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唁毛主席（資料圖）
悲壯的禮炮鳴響三聲，將新中國成立後27年里最高規格的葬禮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高潮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
弔唁活動的地點安排在人民大會堂，人們絡繹不絕從四面八方湧向敬愛的領袖身邊，痛哭流涕望著安詳地睡在靈台上的毛澤東。
人民大會堂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象徵著舉國同悲的半垂國旗把天安門廣場點綴得更加悲哀。已臨傍晚，幽藍色的暮靄像一道哀紗挽在北京西面的天幕上。悲傷的人們執拗地在大會堂外的廣場上排著不見首尾的長隊，希望能親眼瞻仰毛主席的遺容。
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每天輪流值班為毛澤東守靈。所以杜修賢他們這些新華社駐中南海攝影組的同志們，每天都要拍攝追悼場面的新聞照片。
姚文元在毛澤東追悼活動開始時，就鄭重其事地指示杜修賢：「老杜，拍攝新聞照片要突出集體領導，每天守靈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杜修賢等一天拍攝的照片全沖洗出來，往往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姚文元這時一般都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姚文元一邊看杜修賢送去的照片，一邊和他談照片存在的問題。突然姚文元皺了眉，用遺憾的聲調問他：「怎麼這張上也沒有江青守靈的鏡頭？」
「她今天沒有來，我等了好久——沒拍上。」後一句話杜修賢沒有說出來：聽說她在17號樓打牌。
姚文元離開辦公桌，雙手反背在寬大的辦公室里沉默不語，來回踱步。
「主席弔唁期間，她應該在那裏守靈啊！不過七八天的時間——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張第一天守靈的照片再發一遍？」他著急中帶著幾分無奈的苦惱問杜修賢。
「再發一遍？可能不合適吧，時間間隔得太短……」
「那怎麼辦呢？幾天沒有江青守靈的鏡頭，群眾會有看法的。不過七八天的時間。」
杜修賢心想，重發一次更糟，群眾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嘩眾取寵的劈頭蓋臉的黑紗上，照片根本就無法掩人耳目。
原來杜修賢對姚文元並沒有戒心，以為他知書達理，書生氣重。但是周恩來去世以後，杜修賢漸漸感到姚文元身上發生了某種說不清的變化。他開始強調集體領導的形象；注意新聞照片上的人物細節，誰臉大誰臉小，誰在前誰在後；最近還特別注意江青形象的效果，有好幾次叫杜修賢修江青臉部的細斑……杜修賢雖然不知他的內心活動，但他的語言表露出種種異常的舉動令杜修賢體察慎微，覺得他熱衷追究照片的細節已不是什麼工作的許可權要求，而是為了某種利益的需求，才對自身的使命表現出極度的負責，甚至達到挑剔的程度。
在這種非常複雜和微妙中，甚至還散發著危險的氛圍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多話。
杜修賢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將第一天發過的照片送給姚文元審發。也不知姚文元擔心重發照片的嚴重後果還是由著江青的性子自由「發展」去吧，照片最終他沒有簽發。
毛澤東治喪期間，杜修賢和中央新聞組的全體記者還為毛澤東守靈一天。而江青還是毛澤東的妻子，不過只守了一天的靈，就不再見她的人影，連全心全意護著她的姚文元都看不下去了，替她的形象著急萬分。她本人卻隔岸觀火，將這些細節置之度外。
不被人注意的細節，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弔唁活動的第五天，杜修賢拍了一張政治局委員和前來弔唁的外國大使握手的照片。畫面中的外國人是背著身，七八個委員是正面縱隊排列。為了能將他們每個人的臉都拍清楚，杜修賢特意跑到側面拍攝。這樣，人的臉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睛很挑剔，一連為這張照片提了三個問題：第一，華國鋒的頭擋住了王洪文的臉側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沒有精神；第三，遠處毛澤東的遺像有點模糊。
姚文元問杜修賢還有沒有同樣場景的照片，杜修賢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兩張照片重新剪輯，將王洪文好的鏡頭和這張里的王洪文重新更換。
杜修賢知道，姚文元懂一點暗房技術。照片是可以拼接的。他就答應回去試試看，但心裏倒是希望那張和這張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僅能接，而且還天衣無縫。因為同一角度拍攝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換柱」的。
一張照片他們竟花費了四張底片重新拼接，才製成了姚文元滿意的照片。
杜修賢不願再做這種褻瀆新聞真實的拼接事情。他想乾脆我每次送審只帶要發稿的照片，而且只帶一張，讓姚文元沒有更多的挑選餘地。
姚文元表現出他特有的深刻精明。他發現杜修賢在騙他，就含而不露笑著對杜說：「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弔唁大廳里你們還派了不少的攝影記者，照片應該越拍越多，怎麼會越來越少了？老杜，你沒貪污吧？」
