人，他們是：汪精衛、汪精衛的秘書長陳春圃、李士群、胡均鶴與潘漢年。解放後，只有胡均鶴還活著。胡均鶴由於在解放後向公安機關提供了1000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抓獲了400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協助破獲了國民黨特務潛伏的電台上百部，被當作立功反正人員留用。但胡均鶴畢竟有當叛徒和漢奸的歷史，他在1954年9月被捕了。可能是胡均鶴的被捕讓潘漢年感到了壓力，畢竟他是當年潘漢年見汪精衛的唯一見證人。於是在1955年4月1日，潘漢年向陳毅提交了一份書面材料，詳細彙報了自己12年前日偽時期在南京秘密會見大漢奸汪精衛的情況，並解釋了自己遲遲沒有向中央報告此事的原因。十多年過去了，雖然滄海桑田，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但是在這樣一個始終以階級鬥爭為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高度緊張的氛圍里，潘漢年突然推翻了十多年前的說法，向黨的最高領袖承認了當初自己的確曾到南京見過汪精衛，毛澤東怎麼會不震怒？以後幾年，對潘漢年的審查，始終圍繞的就是「內奸」這件事。
潘漢年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對監禁了8年的潘漢年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67年3月，江青補刀，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複查，並判處無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含冤病逝。
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潘漢年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黨的統一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