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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防統兵大將不聽話 一句話讓劉伯承心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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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防統兵大將不聽話 一句話讓劉伯承心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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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何防統兵大將不聽話 一句話讓劉伯承心顫

2020年07月09日 17:57

本文摘自《名將粟裕珍聞錄》,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長征中,毛澤東雖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有法統上的最高權威,卻被兵多將廣的紅四方面軍一把手張國燾,當成不屑一顧的一碟「小菜」,進而幾番“逼宮”,要求改組中共中央。

張國燾未能如願後,索性孤注一擲,另立中央,說「此間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自封“主席”。他還公然把毛澤東正宗的中央降格為“北方局”,說“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多年後,毛澤東對此還刻骨銘心,心有餘悸地回憶說,他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澤東早年的人生,雖然「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但坎坷挫折不可謂不多,手中的“權柄”也幾番易主。

1929年6月,紅四軍黨的七大上,他丟掉了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他更是一無所有,被迫屈居鄉下「養病」,“連鬼都不上門”。

但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面如此),毛澤東雖然十分鬱悶,卻也無話可說。而張國燾則是公然擁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槍指揮黨」。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當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澤東就給那些擁有兵權的方面軍將領們敲起警鐘,百戰之身的劉伯承竟心裏「直打顫」,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據《百年潮》記載:「劉伯承在與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時曾經說過,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後,心裏直打顫,他是多麼嚴格啊!」

其實,這遠不是毛澤東最早防備麾下方面大員「尾大不掉」之舉。

解放戰爭中,他別出心裁設立的請示報告制度,就是未雨綢繆的舉措之一,這當然也是必須之舉。

1948年1月,國共還在相持狀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員掌管的遠比當年張國燾強大的人馬,不能不使毛澤東有所警惕,儘管這些經過延安整風(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員們還看不出絲毫苗頭。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防患於未然,對全黨、對方面大員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漢初三傑”韓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後,很快就聲名掃地,身死國滅,不就是劉邦的制度不健全,結果反而害了他們嗎?

),以「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

有資格接收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東北局書記林彪、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晉察冀局書記聶榮臻、晉冀魯豫局(不久與晉察冀局合併為華北局)書記鄧小平、華東局書記饒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戰軍:東北野戰軍(東北軍區)司令員、前委書記林彪,政委羅榮桓;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代前委書記粟裕,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軍區司令員陳毅未到職,實際在中原軍區與中原野戰軍任副司令員);中原野戰軍(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委兼前委書記鄧小平;西北野戰軍司令員、政委兼前委書記彭德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不久改稱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委習仲勛。

毛澤東除給中央局、中央分局書記指出請示報告內容的要求,必須「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並規定將報告發給中央主席外,還特別給野戰軍與軍區的「老大」們做了單獨的要求:

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

……如規定的寫報告時間(逢單月的上旬)恰在作戰緊張的時候,則可提前或推遲若干天,但須申明原因。

其中關於政治工作部分,由該軍政治部主任起草,經司令員、政治委員審查修改,並且共同署名。

報告用電報發給軍委主席。

制度規定,中央局、中央分局書記報告的對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戰軍、軍區「頭頭」報告的對象是軍委主席。但其實這兩個主席都是毛澤東。

毛澤東有句廣為人知的話:「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人是最講認真的。」不過,“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一個人難免有不認真的時候。

毛澤東和林彪

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其他事情馬虎一點好說,這一請示報告制度,絕不能馬虎含糊。

毛澤東把它當做了必須認真的典型。

林彪因為在朱毛爭論、寧都會議這些毛澤東倒霉的時候,都有明確支持他的言行,因此從紅軍時期起,他就一直是毛澤東倚重的心腹愛將。

即便長征中不耐煩跑路,竟然寫信要求剛重掌紅軍指揮大權的毛澤東下台,將紅軍交給彭德懷指揮,毛澤東知道後,也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麼?」

愛憐之情,可見一斑。換上別的將領,大概早坐冷板凳了。

正因為此,林彪有點「恃寵而驕」。

中央的《關於建立報告制度》下達六個月後,按理應該已有三次報告,但他一次也沒動筆,更不用說報告了。

此風不可長,該敲山震虎了!

