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談華國鋒印象:膽小怯弱 拿下四人幫令人吃驚

我最早認識華國鋒是1961年在長沙。我去湖南是參加毛澤東指定下到農村基層去了解「大躍進」後農村基層真實性的三個調查組之一。到長沙後，張平化曾和省委全體成員集合向我們這個調查組介紹當時湖南省的基本情況。華國鋒作為分管財貿的書記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是因為他管的工作同我們的工作任務離得比較遠，他同我們組沒有發生什麼工作關係，我在湖南三個來月沒有同他說過話，對他沒有任何印象。

我對他有印象是從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開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後這些年。這幾年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批鄧」前——「批鄧」中——「四人幫」粉碎——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期間——三中全會後他繼續擔任主席期間——離開了黨中央主席的職位之後。每個時期他都有些事可說，同時又都沒有較多的接觸，因此只能使用“印象”這兩個字，而且時間並不長。

從1975年到1981年不過6年時間的光景，但這6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發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細細說來可以寫成一篇很長的文章。在這個附記里，我不准備按照時間次序發表我對他的印象記，我只想講講我對他本人能力品質方面幾個突出的印象。

華國鋒

第一個印象是關於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方面的。

1975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時，鄧小平要胡喬木和我幫助華國鋒準備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胡喬木負責其中的第一部分，其餘三個或四個部分由我負責。在我與他接觸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三點印象：一、他工作是認真細緻踏實的；二、他的記憶力不錯，記住不少事；三、口齒清楚，慢條斯理，能把話講得很清楚。這三點算不了高的評價。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高的水平，有什麼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這三條都屬於「好」的範圍。其中第一點印象的來源是起草這個講話的過程，華國鋒白天處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點左右回到中南海我們集中寫文件的地方，同我們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時一直到凌晨兩點多。他不完全是以一個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給我的印象不錯。

當時的宣傳畫「你辦事，我放心」（資料圖）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著《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向國務院彙報，鄧小平是主要聽取彙報的人，所有的副總理都來了，中央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這時候華國鋒在國務院主管科學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彙報的過程中許多人插話，他沒有插話。在彙報完了之後，他第一個做長篇發言，我覺得他講得不錯，從他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對科學院的情況知道得不少，話講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彙報會上我獲得的對他的印象，同在幫他起草講話時留下的印象和以後幫他起草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個印象是關於他膽小怯弱方面的，這是在「批鄧」過程中觀察到的。這次彙報後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了，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這時他的權力怎麼說是很大的。這時中國科學院有個造反派頭頭叫作柳忠陽，他原先是個小幹部，可是他敢向華國鋒提出問題，說華政治上有問題，在科學院工作上跟著鄧小平走，根據就是在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科學院工作時華國鋒的那個發言，而這個發言是有記錄的，白紙黑字。對柳忠陽的攻擊，華國鋒完全可以採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個借口整柳忠陽一傢伙。可是華國鋒卻去為自己辯護，說那天國務院開會時他剛從西藏回到北京，《彙報提綱》是到了會場後才看到的，他來不及準備，即席講了些話，而且記錄得很差，記的不都是他講的話。我是那個彙報會的參加者，應該說那個記錄記得是很好的。華在中國科學院針對柳忠陽說這番話時，我雖沒有在場，但是科學院的人直接告訴了我，我認為不會錯。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還說了與事實不相符的話。那天聽彙報做了不少插話和發言的副總理，不只是他一個，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谷牧都插了話，別人都沉得住氣，他何必去解釋？除非我了解的情況與事實有出入，如果完全屬實，我覺得他實在太膽小了。

至今未見。大家都知道華國鋒、葉劍英同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華國鋒當時能下這樣一個決心，並把這件事辦成，確實不容易。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會上致悼詞（資料圖）

後來又有一件事使我對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幫」後，他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我們黨內就有這樣一些喜歡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用過去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對待他，稱他作“英明領袖”。“英明領袖”變成他的代名詞。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慶參觀，看到那裏的展室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文藝節目裏，乃至小學教科書上都充斥歌頌華國鋒的內容。我列席十一屆二中全會，分組會上有好幾個人發表意見，主張在我國憲法的序言裏寫進華國鋒的名字。

要登頭條，因此原來三版也改成頭版，又多了一個套紅報頭，這樣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覺得這不能全怪他，或者說不能主要怪他，因為這是毛澤東時就有的現象，說得遠一些是斯大林時就有的現象。

毛澤東有時也說了一些不要多宣傳個人的話，但是實質上他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還說個人崇拜還是要一點的。因此我們的報紙、電台，就把批評「個人崇拜」改成批評“個人迷信”。其實這不是“崇拜”、“迷信”這種字眼上的問題，而是一種與民主思想相對立的思想和行為。

1987年，鄧小平與華國鋒在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期間在休息室交談。（資料圖）

反對個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發揚民主，不充分發揚民主，那些不稱職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決不了問題的。當了大官的人，特別當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幫人，這幫人的利益是與他們的上級或者上級的上級，分不開的。他們有各種辦法使他們的上級或上級的上級接受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夠體諒的。

