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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去上海不去張春橋家 張春橋知道該離婚了

博客文章

鄧穎超去上海不去張春橋家 張春橋知道該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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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去上海不去張春橋家 張春橋知道該離婚了

2020年07月09日 17:53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李淑芳),1916年生,皮膚較黑,短髮,戴淺黃色眼鏡,女學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讀書時加入共青團,抗戰爆發後入黨,1942年到晉察冀根據地黨校學習,1943年被分配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她常給《晉察冀日報》投稿,字很好,由此認識了張春橋。戀愛時,張春橋26歲,李淑芳27歲。

「文革」初,有人散佈張春橋是叛徒。張春橋生氣地說,我從來沒有被捕,怎麼會是叛徒?今後要是聽到誰再講這種話,我就不客氣了!他把煙頭往煙灰缸里使勁一按,一字一句地說,老實說,我只要小指頭一點,你就要完蛋!張春橋如此之硬,但一說到妻子就嘴軟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軍大“掃蕩”時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叛變,進宣傳班寫反動宣傳品,並參加反動廣播和宣傳演出。後來,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與李淑芳聯繫上,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他們在張家口結婚。文靜沒有交代其叛變行為,但卻很快被組織上掌握。雖經反覆審查,但礙著張春橋的面子,文靜還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

張春橋在法庭上

張春橋背靠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這棵「大樹」,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澤東賞識,因此官運亨通,一路攀升。從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軍代表、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市委常委、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革」前當上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是張春橋點燃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雖由姚文元執筆,但卻是張春橋和江青在幕後策劃,江青水平不高,“智囊”還是張春橋。在揭發劉少奇派工作組和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中,張春橋都立有“大功”,要不怎麼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寶座上呢?文靜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無職卻有權,於是,她不再隱姓埋名,開始頻頻露臉。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大字報揭露文靜是叛徒。雖然文靜早被宣佈為叛徒,卻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組織系統的幾個負責人,偷偷調閱了文靜的歷史檔案。張春橋盛怒之下,撤掉了他們的職務,併當場把文靜的檔案鎖進市委的鐵皮箱,貼上封條。儘管如此,文靜的叛徒問題還是不斷外泄。外地一名女幹部供出當年和文靜一起叛變投敵的事,要當面對質。外調材料到了張春橋手裏,張春橋臉脹得通紅,沉默了半天,說不見了吧,把外調材料退回去。從此,張春橋嚴令文靜不要把手伸進市委。雖然文靜暗地裏還想插手,但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心中有數,對她都敬而遠之。

中共九大後,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文靜從上海的公眾場合徹底消失。

以後,文靜的歷史問題,就成了張春橋的一塊「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一個造反派頭頭想討好張春橋,說張夫人可以作為市革命委員會的候選人。張春橋勃然大怒,當場痛罵,你這種人算什麼造反派?我們共產黨從來就不搞夫貴妻榮!做了誰的老婆就可以當委員,這完全是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做法,哪裏像個無產階級革命派!造反派頭頭莫名其妙,拍馬屁怎麼拍到了馬蹄子上?徐景賢明白,張春橋打算與文靜一刀兩斷了。

張春橋在法庭上

其實張春橋的家庭生活還算融洽,文靜給張春橋生了四個孩子,三女一男。張春橋愛抽煙,也喜歡喝酒,文靜也抽煙喝酒陪著他。張春橋夜間工作時,文靜通知廚師做夜餐。張春橋決定與文靜保持距離,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後,從王維國(上海空四軍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那裏搜查出文靜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後,沒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興國路招待所。

1973年9月,周恩來陪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鄧穎超也來了。鄧穎超到康平路大院進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還進了徐景賢家,卻偏偏沒進張春橋家。這可非同小可,大院裏連小孩子都在議論。一連幾天,文靜都關著門。

過了一段時間,王洪文陪外賓到上海,找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密談。王洪文說,我這次來,專門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春橋同志決定離婚了。這件事他本來早就想解決,因為中央不斷有事,所以拖了下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靜那裏,春橋同志自己會告訴。考慮到影響,這個消息不必對外宣佈。