報,措辭嚴厲地批評他不按規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綜合性報告,「使我們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採取這樣的敷衍態度」。

他毫不顧及情面地列舉了林彪幾個月來的拖沓表現:「今年5月、7月兩次催你們,你們不聲明理由,近日再催,你們才聲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只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並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做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做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等。」

這自然是林彪想矇混過關的借口,用民間的話說是「騙鬼」。毛澤東當然不會做這樣好騙的“鬼”,他直言說:“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鄧小平與林彪、羅榮桓一樣,也是毛澤東戰爭年代最信任、倚重的方面大員,在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上動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頭。

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

劉鄧在大別山「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的狼狽處境,當然不是背靠蘇聯,一面受敵,自己兵力優於國軍人馬的林彪所能比擬的。

想到自己給林彪配備了最強的人馬,光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就有四個(彭真、高崗、陳雲、李富春),而且都歸他這個「小屁孩」似的中央委員統率,毛澤東越說越氣,直接點明林彪是毫無紀律,心裏眼裏就沒有中央:“我們認為所以使你們採取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並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林彪這個「東北王」與“黑土地之狐”,若是當面聽到最高統帥這些聲色俱厲的訓斥,大概會面紅耳赤,與魏文帝曹丕面前的鐘會一樣,戰戰兢兢,汗不敢出了。

在南線的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兼代前委書記的粟裕,是執行這一制度的當然首長。

他遠沒有林彪這麼受寵,頭上還有個「代」字,個性又天生不事張揚,當然謹慎本分多了。

濟南戰役後正休整部隊、籌劃淮海戰役的粟裕:「你們7月間關於部隊思想情況的報告,算得是一個綜合報告。9月的報告可在這次會議(指10月間召開的華野前委擴大會議)後做,即將會議情況報告即可。」

根據這一指示,粟裕在7月9日已經上報毛澤東《北撤部隊情況》,可以抵充7月份的綜合報告了。

同時,他9月份的報告不但可以推遲到10月份上報,而且可以拿華野前委擴大會議上所做的《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決議》上報相抵。

毛澤東和粟裕

粟裕也是不折不扣,完全按照毛澤東這一要求做的。

報: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電至今已九個月,未寒電至今亦已兩個半月,華野前委書記(指粟裕)對於執行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在軍隊中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經驗主義與游擊主義的惡劣作風,至今沒有表示態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問題上失去主動性,落在一切兵團之後,實屬不合。你是華東軍區及華野全軍的政治委員,現責成你傳達中央意旨,處理此項問題,並以結果電告為盼。

軍委

三十亥

這份電報批評的是華野的一把手前委代書記粟裕,卻奇怪地發給了不管華野實際事務的饒漱石。

這個時候,饒漱石還是極受信任,「分封」為一方諸侯的“好”同志,離1954年倒台還早,“有問題”的是粟裕。

毛澤東認為粟裕在執行請示報告制度以及在華野內部開展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等惡劣作風上,很不主動,「只低頭吃草,不抬頭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戰軍包括兩個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勁。

這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似的批評,顯然與事實並不相符。

饒漱石鄭重其事地轉達之後,粟裕很是吃驚,感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老大」今天這麼大的火氣從何而來。

他雖有滿腹的委屈,但還是在淮海戰場繁重的作戰指揮間隙中,於11月9日親筆完成了關於華野前委擴大會議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現象的情況報告,作為補交的「作業」——9月份的綜合報告,併當即上報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收到報告,也就不做聲了。他需要的不是具體內容,而是方面大員堅決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規矩。

又要上交「作業」的11月,粟裕卻正是發起淮海戰役,並處在一生作戰最緊張的時候:先是機斷專行提前發起戰役,包圍黃百韜;接下來是一肩三挑,抽調三個縱隊,幫助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攻打黃維兵團;用三個縱隊加兩個旅,阻擊李延年、劉汝明兵團;以八個縱隊監視和鉗制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

