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遵義。
我們黨在這裏召開了歷史上著名會議----遵義會議。
歷史巨片《長征》展示了那已經過去了的歷史鏡頭和令人難以忘懷的畫面。
會議室里，氣氛十分緊張。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站起來面帶蔑視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對著大家說道：
“你，毛澤東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裏學來的，現在用不上了。你還會什麼，不就是憑著《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嗎？
然後，又朝李德和王明那邊瞧了瞧，繼續說道：「我堅決反對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這時的毛澤東，確實窩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煙，抬起頭，看著這位同住湘贛邊界的「小老鄉」，不緊不慢地問道：“我說凱豐同志，你讀過《孫子兵法》嗎？你知道《孫子兵法》有幾章幾節嗎？第一句是怎麼說的？
「既然你沒有讀過，又怎麼知道我是靠《孫子兵法》打仗的呢？」
凱豐一下子被毛澤東問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整個會場，好不尷尬，氣氛更加不融洽。應該說，這個凱豐說的這些話，是說出了當時以李德、王明為首的一些人的心裏話。他只不過是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代言人罷了。
凱豐又名何克全
凱豐，原名叫何克全，生於1906年，卒於1955年。他是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鄉三角池人。在萍鄉中學讀書時，支持「五四」運動等革命活動，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1926年夏，北伐軍進軍萍鄉，他回到家鄉，幫助組織農會。1927年2月回校後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12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巡視員。在青年團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後到香港，擔任青年團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獄中，發動難友進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絕食鬥爭，並取得勝利。3個月後，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九、一八”事變後，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1933年春受黨組織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少年共產黨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書記。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934年10月任紅九軍黨中央代表，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遵義會議上不支持毛澤東，不久改正錯誤並恢復職務。1937年調任中央宣傳部長，對張國燾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叛黨行為作了堅決地鬥爭。在洛川會議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委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長，並參加黨報《新華日報》委員會，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回到延安，先後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宣傳委員會委員，並代理中央宣傳教育部長。1945年中共“七大”以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凱豐又名何克全
凱豐，從開始堅決地反對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到長征路上，堅決地支持毛澤東。他在「支持」和“反對”的問題上，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他為什麼這樣做？
現在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在長征路上血與火的戰爭實踐中，凱豐親眼看到了在中國、在中國工農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澤東領導，紅軍才能打勝仗，才能領導得了中國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個人都是不能勝任的，這是被實踐驗證了的事實。
所以，凱豐在黨內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又一次站起來說：
「現在，我宣佈收回我在遵義會議上的觀點，堅決擁護毛澤東來領導我們的紅軍。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誰反對毛澤東我就反對誰！」
這是發生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實，毛澤東到底看了多少遍《孫子兵法》，誰人也不太清楚，也沒人去考證。
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在被凱豐搶白了幾句這之前，只是看過《孫子兵法》，確實沒有很好地研讀過它。由於這些「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毛澤東是靠《孫子兵法》指揮打仗，這就更加激發了他認真研讀《孫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澤東為此特地致函當時西安作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同志，囑其購買一批書籍，特別是“要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從這時起，毛澤東為了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了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開始認真地研讀了《孫子兵法》和其他一些軍事著作。如果說，在此之前，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對《孫子兵法》原則的運用，還處於不自覺的階段，更多的是馬列主義革命戰爭理論在軍事鬥爭中的運用，是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創造性發展，其戰略思想與《孫子兵法》卻有著驚人的不謀而合，那麼，從此以後，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徹、更深刻。運用手法就更高超，更為自覺了。
《孫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長卿，是春秋戰國末期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由於孫子的功業是在吳國建立的，所以孫子又被稱為吳孫子。孫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約與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後)是同時代人。《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早最傑出的兵書，被譽為「兵學聖典」、“百世兵家之師”。在歷史上，孫子出生在一個具有兵學淵源的軍事世家中，從小受到良好的軍事文化的熏陶。齊國是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軍事家管仲大展宏圖的地方，還一度是春秋時期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這一切，都為孫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寫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孫子兵法》雄視古今軍事幾千年，是古今軍事將領和高官大吏們必讀之書。就是現在的發達國家一些政要們、企業家們，也在認真地研讀《孫子兵法》。其中，在日本的一些人就將《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受益匪淺，並著書立說。1996年美國的哈佛大學的57名學者，對世界名著進行了評選，其中把《孫子兵法》列為“世界四千年十大名著”。
1938年8月，毛澤東曾對他身邊的「高參」郭化若說：
“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要去讀孫子的書，要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並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它。
「應該研究孫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哲學思想，以及孫子以前的兵學思想，然後對《孫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孫子兵法》。」
毛澤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地研究《孫子兵法》。他在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充分借鑒和汲取了《孫子兵法》的思想精華，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古代「兵學聖典」，使其原本就閃爍著的辯證法光輝發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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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5年前的今天，1959年9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佈命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的決定，免去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和黃克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從此林彪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歷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歷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同志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歷史真相。
彭德懷和毛澤東在延安
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彭德懷和毛澤東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麼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當然，大前提是毛錯批了彭。但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毛澤東給彭德懷一悶棍
毛澤東召集廬山會議，初衷是要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左」的做法，使國民經濟不致失控。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後，毛就察覺了許多違反科學的做法。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後，毛在11月召開鄭州會議，提出糾左。然後，毛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聽取地方幹部彙報，批評「大躍進」中產生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並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製度、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等問題。為了把問題搞透，他召集地方領導和中央負責經濟的幹部上廬山，開個“神仙會”，“壓縮空氣”。毛親自定了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說明，毛不是固執己見，要把國民經濟搞垮的，而是看到了問題，準備認真解決問題的。