張春橋深知文靜的歷史是他仕途的「攔路虎」,要想再“進步”,必須堅決繞開。

在場的幾個人都感到意外。馬天水首先說,是不是有這個必要?王秀珍與文靜關係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賢沉默片刻,認為鄧穎超的來訪促使了張春橋離婚,就說,我尊重春橋同志的意見。王洪文苦笑,說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有道理,什麼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個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裏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當然,春橋同志今後到上海不會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後孩子們要看父親,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預備會議上,張春橋飛黃騰達,毛澤東提議張春橋擔任十大主席團秘書長。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當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鄧小平任總參謀長,毛澤東讓張春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第二副總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個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調到中央後,妻子崔根娣和孩子們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靜從來沒有去過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請張春橋回來。張春橋說,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對上海的情況缺乏感性的了解,越來越沒有發言權了!可是,這裏也確實忙,中央的事,國務院的事,再加上總政那一攤子,真是忙不過來……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張春橋沒有再回過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後,張春橋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叫到釣魚台九號樓長談。釣魚台九號樓是張春橋的住所,樸素簡單。因為來的都是親信,不用遮著藏著。先談三個大問題:一是痛罵鄧小平,二是議論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張春橋叮囑上海方面今後要注意的幾種傾向。談話快結束時,張春橋似乎不經意地說,我這裏需要一個秘書,你們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這個問題有些突然,張春橋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書,用不著了呀。徐景賢想,他大概是對北京的秘書不太滿意,所以想另找一個男秘書吧。回到上海後,他們選了三個男的,報送張春橋。

5月16日,上海方面慶祝「文化大革命」發動十周年,徐景賢收到張春橋寄來的一封密信。

徐景賢剪開信封,拿出一張白色道林信紙。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來張春橋不是找秘書,而是找「伴」。

踏破鐵鞋無覓處,上海市文教系統某機關開會,「她」的發言引起徐景賢的注意。這位「她」,口齒清楚,條理分明,言辭敏捷,有獨到見解,但又不張揚。徐景賢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向張春橋推薦,得到張春橋認可後再攤牌。

話,約在下午面談。兩人在交談中,談到了「她」的情況,張表示可以考慮。

10月1日,徐景賢通過有關部門,調來「她」的人事檔案。為避免猜疑,還同時調了另外三四份檔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大信封,寫上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密封后交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員每天要搭航班直飛北京。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

1981年1月,張春橋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改為無期徒刑,20多年後獲釋。因為當年和文靜離婚雖經中央批准,但沒有公開,所以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左起周恩來、林彪、毛澤東、江青(資料圖)

。在「文革」期間,江青倚仗毛澤東的權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風喚雨,權力極大,影響極深,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開始以後,陳伯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有一段時間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為代理組長,負責文革小組的全面領導工作。即使陳伯達在組長的崗位上時,江青也是實際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說了算。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後,拒不認錯,更不認罪。在法庭上,她以“大義凜然”的姿態,大聲呼喊:“我怕過誰,我是無法無天。”

親眼看到過江青這樣表演的人,可能會問:「江青這樣一個硬骨頭、不怕死的人,怎麼會自殺呢?」

請看看以下事例,便可知道江青的性格和她自殺的原因了。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撤銷了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那時,江青表現出複雜的心情,既春風得意又煩躁不安。有一天,她在進入會場之前,在台階上急著要水喝。護士遞給她一杯水,她喝了一小口,嫌水燙就噴了護士一臉,並把水杯摔了個粉碎,大聲說:「你們不知道為打倒劉少奇我做了多少工作,多麼不容易啊!你們這樣對待我,叫我喝這樣燙的水,這不是在害我嗎?」

這次全會以後,江青經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將來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了,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上了台,我也不怕。我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就怕不死不活地給養起來,這個對我來說難一些。」

江青在法庭上

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嗎?我經過近距離的觀察,認為她並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從1969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處於戰備狀態。有一天,江青對我說:「咱們要做好各種戰備工作……更重要的是學會開車。咱們都學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就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1970年一二月份,聽到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消息後,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她嚴肅地對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突發奇想,要求我們在釣魚台10號樓的大客廳屋頂平台上建一個屋頂花房。她說:「屋頂花房裏面搭上鐵架子,搭成一排一排的,北高南低,這樣採光好。鐵架子上擺上大花盆,大花盆裏裝上肥土,我想種什麼花草、蔬菜就種什麼,我不出門就可以消遣、鍛煉身體了。」

我說:「我們根據你的指示認真研究一下,再請示汪東興同志(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後馬上報告你。」