兩千多年前的莊子說:「巧者勞而知者憂。」意思是能幹的人就多勞累,聰明的人就多憂慮。

粟裕就是這種「勞」“憂”命。他後來回憶說,淮海戰役中最緊張的是第二階段。“我曾經連續七晝夜沒有睡覺,後來發作了美尼爾氏綜合征,帶病指揮。戰役結束後,這個病大發作起來了,連七屆二中全會也沒有能參加。”

到判斷徐州杜聿明集團逃跑方向的時候,整個淮海戰場也是他最為勞神。電影《淮海戰役》里就有他擔心杜聿明從他佈防以外的路線溜走的經典台詞:「不會的呀,不會的,絕不會的!」

正因為戰事如此緊張,粟裕特意向毛澤東請示,要求11月的綜合報告推遲上報。

勝利當然是第一位的。毛澤東當即應允了,後來也沒有如同10月份一樣「秋後算賬」,再找麻煩。

12月31日這天,蔣介石的愛將杜聿明已成瓮中之鱉,戰事稍微緩和下來,粟裕便將華野在淮海戰役中的主要思想情況,骨幹與幹部問題以及作戰供應問題寫成一份報告,上報給毛澤東,以作為補交的11月份「作業」。

報告是毛澤東很寬慰的內容:「淮海戰役發起前後至今,部隊情緒始終很高。」

又過了兩個月,進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

如果說學校里能及時上交作業的學生就是優等生的話,那麼粟裕「同學」實在“不合格”,期末評選“三好學生”很成問題。他新年1月該交的綜合報告又不能如期完成了。

”,又請求推遲上報。

就在第二天,中原野戰軍前委書記鄧小平,又做了粟裕的榜樣,按時向毛澤東發出了中野的綜合報告——《(中野)關於淮海戰役部隊情況報告》。報告說:「各縱一致感覺中野不充實,以不能獨殲黃維,增加華野過大負擔為憾。」

里稱他「同志」:

粟裕同志:子恢電悉。同意你推遲做1月份綜合報告。

毛澤東的電文雖短,卻飽含親切之情,算是對這位辛勞的淮海戰役第一功臣的撫慰吧。

這份被推遲的報告,粟裕直到2月4日才發出去,向毛澤東報告了淮海戰役以後華野的主要情況,並恭謹地說明:「該報告本應早日呈上,但淮海戰役結束後隨即召開全軍縱隊以上幹部會議佈置全軍整編和休整以及全軍1949年的任務……特申請原宥。」

這個粟裕也是,答應你推遲一下,竟然一推就是一個月!

好在「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斯大林語)」,有了淮海戰役這一南線大決戰的勝利,蔣介石的摩天大廈轟然倒塌,他本人成為一條僵死的蟒蛇,已再也掀不起大浪了。

「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毛澤東興奮之餘,大概再想不起批評的事兒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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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這個位於東南亞中南半島東部的國家,是20世紀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之一。特別是在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連續經歷了兩場異常殘酷的,大規模、長時間的民族獨立戰爭。那就是抗法救國戰爭和抗美救國戰爭。抗法戰爭從1946年12月19日開始,至1954年7月22日結束;抗美戰爭從1961年5月14日開始,至1975年4月30日結束。

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極其落後,物質基礎相當薄弱的的傳統農業國,越南能夠創造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蹟,先後戰勝法國和美國這兩大老牌資本主義強國,顯然不是憑藉自身力量可以做到的,而是外來援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這些外援中,以中國的援助佔主要部分。那麼,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一共向越南提供了多少援助?摺合成現金又價值多少億美元呢?