杜修賢立刻回答說：「照片拍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以後注意拍好。」可是心裏卻暗暗下決心，辦完主席的喪事，他就立即走出紅牆。此刻，他比什麼時候都嚮往一個沒有壓抑的世界。
9月18日下午3點，毛澤東主席的追悼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沉痛悲傷的哀樂從天安門廣場漫涌，滾滾飄向廣袤的天際。陰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紗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萬群眾。他們默默地抽泣，為毛澤東主席的離去而沉痛哀悼。
悲壯的禮炮鳴響三聲，將新中國成立後27年里最高規格的葬禮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高潮。
在天安門城樓下面正中央架設的追悼會主席台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輕的臉上掛著和年齡不相稱的悲戚，今天這位最年輕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國以來最高規格的追悼會。
華國鋒站在王洪文的右側，他要在百萬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濃郁的山西口音宣讀悼詞。
葉劍英立在華國鋒的右側，老帥此時的心裏最為痛苦。短短大半年裏，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夥計」們說走都走了，一連走了三個，連領導人民打江山的毛澤東主席也走了，這讓他充實的半個世紀的精神世界一下變得空蕩蕩的……他扯著衣角，凄涼的情緒從他臉上的每個紋路里自然地流瀉出來。
張春橋「以不變應萬變」的表情依然是陰鷙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側。他的左側就是叫人看著彆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據說這是“庇隆夫人”式的喪服，黑紗把她的臉遮小了一圈，極不協調地站在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鐘裏，杜修賢就開始構思怎麼拍攝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張，政治局常委的鏡頭要有一張，然後還要有一張政治局委員的合影。江青怎麼辦？按理她是毛澤東的夫人，應該照一張單獨的，可是杜修賢不想照她單獨的照片。這時他是站在城樓的東面，等會兒到城樓的西面，將江青掛在四個常委的後面，就可以不再發江青單獨的照片。
哀樂一結束，杜修賢就跑到葉劍英的西面，由西向東拍攝，這樣葉劍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華國鋒，而江青的人像最小。
杜修賢又拍攝了一張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領導人的合影。
當天晚上，杜修賢去姚文元那裏送審照片時，還擔心姚會指責自己拍攝的「五人照片」為什麼把華國鋒拍那麼大，而江青那麼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沒有關心華國鋒的人像大小，而是關心江青形象：「怎麼不選江青單獨的照片？」
「我沒有拍她單獨的，你不是在開追悼會前告訴我，叫我注意突出集體領導……」杜修賢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學會了“強詞奪理”。
姚文元沒好氣地打斷杜修賢的話頭：「好了好了，那就這樣發吧！」
9月19日，追悼會的照片就見了報，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掛在四個常委的後面。
不過後來也有人責問過杜修賢，也就是他被無端停職審查的開端：「你為什麼不拍華國鋒單獨的照片？」
流走的歷史歲月被重新拉扯了回來，有人用超越時空的腳步丈量杜修賢過去的路程，量來量去，在照片里找出了許許多多的「陰謀腳印」。杜修賢精心設計為了突出葉帥和華國鋒、貶低江青的「五人照片」，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個月就被指責有下面一系列的陰謀內容：第一，華國鋒為什麼不居中？第二，為什麼王洪文放在中間？第三，為什麼帶上江青？她能和華國鋒在一個畫面里嗎？第四，為什麼要三個壞的比兩個好的？……
杜修賢啼笑皆非！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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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在深圳迎賓館內散步。 受訪者提供
1992年元旦，在南海視察工作的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接到了省委書記謝非的電話，後者讓他立刻趕回廣州。謝非在電話里說：「我們一直盼望的那位老人，終於要來了。」於是，陳向南海的同志告辭，對方問什麼事走那麼急。陳說：“你們可能很快就會知道答案，但也可能永遠都沒法告訴你們。”
這段凝重的話，是陳開枝在以後的媒體採訪中經常提到的。而另一位親歷者吳松營說：「1992年，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國該走怎樣的道路，是每一位關心這個國家的命運的人所為之憂慮的。1988年……」
