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生效，坊間仍有一些疑問，例如話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說，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謠傳也是犯法，這樣會否影響言論自由？我不知道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有沒有坐定定去看張曉明7月1日召開的記者會。我可以在這裡具體引述相關內容。
當時英國路透社記者問張曉明，《香港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勢力的具體定義是什麼？特別是什麼行為屬於引發對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憎恨的行為？
張曉明先講「勾結」，話字面意思就是相互串通幹壞事。在刑法裡面「勾結」就不是一般的幹壞事了，是指幹犯罪的勾當。
他解釋，「引發民間對政府的憎恨」這罪名，香港法的《刑事法》內，原來就有。《香港國安法》只是照抄這條法律。所以，通過造謠，例如「太子站內打死人」，引起人們對政府的憎恨，便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他繼續講什麼叫勾結罪中的「引發憎恨」。「憎恨」這個詞或者「引發憎恨構成犯罪」這個概念是中央照抄的香港法律。香港現行法律《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規定了引發居民之間的憎恨和引發對政府的憎恨可能構成犯罪的規定。這恰恰體現了國安法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到香港普通法的一些概念和習慣，盡量予以吸收。當然，一般的「憎恨」不可能構成犯罪。這裡的「憎恨」明確規定了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才可能構成犯罪。
張曉明接著舉個例子，說如果通過造謠的方式引起全社會對政府的某種仇恨，「類似於去年修例風波中我印象比較深的，突然有人造謠說香港太子站發生打死人事件，把社會不滿情緒集中指向香港警方，這就是犯罪。」
張曉明本身是內地的刑法專家，也很熟悉香港法律。他這樣回應，客觀上向路透社記者打臉，等於問該記者，「引發憎恨」這罪行早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時代已存在，為何你好像毫不知情，以為是新發明呢？
要討論相關問題，先要看看有關法律。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煽動意圖罪」的（c）引起對香港司法(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和（d）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就是一樣的「煽動憎恨」概念。換句話說，在現行法律下，若有人蓄意散發「太子站打死人」的假消息，引發市民對警察的憎恨、對政府的離叛，已屬犯法。過去只是政府不敢告，而不是沒有法律不能告。
至於《香港國安法》第29條，為勾結外國或外地，定義了五種犯罪行為，第一是對國家發動戰爭或者威脅對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危害；第二是對嚴重阻撓特區或者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並可能造成嚴重結果；第三，對特區選舉進行操控；第四，對特區及中央政府制裁；第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對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所以，張曉明並非憑空說散播「太子站打死人」謠言是犯法，而是基於《香港國安法》第29條而作出的評論。
就是否犯法問題以下有三種情況，一、不知消息是假去散播。如果你相信網上傳聞說「警察在太子站打死六個人，並將其家屬百多人一併滅了口」的話，你當然會覺得《香港國安法》以言入罪，講「真話」也是犯法。問題是，這個城市傳說雖然有很多人相信，但顯然是一個謊言。不過你可能有輕微的犯罪行為，卻沒有犯罪意圖，在現行法例或在國安法下皆不犯法。
二、散播假消息並發動非法抗議行動。如果你以「太子站內打死人」為由，大力散佈「黑警死全家」這類的仇警信息，並號召人們包圍旺角警署，，我覺得你要小心了，因為你已犯了煽動意圖罪。這不存在《港區國安法》有沒有追溯力的問題，因為這法例已存在了幾十年，你若在去年犯上了相關罪行，政府仍然可以追究起訴。
三、若你收了外地政府的錢，蓄意散佈「太子站內打死人」的假消息，叫人包圍旺角警署，目的是想污衊警察，令到市民憎恨政府，就顯然觸犯了《香港國安法》了。這包括了幾個元素：勾結外地、通過非法行為、引發憎恨、有嚴重後果。《香港國安法》其實對罪行元素，作了清晰描述。
無論是現行法律也好，《港區國安法》也罷，相關的規定其實已寫得很具體。你不去理解，卻人云亦云，胡亂作出批評，還理直氣壯地繼續散佈謠言，製造對警察的仇恨，令人憎恨政府，想把政府推翻，這已是典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去年沒有制止，不等如現在不可以制止了。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