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不易實行民主？不僅梁啟超，就是孫中山也一樣相信中國存在著「民智未開」和「人民程度未及格」的問題。孫中山所以強調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這三步過程，才有可能實行民主憲政，正是他相信長期生活在專制制度下，文化程度低下，對權利義務缺少概念的大多數中國人，必須要經過一個教育、訓練和被引導的過程。回顧歷史，近百年來，不管在野時如何主張，一旦走上執政舞台，任誰都會強調這種必要性。這既奇怪，也不奇怪。
唯物史觀強調存在決定意識，相信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文化環境，就會有什麼樣的思想觀念、政治主張，乃至於也就會產生出什麼樣的政治家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因此，有學者就特彆強調說：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換言之，中國所以民主政治不能順利落地開花，根子是中國當時的經濟還處在小農經濟的水平上，不可能真正形成政治民主的社會需求。因為，從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看問題，必須經濟先發達到相當程度，專制主義束縛經濟貿易自由的問題變得尖銳起來，經過一個思想啟蒙的過程，社會正義變成廣泛社會要求，然後才可能逐漸開始有所謂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發生。
但這樣的解釋未必完全合理。現實的情況是，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早已超過自身100年前的發展水平，而且也遠遠超過了法國、美國1789 年創立共和民主制度時的發展水平，但它們中不少國家既沒有能產生一個思想啟蒙運動，也沒有成就一個政治民主的制度建設。
從歷史上看，無論共和，還是民主，也不純粹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伴生物，它們從古代希臘、羅馬時起就有其雛形了。最早奠定西方民主政治基礎的英國大憲章形成於1215 年；歐洲最早的民主政治制度 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確立於1689年；日本形成君主立憲體制是在明治中期，它們那時國內的資本主義也都還沒有發展起來。
摩爾根早就發現，人類的民主政治形式在原始部落狀態就已經產生出來了，它和現代個人自由、權利平等之類的觀念沒有任何關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很詳盡地描述了摩爾根在這方面的發現和研究，即古代氏族部落如何通過議事會，經過所有成年男女平等表決的方式，選舉或罷免酋長，以及決定部落中其他重大事務。一些鄰近的部落如何會出於避免過度爭奪或相殘而組成部落聯盟，由各個氏族的酋長和軍事領袖組成部落議事會，來決定宣戰、媾和以及其他共同事務。
無論是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還是古羅馬的代議民主制；無論是古羅馬共和國，還是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其實多半也都是從部落民主的歷史傳統或經驗中沿習演進出來的政治管理方式。而所有這些共和或民主制的共同特點，就是強大的專制王權的缺位，各種不同力量之間存在著平衡和協調各自利害關係的需要與條件。包括1215 年世界上最早演生出來的作為英國後來立憲制基礎的英國大憲章，也是建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王與貴族力量既相互對立，又相互需要，誰也不能消滅了誰，必須通過妥協的方式來達到相互制衡的目的。
歐洲式的力量均勢所以會對整個制度發生影響，也和它們那裏國王與貴族關係的歷史傳統有密切關係。歐洲（也包括日本）歷史上國王和貴族不是天子與屬臣的關係，國王沒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少貴族都與國王沾親帶故，國王多半只是貴族中的領袖，國王的地位是靠貴族擁戴才形成和鞏固的。國王沒有全國性的軍事力量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稅收及警察系統，各地的土地、租稅、農民，包括日常治安和戰時的武裝力量，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個貴族手裏。這是貴族與貴族之間，以及貴族與國王之間容易形成力量制衡關係，最終容易走向民主政治體制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由上可知，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權，而分權的前提是要存在力量均勢和相互制衡的條件與需求。即使是法國通過激烈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民主政治，輾轉曲折最後所以能夠生長起來，也是因為它那裏形成了一個「第三等級」。它足以和君權、貴族勢力相抗衡，同時又不能完全吃掉對手，最終肯於與對手妥協。在這裏，「人民程度」及格與否，並不特別重要。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原載《人民政協報》