「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1988年，在全民經商潮的背景下，因價格雙軌制、「倒爺」，計劃經濟下的流通體系徹底崩潰，此後的價格闖關失敗，物價失控，經濟陷入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失控。為了抑制經濟過熱，中央對經濟實行整頓治理，緊縮銀根，減少基建，其後三年經濟發展都在4%—6%的低點徘徊。在民間，有人說“中央要取消個體戶了”，“改革開放該收一收了，該抓一抓階級鬥爭了”，甚至有人說要取消經濟特區。惶惑不安的情緒籠罩在人們心頭，整個社會的氣氛沉悶壓抑。
「所以，在這樣的形勢下，小平同志決定南巡，決定到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陣地去。」1991年6月，中央辦公廳給廣東省委與深圳市委同時發出通知，“通知只有寥寥幾句，就說小平同志將來廣東休息，讓廣東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而廣東方面在接到通知後，急忙研究擬定了小平視察的路線，並交到北京。“小平同志也看了，認可了那個方案。我們還連忙裝修了深圳迎賓館的幾個房間，並從6月起就開空調，不讓房間有味道。但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我們一直在等待著。”
在陳開枝接到謝非電話的幾天後，從中央下來一個三人先遣隊。他們說，只是來休息的。「然而我們今天都知道，這是這位88歲的老人的最後一搏，為了這個國家的最後一搏。」
1992年1月19日早上，深圳火車站。天氣陰冷，有輕霧。這種南方的濕冷比之北方更是寒氣逼人。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一行十多人靜靜地在站台上等待著。沒有人說話。站台暫時被封閉，只有稍遠處有幾個車站的工作人員。9點整，一列沒有車次編號的列車緩緩駛進。那位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從車廂走出時，眾人簇擁上去。時為深圳市宣傳部副部長的吳松營站在外圍，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位老人，他感到「有一種幸福感」，因為他知道“他正經歷著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一輛中巴車把老人接到了深圳迎賓館。但老人只在庭院裏散步了十多分鐘，就要求到市區去看一看。
最後來到了皇崗口岸。
「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小平同志站在口岸上，橋面上風很大。我都感到很冷，心想，一位88歲的老人，這多不簡單。這天他穿了兩件毛衣，一件風衣。他站在橋面上看深圳的全景，而後看著香港那邊，他問身邊的邊防站長熊長根這是什麼河，熊回答說深圳河，然後小平同志就不說話了，向香港方向走了一段，離口岸只有十多米了，然後停下來看那邊的香港，看了有十分鐘。他不講話，也不問話，周圍的人也不好說話，就那麼站著陪著他。」
接下來的幾天都如安排進行。20日上午深圳國貿中心大廈、深圳先科激光公司，21日華僑城，22日仙湖植物園。
「一路上，小平同志心思凝重，表現出深深的憂慮。」
在深圳最高的國貿中心大廈的旋轉餐廳，老人講道：「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改革開放動搖不得，繼續發展，人們生活要不斷繼續提高，他才會相信你，才會擁護你。我們耽誤了幾十年，不耽誤這幾十年，我們的面貌就會很不同了。」
他還談到了中國要保持穩定，要培養下一代接班人的重大問題。吳松營回憶說：「他說，為什麼蘇聯會垮台呢，就是接班人沒有選擇好。中國之前出現的問題也是出在黨內。第二是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都六十多歲了，都不年輕了。再過20年就和我一樣了，聊聊天還可以，工作就不行了。所以要找年輕的接班人，我也曾經找過兩個人，但都失敗了。」
在將要離開深圳的22日下午，老人沒有外出，就在迎賓館裏接見來訪者。這是在深圳的最後一個下午，來了很多人，除了國家主席楊尚昆，廣東省委與深圳市委的領導外，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廣州軍區司令員朱敦法、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也是這天，鄧在談話中說道：「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有反對意見，我說不爭論，一爭論，就把時間都爭掉了。要敢闖，沒有一點敢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勇氣，沒有一點幹勁，干不出新事業……現在的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現在又搞這個東西好不好？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搞一兩年，看對了，就放開，錯了就糾正，關了就是了。關的時候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
很多年後的今天，吳松營說：「在與小平接觸的幾天，他和藹可親，但他談起政治時，卻非常地堅定，甚至有一些冷肅森然。」
當時的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向時代周報記者回憶說，謝非感覺在這幾天中，老人一直想講話，也講了一些話，但是，似乎有些東西還並沒有講出。
