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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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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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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

2020年07月15日 17:46 最後更新:11:51

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不僅梁啟超,就是孫中山也一樣相信中國存在著「民智未開」和「人民程度未及格」的問題。孫中山所以強調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這三步過程,才有可能實行民主憲政,正是他相信長期生活在專制制度下,文化程度低下,對權利義務缺少概念的大多數中國人,必須要經過一個教育、訓練和被引導的過程。回顧歷史,近百年來,不管在野時如何主張,一旦走上執政舞台,任誰都會強調這種必要性。這既奇怪,也不奇怪。

唯物史觀強調存在決定意識,相信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文化環境,就會有什麼樣的思想觀念、政治主張,乃至於也就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政治家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因此,有學者就特彆強調說: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換言之,中國所以民主政治不能順利落地開花,根子是中國當時的經濟還處在小農經濟的水平上,不可能真正形成政治民主的社會需求。因為,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看問題,必須經濟先發達到相當程度,專制主義束縛經濟貿易自由的問題變得尖銳起來,經過一個思想啟蒙的過程,社會正義變成廣泛社會要求,然後才可能逐漸開始有所謂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發生。

但這樣的解釋未必完全合理。現實的情況是,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早已超過自身100年前的發展水平,而且也遠遠超過了法國、美國1789 年創立共和民主制度時的發展水平,但它們中不少國家既沒有能產生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也沒有成就一個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

從歷史上看,無論共和,還是民主,也不純粹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伴生物,它們從古代希臘、羅馬時起就有其雛形了。最早奠定西方民主政治基礎的英國大憲章形成於1215 年;歐洲最早的民主政治制度 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確立於1689年;日本形成君主立憲體制是在明治中期,它們那時國內的資本主義也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摩爾根早就發現,人類的民主政治形式在原始部落狀態就已經產生出來了,它和現代個人自由、權利平等之類的觀念沒有任何關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很詳盡地描述了摩爾根在這方面的發現和研究,即古代氏族部落如何通過議事會,經過所有成年男女平等表決的方式,選舉或罷免酋長,以及決定部落中其他重大事務。一些鄰近的部落如何會出於避免過度爭奪或相殘而組成部落聯盟,由各個氏族的酋長和軍事領袖組成部落議事會,來決定宣戰、媾和以及其他共同事務。

無論是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還是古羅馬的代議民主制;無論是古羅馬共和國,還是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其實多半也都是從部落民主的歷史傳統或經驗中沿習演進出來的政治管理方式。而所有這些共和或民主制的共同特點,就是強大的專制王權的缺位,各種不同力量之間存在著平衡和協調各自利害關係的需要與條件。包括1215 年世界上最早演生出來的作為英國後來立憲制基礎的英國大憲章,也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王與貴族力量既相互對立,又相互需要,誰也不能消滅了誰,必須通過妥協的方式來達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歐洲式的力量均勢所以會對整個制度發生影響,也和它們那裏國王與貴族關係的歷史傳統有密切關係。歐洲(也包括日本)歷史上國王和貴族不是天子與屬臣的關係,國王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少貴族都與國王沾親帶故,國王多半只是貴族中的領袖,國王的地位是靠貴族擁戴才形成和鞏固的。國王沒有全國性的軍事力量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稅收及警察系統,各地的土地、租稅、農民,包括日常治安和戰時的武裝力量,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個貴族手裏。這是貴族與貴族之間,以及貴族與國王之間容易形成力量制衡關係,最終容易走向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由上可知,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權,而分權的前提是要存在力量均勢和相互制衡的條件與需求。即使是法國通過激烈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民主政治,輾轉曲折最後所以能夠生長起來,也是因為它那裏形成了一個「第三等級」。它足以和君權、貴族勢力相抗衡,同時又不能完全吃掉對手,最終肯於與對手妥協。在這裏,「人民程度」及格與否,並不特別重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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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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