《一位記者眼中的開國盛典》
開國大典時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李普身著無領中山裝，頭戴一頂帽子，在他周圍站著一批開國元勛。作為老一代革命者和著名記者，李普見證記錄了20世紀中國發生的很多大事。1949年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就是其中最不能忘記的。
開國大典：穿著整齊，站得不「整齊」
1949年9月21日到9月30日，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臨時改造成的大廳舉行。李普作為新華社特派記者，隸屬於新聞處，進駐中南海懷仁堂全程採訪，目睹了各個黨派協商民主建國的全過程。
在最後一次政協會議上，李普在主席台側面為周恩來那天的講話做筆錄。領導人走下主席台的時候，李普還負責收所有人的稿子。
10月1日，正好輪到我採訪”，李普笑言。那天，風和日麗、秋高氣爽。上午8時，人民解放軍的受閱部隊已經到達指定地點。10時，30萬群眾陸續從四面八方彙集到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已經是人山人海，到處都是熱情的歡呼聲、嘹亮的歌聲，人們不斷地打聽:毛主席怎麼還不上天安門呢？開國大典什麼時候開始呀？
梯，大家紛紛走上去了。”
李普作為新華社特派記者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時女攝影家侯波抓拍的一張照片里，李普站在城樓中間靠東一點，左邊是吳晗，右邊是張奚若。李普還記得那天大家的穿著非常整齊，「共產黨員幾乎都穿中山裝，周總理穿著黑色的呢子中山裝，滿城樓就只有美髯公張瀾穿長衫」，李普那天也穿了一件沒有領子的灰色粗布中山裝。
穿著比較整齊，站的位置卻不那麼「整齊」，李普說，“我的後面站著鄧小平、周恩來、劉伯承、吳玉章等，那時等級不森嚴，都是不整齊地站著，不講誰前誰後。”確實，從一張資料照片上可以看到，鄧小平站在最邊上。
為了採訪，第一次吃安眠藥
下午3點，典禮開始。
當毛主席走到咪高峰前面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時候，為了及時拿到主席手裏的公告，李普立刻移到他身後。「毛主席顯得很平靜，稿子沒有任何抖動。那天城樓上也沒有風，晴空萬里，廣場沸騰著歡呼和掌聲。」讀完公告後，毛澤東手按電鈕，一幅巨大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當時，李普聽到城樓上一片感慨之聲，陳毅說:“在我的有生之年裏，能看到這一天，我已經很滿足了。”
李普同樣激動萬分，他20歲入黨，31歲親見這一幕，而毛澤東主席那鄉音濃重的3個字「成立了」，讓他銘記和感動了一生！
拿到主席宣讀的公告後，李普並沒有馬上離開。因為，雖然領導人的講話稿早就寫好印發出來了，但還是需要他們的親手稿，來核對每一處字詞的小改動。「那天11個人的講話中，陳毅老總的最短，只有5分鐘」，李普說，“其中數宋慶齡的講稿寫得最精彩，她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後翻譯成中文，她有自己的特色，毫無八股氣，生辣漂亮。”李普看見她的手稿上，有的字註上了拼音，因為她不大會普通話，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話念的。
李普印象深刻的是，站在城樓上的老將軍們都比較「沉著和規矩」。讓他至今遺憾的是，那麼多的老將軍，自己居然沒有在現場採訪他們，“這不能不說是留下了太多遺憾”。
事實上，參加開國大典的前一晚，李普非常緊張，害怕自己睡不好覺而第二天沒精神，於是平生第一次吃了安眠藥。「那是第一次，果然睡好了，第二天精神很好」，李普笑言，“現在是每晚必吃，幾十年了。”
身為記者，李普心裏念叨的只是觀察現場，注意現場情況的發展，尋找現場感覺，同時為當天那條新聞打腹稿。於是，他在城樓上走來走去，「大攝影記者侯波為我拍了好幾個不同位置的鏡頭，只是那時候我還不認得她。」城樓本來就不寬敞，又來了很多重要人士，越發顯得擁擠，李普說自己“一會兒扒開這個，一會兒扒開那個，很自由隨便。”
胡喬木改動的一個小細節
領導人講完話，閱兵儀式正式開始。身著戎裝的朱德總司令走下天安門，坐吉普車檢閱了部隊，那時部隊都停留在天安門城樓東。「等朱老總返回城樓，部隊開始行進在天安門前，坦克團、26架飛機、1600匹紅色及白色戰馬，展示解放軍的武裝實力，霎時讓人感受到一個國家政權的威嚴。」
然後是群眾的遊行隊伍，參加遊行的大部分是年輕人。毛澤東以及天安門城樓上所有人都在微笑著招手。李普說:「開國大典的遊行和後來的天安門遊行是不一樣的，除了喊口號，大標語、字牌、花環這些東西都沒有，只有紅旗揮舞，大家的想法都非常樸素，很多人將手絹拋向天空。」雖然沒有整齊的著裝，可是那種當家做主的喜悅，洋溢在每個人臉上。