周恩來、彭德懷和毛澤東在商量事情
但是毛有個大前提。「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全國人民幹勁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在此基礎上糾正偏向。用毛的話說，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也是他給廬山會議定下的基調。
既然是擺問題的會議，與會者難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已經出現了饑荒的前兆，情況相當嚴重。彭回到家鄉視察，「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極為焦慮。他上山就直言「大躍進」的問題很嚴重，斥責地方幹部向中央報假情況。為了引起毛的重視，他在7月14日給毛寫了一封長信，反映了他對「大躍進」的意見。
這封信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毛當時沒有表態，只是給信起了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人員。彭看後只說了一句：“怎麼給加了這麼個名字？”也沒往深處想。
其實，這是毛即將發起政治鬥爭的信號。歷史上曾有一個案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1936年2月，中央下令紅軍發起東征，過黃河去山西，名義上說是開闢抗日根據地。當時彭等許多將領不理解，認為紅軍走了那麼多路，再長征怕隊伍出問題。彭要毛切實保證部隊能回來，毛不高興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保證不了的。」洋顧問李德當時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東征是危險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見書》，讓中央留在陝北的負責人猛批李德。彭作為當事人，應該清楚這個過程。但在廬山他卻沒有察覺到危險，究竟是他政治嗅覺不靈，還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還有，那封信本身沒什麼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是旁人寫的，或許毛不會看得多麼嚴重。但彭就不同了，作為軍隊方面的負責人，卻對經濟問題發表了這麼多意見。毛的階級鬥爭意識如此敏感，自然會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彭的信下發後，許多幹部表示贊同，一些意見反饋到毛那裏，引起他的高度關注。
有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評「大躍進」的話，和蘇聯赫魯曉夫批評我們的話差不多。彭總剛去蘇聯訪問，是不是取了什麼經回來？這純屬猜測。1959年6月，彭率領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和蘇聯訪問，在阿爾巴尼亞正好與出訪的赫魯曉夫會面。期間有三次外交禮儀性的會見，其實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也沒談。但毛卻認為彭是去蘇聯“聞味”，“取經”，懷疑彭是“裏通外國”。這個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還在全黨宣佈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在小組會上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的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了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所以毛後來批彭的時候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還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彙報：「彭在山上拉隊伍，人都快被他拉過去了。」這就引起毛的警惕，認為彭是在向他的領導權和權威提出挑戰。後來毛批彭的時候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彭的罪名就升級為“篡黨奪權”了。
出於這些考慮，毛認為彭不是簡單的提意見了。但毛不打無把握之仗，他還要最後試探一下。於是，他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去找彭「閑聊」。曾希聖在長征期間是軍委2局局長，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個問題：1.為什麼寫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氣？彭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2.是否出國訪問受了影響？彭說，在國外沒談總路線、「大躍進」的事情。3.對林彪當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滿？彭說：從未想過這種事。曾希聖失望地說：“這樣我們就沒法子談了。”彭也不客氣地說：“那就不談了吧。”
曾希聖提的三個問題，絕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受毛之命來對彭做最後的爭取。但是彭絲毫不給面子，對三個問題一概否認，就使毛認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決心，在7月23日大會上對彭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廬山會議形勢急轉直下，由糾「左」變成了反右傾，並將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是，彭在廬山會議上並未屈服。毛澤東此後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對彭進行批判。話題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內容，而是清算歷史老賬，表明彭在歷史上是一貫反對毛的。彭有口難辯，窩了一肚子火，在筆記中寫道：“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歷史上所有舊賬一齊搬出來，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不准翻案，不准辯駁，但免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抓住你這個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觀後效。”
軍委擴大會議專門批判彭德懷
廬山會議由討論經濟工作的工作會議轉為八屆八中全會，專門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反黨集團」問題。雖然作出了決議，但彭本人並未認罪。於是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到會的軍隊師以上幹部1061人，列席幹部508人。主要對彭德懷和黃克誠進行批判。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始終是秘密進行的。至今很難看到有關的材料。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描述的場面，會議過程中，只有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主持正義，在會場上公開為彭總澄清事實，當場被拉出會場，打成「反革命」。其餘眾多高級將領，眾口一詞地猛批彭德懷。彭既然是堅持真理的人，為什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大家的發言來看，大多數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風粗暴這個缺點。
在軍隊幹部中，彭的嚴厲和喜歡罵人是眾所周知的。秘書們在陪同他到基層視察過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邊的幹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於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他越看火氣越大，秘書和陪同的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樑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幹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佈。其實這樣設計是為了防止彈片彈射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在場幹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一次接見志願軍代表團，按規定應穿元帥服。彭覺得穿便衣顯得隨和，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中將勸他穿軍裝，被大罵一頓，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見了。肖立正靜聽，不予表態。彭罵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著軍裝去接見。這樣的例子並非偶然，而是經常。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係都很緊張。
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這些話抓住了彭的致命弱點，也說出了毛內心想說的話。
所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牽連，彭德懷不服氣地作檢討
話，說已收到他的來信，歡迎彭的態度，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有時間到工廠、農村調查研究，是很好的。毛興奮地一口氣講下去，彭始終沒有插話的機會。放下電話後，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
彭的心裏沒有服氣，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的老同志。」這個批示發到了全黨。
但是兩天之後，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上來就說：「同志們，我說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一個同路人。」毛嚴厲批判彭“搞陰謀分裂活動，違反黨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切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自古以來，裏通外國的人從來沒有好結果。”直到“文革”中，毛還說：“機會主義的頭子，要改也難。彭德懷改了沒有？沒有改。”彭最終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慘痛的一頁。
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對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反右傾’鬥爭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使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不良傾向在黨內進一步發展。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受到打擊。給一些說假話、見風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機。這就助長了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良風氣，一言堂、家長制等現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長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黨內的言路。”“它使得黨難於防範，抵制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