在深圳往珠海的海上
於是，在1992年1月23日上午，在深圳蛇口一個軍用碼頭。當小平同志與深圳市委書記李灝道別時，謝非將專程趕來接小平往珠海的梁廣大拉到一邊，說：「這幾天我看老人家一直好想講話，但又沒有說出來。我倆分分工，我彙報省里的情況，你彙報特區的工作情況。有什麼問題你照講，但不要講太長，讓老人家多說說。」
梁廣大說「好」。
於是，在一艘編號為902的拱北海關的緝私艇的船艙里，梁廣大彙報完特區的發展情況後，說：「現在有好幾個主要的問題，首先是，我們的政策總是變來變去，外商都在觀望，有的還不敢進來。」
「當時，我說這個後，看了一眼老人。因為我提的問題非常重。老人神色凝重，但很快接過話題批駁起來。他說，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左’，但也有右，‘左’是根本的。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著大帽子嚇唬人，他們打著革命的旗號，很有欺騙性。‘左’的東西在我們黨內很可怕啊。」這時鄧楠在旁邊說：‘你在歷史上幾起幾落，就是受‘左’的迫害。’老人聽了，舉起右手，伸出三隻手指說：‘三次啊！’”
梁廣大又說：「現在有人說我們搞的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一套，是典型的資本主義。」
老人說：「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講到這裏時，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陣忽然爆發出來的掌聲引得船艙外的乘務員、服務員都走了進來。他們可能想，發生什麼了，怎麼忽然大家都在鼓掌。那種激動都是自發的。」
梁廣大受到了鼓舞，就不再拘束了，「將自己的困惑一一說出」。於是，老人家針對著他的話，又講到了“兩手抓”，講到了“共同富裕”，講到了“三個有利於”。
「只有發展經濟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和平演變。根本問題是發展經濟，如果經濟不發展，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東歐為什麼一夜之間就倒下去呢？關鍵問題就是發展經濟問題。」
一直到船靠岸許久，談話還在繼續。工作人員三次走過來告知船靠岸。而岸上的人見到船停在離岸幾十米的地方，還以為出了什麼事。
岸上等待的人有朱森林、何仲雲、雷於藍。
「誰反對改革，就讓誰睡覺去」
船靠岸。接送老人的車經過珠海鳳凰大橋、海灣大道，當駛過海灣大橋時，小平同志說：「我的決策還有一個用處，我的主要用處就是不動搖，起穩定的作用。」謝非在一旁說：“這個才重要。”
在珠海接下來三天的行程中，老人用自己的話強調著這一點。
子股份有限公司，一個股份制有限公司。
梁廣大回憶說：「為什麼安排一個股份制有限公司呢？確實是有著深意的。我們想讓老人家看看私營企業發展的情況，希望他在那樣一個場合提出一些對私營經濟發展的支持的話來。」也就是在江海公司，小平同志說：“不是有人議論姓社姓資的問題嗎？你們就是姓社，你們這裏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為什麼沒有安排外資企業呢？因為那時候珠海並沒有特別好的外資企業。本來我們最希望讓小平同志去珠海西部，看看當時正在興建的港口、國際機場，還有廣珠鐵路。但是路況不好，當時，我們提出想法後，中央警衛局和廣東警衛局的同志還專程去西部探過路，但當時連接西區的珠海大道還未貫通，很大一部分還是沙土路，考慮到老人家的身體狀況，就沒成行。」
1月28日上午，在拱北口岸的粵海大廈最高處的旋轉餐廳，這一天，「國家主席楊尚昆也在，也就是在餐廳里，小平講到，‘誰反對改革，就讓誰睡覺去好了。’」
當參觀結束，從大廈出來的時候。大家發現，聞訊而來的群眾已經把大廈外三條街道圍得水泄不通，有的爬在牆上、樹上，有的爬在欄杆上，有的甚至爬在房頂上。有的人喊「鄧爺爺好」，有的喊“小平同志好”。“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人會想到，老人家也沒有想到，他很激動，興奮得身體都在發抖，他向群眾緩緩地招手。”
梁廣大印象最深的情景是小平同志離開亞洲模擬公司時。那天，老人家已經站了一個多小時，也談了很多話，已經很累了。當離開亞仿慢慢地走向停候的小巴，要上車了，最後卻又轉過身來。「他對我和游景玉（亞仿公司的高級工程師）說，你們現在是個好機會，你們要抓、要抓，我們國家已經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我們對國家要愛啊，對人民要愛啊。」
南方談話要讓人民知道
「我當時聽著老人說的話，很感動，也很心痛。一個已經88歲的老人了，對這個國家仍是那麼憂慮，那麼愛。所以，當小平同志離開珠海後，我就想，一定要讓人民知道小平同志在南方講話的思想。一定要讓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曾經做過那麼巨大的努力。」
梁廣大向謝非提出，希望能讓小平南方談話思想儘快見報，謝非說先等等。但梁廣大等不住了，他心想，本地報紙不能刊發，那我就「出口轉內銷」吧。2月12日，他找來時任珠海宣傳部副部長彭冠和珠海特區報的攝影記者何華景，讓他們找出一些代表性的照片來，第二天，邀請了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和澳門的《澳門日報》的社長來到珠海，把選出的照片交給了他們。2月14日，那些照片遂整版刊登在此三家報紙上。