抗法戰爭時期,應胡志明的請求,中國在剛剛結束國內戰爭,經濟建設艱難起步的困難情況下,除了派出軍事顧問團協助越南人民軍進行軍隊建設和指揮作戰,以及培訓軍事人員之外,還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和其他物資。據不完全統計,援助各種槍支15.5萬餘支(挺),槍彈5785萬發,炮3600餘門,炮彈108萬餘發,手榴彈84萬餘枚,汽車1200餘輛,軍服140萬餘套,糧食和副食品1.4萬餘噸,油料2.6萬餘噸,以及大量的醫藥和其他軍用物資。截至1955年7月7日,援越各種物資共計280餘項,價值人民幣9533萬多元。

機6300部、有線電機2萬部、各種槍彈1.6億發、炮彈144萬餘發,還有防化、觀測器材等裝備以及大量食品、被裝物資等等。截至1964年,中國援助的武器裝備和物資器材足以裝備46個步兵師(約53萬人)以及5萬多民兵,還無償援助建設了2個軍工廠、8個農場、1所中等技校,以上援助價值4億多元人民幣。

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爆發,以美軍實施代號為「雷鳴行動」的戰略轟炸和海軍陸戰隊在峴港、金蘭灣等地登陸為標誌,越南戰爭升級到以美軍為主體,以僕從軍相配合的「全面入侵」階段。1965年4月,以黎筍為團長的越南代表團到北京求援,要求中國擴大對越南的援助規模,並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隊。隨後,雙方陸續簽訂了一系列關於中國援助越南的協議,由此,中國對越援助進入高峰期。

出於國家戰略安全和國際主義義務考慮,毛主席當時明確提出:凡是越南南方提出的需要,我們有可能辦到,就一定要滿足。有些我們有的,越方沒有想到,我們要主動提出,如蚊帳、雨具、醫藥、急救包。壓縮乾糧也可以。南方生活苦,肉鬆也可以。周總理指示:援助越南是我們的頭等任務,要多準備些東西,盡量多運點進去。而且要便於隱蔽、便於運送、便於使用,每件物資的重量一般不要超過25公斤,以便執行運輸任務的越南婦女搬運。

以1967年越南人民軍駐寮國上寮地區部隊生活標準為例,衣服每人每年3套,鞋子每人每年3雙;每人每日大米800克,肉80克,魚30克,芝麻、花生30克,豆類30克,食鹽30克,豬油30克,醬油(魚露)10克,味精0.1克,白糖30克……以上這些供應標準,已經遠遠超出了當時一般中國人的生活水準。

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中國共援助越南各種槍支177萬餘支(挺),火炮3萬餘門,坦克、裝甲車810輛,飛機165架,艦船117艘,汽車1.5萬餘輛,地空導彈系統3套,導彈180枚,雷達260部,無線電台3.2萬部,有線電機4.9萬部,工程機械4834部,舟橋15套,槍彈10.4億發,炮彈1660萬發,地雷19萬個,炸藥1.5萬噸,糧食500萬噸,汽油200萬噸。除此之外,還援助6億美元的現匯,供越南南方作為國際活動經費。

除了給予物力和財力方面的全力援助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派出援越部隊進入越南北方,直接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從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中國先後派出了防空、工程、鐵道、掃雷、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總計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餘人。解放軍援越指戰員中,有4200餘人負傷,近1100人犧牲並安葬在越南的土地上。

中國數十年如一日,節衣縮食,竭盡全力的大力援助,為越南人民贏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關於這一點,黎筍曾經有過如下表示。1975年9月,他對毛主席說:「如果我們沒有你們這個遼闊的後方,沒有你們向我們提供的路線,沒有你們提供的援助,我們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一直認為,能向我們提供最直接、最緊急和生死關頭援助的是中國,而不是蘇聯。」1977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又說:「越南人民的勝利,是與中國的強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開的。」

據統計,中國近30年援助越南的全部費用,按照當時的國際價格計算達209.23億美元。總結經驗教訓,從當時的國際戰略全局和中國的國力來看,不惜犧牲自身利益,對別國的求援有求必應,提供巨大的無償的援助,使自身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這樣的援助超出了自身的實際能力,增加了中國人民的負擔。

作者為歷史學碩士,大學講師,專註中越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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