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便是封建殘餘習慣，抬轎子、吹喇叭也是社會中朝官、太監對待皇帝，師爺、皂隸對他們大老爺的通常的態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國演義》中的幕僚們的命運同他們的主人也結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澤東就繼承那一套做法——當然在形式上改變了不少。要華國鋒堅決反對這種封建殘餘，我認為是難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這幾個字來接班的，怎能做到這一點呢？但是許多人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這件事，的確受到很大的損害。也許那時他真的希望有人對他搞點個人崇拜，過過這種被崇拜的癮。如果真有這種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對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人搞個人崇拜，只要形勢一變，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並不是真心崇拜，不過是在利用他，想通了，這種滋味也沒有多大意思。我認為在這方面華國鋒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他講那樣一篇話，是不容易的。

于光遠（資料圖）

中、在文章中，同華國鋒對著乾的東西不少，可是華國鋒並沒有去整這些傳媒。這一點至今也還有對華國鋒的好評。

總的說來，我對華國鋒有比較好的印象，不過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後，我有時在會場上、有時在北京醫院裡遇見他，我對他總是很友好的，雖然我對他的有些主張曾經是堅決反對過的。

本文摘自《1978年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于光遠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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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在全會初期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指責，說「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並明有所指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還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寫下了那張著名的“我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大字報雖未點名，但其矛頭所指昭然若揭。

會議從此開始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揭發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員，從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起頭，倒溯1962年以來中央一線工作的種種「錯誤」，一一盡數，罪責劉、鄧。其間毛澤東講話，指責劉、鄧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錯誤路線。會議批判所得結論，是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之外，另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全會的最後，根據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鄧小平雖由原來的第七位變為第六位，但實際地位下降。而林彪則扶搖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為唯一的黨中央的副主席，並且取代劉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毛澤東和鄧小平

原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次會議後，實際上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

在會上接受批判的同時，父親有時還必須要到一些學校去參加運動、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革」，他曾說是“老革命遇見新問題”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雖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一班人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厭惡。有時，在群眾場合，他還不顧所處逆境，為自己，甚至為他人，申明正義。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明知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諸大員，他還是直言回答：“已經查過了，沒有這回事。”並說：“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從這僅有的幾句辯詞中，完全可以體會到他當時心中的憤懣。他想為他的老同志老戰友辯解，但這時的他，已是人微言輕，有口難辯了。

十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已實際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鄧，林彪還親自出馬，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

父親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一定是不平靜的。回家後他雖什麼也沒說，卻夜不能寐。母親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父親告訴母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母親問：“誰批你？”父親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父親不再多言，母親也不敢多問，只安慰地說：“快睡覺吧，不然明天開會起不來了。”父親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連歷史在內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會後，父親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親為人，本來就沉默少言。運動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此時，父親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雖不管了，但對於家裏的孩子們，父親卻管得很嚴。

我們幾個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學校里參加運動，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組以後，我們雖然知道在此問題上父親犯了「錯誤」，但對於他所面對的真實處境並不了解，仍各自忙於運動。

話給媽媽打電話，徵求她的意見。記得當時媽媽很急地說：「對聯是錯的！你不要和姐姐辯論，趕快回家！」媽媽的口氣很重，一再重複：“這是爸爸說的！”當時，我很不高興地遵從了父母親的決定，事後明白過來以後，才萬幸聽從了他們的訓示。

8月18日，林彪在「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20日開始，北京首先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並迅速波及全國。紅衛兵小將們走出學校，“殺向社會”，整個社會頓時為“紅色恐怖”所籠罩。這場為害至深的“革命”運動，由副統帥林彪親自號召發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慫恿煽動下愈演愈烈，發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壞，以至打死人。無數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盲目而又狂熱地捲入了這場瘋狂的“革命”行動。我的父母親此時已感到事態的失控，他們把在中學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來，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明確告訴我們不許參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動。那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對父親的不利狀況已有所察覺，便都聽話地閉門不出，有的學織毛衣，有的學裝收音機，有的整日在家抄寫毛主席語錄。家中的平靜，使我們遠離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現在，念及於此，我們仍十分感激父母親在關鍵時刻對我們的嚴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這個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在整個社會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去掉劉、鄧的阻力後，運動便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向前發展。

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至11月底，毛澤東在京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在毛澤東的親自支持下，紅衛兵運動更加如火如荼，迅猛發展。

瘋狂的「破四舊」運動餘音未了，又開始了全國範圍的“革命大串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紅衛兵小將身著時興的舊軍裝，乘著免費的火車汽車，開始了數以千萬人次計的全國範圍“大串聯”。運動的狂飆開始衝擊社會的各個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運動從學校波及全社會，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破壞，對工農業及各行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社會的混亂和矛盾進一步加深。同時，由於各紅衛兵組織的認識和觀點不同，產生了嚴重的派別分化。各派各組織之間不斷進行激烈的辯論和明爭明斗。運動至此，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沸沸騰騰，真正達到了革命預言家「天下大亂」的“理想”境界。

儘管造反已「當然有理」，儘管“革命”已成為“真理”的標準，但自「文革」爆發以來，對運動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運動一步步擴大和深入的同時，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問題上對運動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論提出了疑問。這場運動，雖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雖有林彪、江青兩大勢力鼎力支持，但是，種種阻抗和抵制還是頑強，新的混亂不斷發生。

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發起「文革」這一錯誤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澤東卻認為，阻力的產生，根子還在劉、鄧，認定黨內有一小撮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這條資本主義路線差不多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並且直到現在，在黨內還有市場。為了保證「文革」順利進行，一定要徹底掃除一切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10月9日開始至2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再次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儘管這次會議由毛澤東親自召開，但在一開始，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還是表現出了他們的「遲滯」，表現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