深圳，讓其把所有文章傳真至國務院。當時「他正在籌備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緊鑼密鼓地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由此引發了巨大的轟動，外國媒體紛紛轉載與評論。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深圳特區報》3月26日刊發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作者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深圳特區報記者陳錫添。此文甫一刊發，全國重要的報紙紛紛轉載，人們爭相傳閱。而「小平南巡」也成為剛度過猴年春節假期的全國人所關注的熱門話題。
鄧小平南方談話傳達之後，立即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和巨大震動。
「南方談話明確地回答了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因而是繼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其中關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精闢論述；關於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和三個‘有利於’標準的理論等，都是圍繞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從理論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在理論上的巨大突破，而成為了黨十四大的理論基礎。」
多年之後，凌志軍在《交鋒》一書中描述當年的情景：「黃鐘大呂的聲音一下子壓過了‘左’的瓦釜之鳴。」
其後不久，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被確定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終卷篇。
先行者的今天
聽深圳市宣傳部前副部長吳松營說自己的近況時，我覺得很是吃驚。59歲的他還是每天六點多起床，然後去游泳，冬夏都是冷水池。游泳完吃早餐，隨後開始一天的工作。
他的辦公室在深圳報業大廈的38樓，出了電梯，左邊有一個門禁，當門被一個保安從裏面打開後，你會看到門邊放著一張小凳子。那位年輕的保安就常常安靜地坐在那。38樓的辦公區很靜，只有窗外深南大道的背景聲。
坐在眼前的這位老人臉色紅潤，很是慈祥。
2005年從報社集團的書記、社長職位退下來之後，他並沒有閑著。他是廣東文史研究館館員，身兼眾多大學的兼職教授頭銜。用他的話說，最忙的是作為「深圳市新聞人才基金會理事長，管著六七百萬的基金，要好好利用這筆錢，培養深圳的報業人才」。而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利用現在的時間好好看書，寫文章。他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他信賴薩繆爾森學說（他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此，當我聽他說發表過《破除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以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再論破除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就不覺得那麼奇怪了。
當我說到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時，他說：「我與張維迎相識。當年厲以寧任清華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時，聘請我為兼職教授，我去講課時，張維迎也來聽我的課。當然他是專業研究經濟學的。他信賴自由的市場經濟，這與我有對立之處。這或許與我倆的身份不同有關，他是學院派，而我一直在政界，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工作，所以我們對經濟學的理解有所不同。」
我想不到這位深圳市宣傳部前副部長，在退休之後，仍然對新思想那麼孜孜以求，我覺得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樂趣，可能這是人生所有可能性中的最高樂趣。
採訪珠海原市委書記梁廣大給我帶來另一種感受。他的辦公室在珠海市政府5號樓的7樓。這是一棟辦公副樓，七樓是一些簡單的會議室，信息研究中心、計劃生育辦公室等。在約定時間前，他的辦公室門緊鎖著，我站在門外等，走廊上不時有人說話、走動，而旁邊一個辦公室在裝修，不時響起電鑽的聲音。讓人以為到了一棟民居樓。十點，不多不少，梁廣大到了，他看了我一眼，但並不說話，表情很嚴肅。
他把房門關上後，房內安靜了不少。他的辦公室也很寬，有兩個房間，裏面是書房，外面是會客廳，還有一個小衛生間。他退休之後就完全退下去了，不像別人仍然掛著很多職位。為什麼政府給他佈置這個辦公室？他說，是因為他要看一些政府里的文件，而那些文件是不能帶走的。在採訪過程中，我很難插得進話，只能靜靜地聽他說。從1984年的鄧公第一次南方談話講起，到1992年，他給你講他能記起的每一個細節。而在講述的過程中，他表情冷峻，頭微微仰著，彷彿頭頂上的天花並不存在，直接是那天珠海的陰霾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