我根據江青的意見,立即召集江青身邊的有關工作人員和釣魚台的負責同志及技術人員開會,進行研究。到會的同志均認為客廳屋頂的跨度太大,按照江青的要求要擺的東西太重,安全問題不好處理,客廳內又不能豎起幾根大柱子。他們一致表示:為了江青的安全,要想方設法說服她,以不搞為好。我們將研究的意見報告給汪東興時,他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嘛,就這樣向她解釋,她會接受你們的意見的,我了解她。」

我向江青報告了我們研究的意見。我說:「……你經常在客廳辦公、休息、會見客人,萬一屋頂塌下來了,就出大事了,我們可負不了責任。為了你的安全,還是不搞的好,請你考慮我們的意見。」

江青聽了以後,嚇得不得了,忙說:「太危險了,不搞了,不搞了!」

1972年7月,江青在北戴河休息。她突然想到河北省昌黎縣的碣石山上一游。她說:「碣石山是曹操到過的地方,他並在那裏賦詩一首《觀滄海》。我喜歡曹操的文功武略,想去他到過的地方看一看,你去安排吧。」

我們根據江青的意見,派人去打前站。打前站的人去了之後發現,那裏山雖不高,但很陡,沒有路,很難上。我們把這種情況報告給她以後,她說:「我可以坐滑竿嘛,你們抬我上去。」我們說:“不行,沒有路,上山時人站不穩,太危險了。”她對我說:“小楊,你給總理打個電話,請他派一架直升機來,我坐直升機上去。我就不相信我上不去!我這麼一個小小的願望就實現不了!”我按照她的吩咐給總理打了電話。當時總理明確表示:“不行啊,太危險了,如果直升機發生故障,跟秤砣一樣就掉下來了!如果發生了事故,我無法向黨中央、毛主席交代呀!請你報告江青同志不要去了。”

江青聽了以後,小聲自言自語地說:「像秤砣,像秤砣,掉下來,掉下來,太可怕了!不去了,不去了!小楊,你報告總理,說我不去了。」

「文革」期間,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因被批鬥而自殺了。毛澤東在福州軍區的報告上批示,不給出路,逼迫自殺。江青看了這個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後,流下了眼淚。她難過地對我說:“劉培善的自殺驚動了主席,說明他是有戰功的。主席對他的自殺感到很可惜。他為什麼自殺?因為他覺得沒有出路了,絕望了。人如果到了這個程度,精神就完全崩潰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出來,所以他採取了自殺的辦法,了結一生。他認為這樣做可以一了百了,太可惜了!我感到難過,我認為自殺的辦法不可取。”

還有一些事例就不一一列舉了。

從以上事例就可以看出,江青是一個膽小怕死的人。那麼,她膽小怕死為什麼還會自殺呢?

人自殺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刑訊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而自殺的,有被陷害悲憤而自殺的,有畏罪而自殺的,等等。顯然,江青的自殺不屬於以上三種情況,而是因絕望自殺的。她被隔離審查(後被判刑)以後,整整等了15年的時間,看到國內形勢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勢已去,想恢復以前的輝煌已經沒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於是就橫下一條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被送進公安醫院,3月18日高燒退了。5月10日,她要求回酒仙橋的住處,但沒有被允許。

5月14日凌晨將近3點的時候,江青用手帕(有的說用床單撕成長條)結成繩套,將自己弔死在衛生間浴盆上方的鐵架上,終年76歲。據有關文章說,江青在臨終前,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潦草地寫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我發現有不少文章把江青寫的這一句話解讀為“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我對這樣的解讀不能完全苟同。我為此查了不少資料,沒有查到這種說法的根據。但是,我查到了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這樣看來,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不是在5月13日。

以我看來,從江青的角度來講,「文革」期間,值得她紀念的大事有兩件:

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劉少奇。1967年1月13日,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辭職。9月13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期間,江青好像剛剛打了勝仗的將軍凱旋一樣神氣,脾氣大得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決定,為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江青在秦城監獄裏從廣播中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天,全國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藝活動,悼念劉少奇,但江青卻在監舍里大唱京劇,並一邊比畫一邊表演。

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坐256號專機叛逃。13日凌晨3時許,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一夥自取滅亡。從此以後,江青常對我們說:「他害我不淺呀。我早就發現了林彪的陰謀。他們的失敗是我長期與他們鬥爭的結果。」

江青是一個十分逞強、要體面而從不示弱的人,而且性格剛烈、倔犟、不服輸。可想而知,她在選擇自殺,準備離開這個世界,離開她的親人時,思想鬥爭有多麼激烈,有多麼痛苦。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明我怎麼同情她,而是想說明根據她的性格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是作了長時間的思想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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