遊行隊伍中口號聲此起彼伏，城樓上的毛澤東也喊起口號呼應著群眾，最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就是毛主席喊出的「人民萬歲」及工人、農民萬歲。親身出席開國大典現場，李普看到，在主席側面隔了十幾米，安排了另一個咪高峰，由榮高棠開始帶領群眾喊口號。
開國大典的文章，文中特別寫道:「毛主席親自按動有電線通往廣場中央國旗旗杆的電鈕，使這一面新國旗在新中國首都徐徐上升。」有些人覺得不解，寫毛主席“親自按動電鈕”即可，為什麼非要寫“按動有電線通往廣場中央國旗旗杆的電鈕”呢？
見報前，分管新華社的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負責審看。胡喬木家住在中南海裏面，李普把稿子送去後就站在旁邊看他審稿。胡喬木看到有關升旗部分內容時，對李普說:「電鈕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電線連著的細節，否則雖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讀者可能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60多年前的中國百姓中，還有不少人相信神靈，「本來那時社會上就流傳著解放軍能飛檐走壁、神仙保佑之類的故事。如果再親眼見到毛主席遠離旗杆竟能把國旗升起來，那又不知道要編出多少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來。」因此，李普依照胡喬木的建議，在這句話上不嫌累贅，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家:電鈕和旗杆之間是有電線相連的。
政協會議上，收藏周恩來手稿
因為採訪第一屆政協會議，李普還有幸收藏了周恩來的一份講話提綱。
政協會議的第2天，即1949年9月22日，周恩來向會議作了關於共同綱領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
那時，大會所有的報告和講演事先都發了鉛印的文件，唯獨周恩來這個報告沒有文件發出來。李普所在的記者席位靠近主席台，看到周恩來手裏拿著薄薄的講稿走上台去，他感到今天的任務不輕鬆，必須詳細做筆記。
果然，周恩來的講話結束後，李普照例走上去收稿子，周恩來對他說:「我實在沒時間寫了，只有這個提綱，現在給你，請你根據你的筆記寫出稿子來，先給我看。」報告中講了8個問題，提綱就僅列了那8條，用鋼筆寫在兩張16開白紙上。
當晚，李普根據周恩來的8條提綱寫出一篇新聞稿交給他，並在報紙上發表。後來此稿收入《周恩來選集》。周恩來的那個提綱也就留在李普的手裏。
開國大典上，收藏毛澤東手跡
另一件文物是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的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時候，李普站在他後排，宣讀完畢，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毛澤東當時伸手給李普，公告上多出一張紙條，是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的名單，毛澤東指著那張字條一再叮囑李普:「你小心這張字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
原來鉛印的《公告》稿並沒有這個委員的名單，只開列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姓名，接著寫「陳毅等56人為委員」，其他55人都省略了。但10月1日上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張治中臨時建議在《公告》里公佈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名單，這樣更能體現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實行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
1949年初，各路人士齊聚北平，加上這份附加名單，在國內國際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毛澤東當即明確表態:「好，把56名委員名字都寫上去，可以表示我們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
李普在另外一份公告稿的鉛印件上，補上了全部名單，而那份由毛澤東簽字，並寫有批語「照此發表」的原件就留在了李普的手裏。《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里收錄了這個公告，篇末註明“根據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刊印”，就是新華社播發的那篇稿子。這足以證明，李普保存的那份公告就是唯一的原件了。
非常遺憾的是，這兩件珍貴的文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家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