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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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前右)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視察，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前中)。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張新元供圖韓福東翻拍
「大躍進」期間，安徽城市居民送肥下鄉支援農業。董青攝合肥市檔案館提供
張愷帆蒙冤記
張新元跟在保姆身後，蹦蹦跳跳跑去食堂打飯。那些住在自家樓下的鄉下人，和保姆抬個大桶，裝了滿滿的稀飯回來吃。
這個細節停留在張新元的腦海里，成為他對大饑荒年代的經典記憶。時間進入1959年，他剛好十周歲，在安徽省政府的宿舍區，有很多2層高的樓房，他的父親張愷帆和其他三家省領導住在其中一棟樓房內，每家獨立單元。張新元與父母住在樓上，那些來自安徽省無為縣鄉下的親友就住在樓下。「家裏住滿了人，父親不嫌棄這些農民。」張新元不知道自己家裏到底住過多少人，只記得一大桶的稀飯都會被吃得精光。（注1）
張愷帆（1908年12月18日-1991年10月29日）是無為縣人，時為安徽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是安徽省第三號政治人物，權傾一時。他能給這些鄉下的親友提供庇護。1959年，飢餓已經在安徽省內流行，浮腫病到處可見。張新元記憶中的另一片段是，有人給他父親下跪。「這個男人跪下求我父親，具體因為什麼我記不清了。可能是因為沒飯吃。」張新元對南都記者說，他當時正讀小學，在課堂教育中學習到的都是舊社會的農民向地主老財下跪，“怎麼現在有人向我父親下跪？我父親又沒逼租，也不是壞人。新中國怎麼這樣？這不符合我從小受的教育，所以這個畫面印象很深。”
當飢餓的農民憑藉關係，在張愷帆家裏謀得一口飯吃時，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部分問題。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中央領導全黨做了許多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傾錯誤」。（注2）「糾左」運動，也貫徹到安徽。在廬山會議召開後，張愷帆前往老家無為縣，宣告停辦公共食堂，並處分了一些幹部。他在無為縣觀政潮廣場上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說，“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不勞而獲，剝削別人。請問社員搞點小塊土地，養幾隻雞生幾個蛋賣賣，這是剝削了哪個？我們是領導群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貧窮的道路。”“這樣搞下去，人家要革我們的命了。”此時，無為縣和整個安徽境內，已經大面積死人。“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味道。”張愷帆晚年回憶他1959年7月在無為縣的見聞時說。（注3）
張愷帆沒有想到的是，以「糾左」為目的的廬山會議，中途改變方向。彭德懷一封3000多字的長信，在廬山受到批判，全國範圍內由是開始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張愷帆很快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安徽省委主要領導稱其「大鬧無為20天」。他被批鬥、下放農村，還遭秘密關押審問207天。（注4）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懷”。受此案牽連，無為縣、社、隊幹部被批鬥處理的有28741人（注5）。“我們家族死了20多人，包括我的親二叔，我之前只知道他死了，後來二叔的外孫告訴我，他是被抓到牢里死去的。”張新元說。
對張愷帆的平反發生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安徽省委也進行了改組。全國範圍內的甄別平反工作始於1961年6月，但在七千人大會後加速，「到1962年8月，全國有600多萬幹部、黨員包括受到錯誤處理的群眾得到平反。這是當時進行的所有甄別平反工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項成果。」（注6）而張愷帆，是所有這些平反案件中，牽涉級別最高的幹部之一。平反後，張愷帆恢復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結束後，曾出任安徽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1985年離休。
上篇：「歌聲笑聲四起」？
“天蒙蒙亮，
星星還閃著蘭（藍）光，
起床的哨聲響了，
清脆的聲音在晨空蕩洋（漾）。
拿起車拐，
扛起鋤頭，
一個個神來煥發，
像湖水湧出了村莊。
向著碧綠的田野，
向著無際的棉崗，
歌聲笑聲四起，
隨著晨風飛向遠方。
披著閃亮的晨星，
迎著清涼的曉風，
踏著露珠晶瑩的小徑，
我們又開始了新的一天的
勞動。“
這是1959年7月4日《無為日報》上刊發的一首小詩《新的一天》，作者署名趙同津。詩中描述的是當地農民晨起集體勞動的情形。「星星還閃著蘭（藍）光，起床的哨聲響了」應符實況，農民們拿著農具“像湖水湧出了村莊”也大體不差，只是“一個個神來煥發”、「歌聲笑聲四起」則與現實相去甚遠。此時，和全國其他縣市一樣，無為縣正在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同日的《無為日報》稱，兩天前，該縣宣傳口各單位，“正集中全力，乘勝前進，大開、突開空、荒地，廣種蔬菜，他們提出：快種、多種、種好、勤管理，保證在本月十五日做到蔬菜自給。”（注7）
「蔬菜自給」話語背後，暴露了一個秘密：“1958年無為全縣糧食實產7億斤，上報為10億斤；1959年實產4.5億斤，上報為9億斤。虛報的總產只得在社隊畝產上浮誇，在糧庫里做誇大了的假賬，在減少社員的口糧供應上下工夫，大搞所謂‘低標準，瓜菜代’。”（注8）因飢餓，無為縣農村人口開始大量死亡。按官方統計，1959年無為縣人口死亡率約10%，其中絕大多數為非正常死亡。（注9）
張愷帆正是在7月4日這一天前往無為縣調查，開始所謂「大鬧無為20天」的歷程。無為縣陡溝區張家墩是張愷帆的出生地，他出生時，父親是小地主，擁有土地200餘畝，一半佃出，一半僱工耕種。1928年4月，張愷帆20歲，加入中共。1933年10月至1937年8月，他曾被捕入獄，度過3年零10個月鐵窗生涯。1952年安徽省建制後，張愷帆任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1956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一次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其為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在15名省委常委中，張愷帆的排名僅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安徽省省長黃岩、安徽省委副書記李世農之後。1957年底，李世農因反對用專政手段解決群眾鬧事事件而受到批鬥，後劃為右派。在反右運動中，安徽全省黨內外人士劃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萬人。（注10）李世農倒台後，張愷帆成為安徽省內第三號人物。“我父親後來講，人無完人，有功勞也有錯，要承認錯誤。反右運動時，他是書記處書記，也錯誤地批判過李世農，應該道歉。這一點（勇於道歉）我覺得他是不錯的。張勁夫（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說他不是當官的料。”張新元說。（注11）
。但《安徽日報》登了，小女孩坐在高產的水稻秧苗上。我說這是胡搞嘛，上面應該了解一下，不能相信。但結果《人民日報》也登了，都吹了起來。”（注12）
方一清1921年生於無為縣長堤鄉（現福渡鎮）方樓村，曾參加革命打游擊，任無為縣第一副縣長。1959年，他並未回無為縣調查，但「那裏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了，春節的日子不能過的。我有親戚到城裏來說，食堂已經沒糧了，吃草，餓死了很多人。」此時，中央正在貫徹「糾左」方針，方一清沒有公開發表文章，只是就餓死人的現象向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提出了建議———他當時沒有想到這會成為自己的“罪狀”。
這一年的春節，張愷帆也沒閑著。他在省委常委會議上建議，省委負責同志在人民公社成立後第一個春節「到下面去，與民同樂」。他後來解釋這樣提議主要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飯吃，又沒有人敢說”，他希望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親自下去看看，了解實情。那時，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委都要兼任一個縣的縣委書記，曾希聖兼肥東縣，張愷帆兼巢縣。張愷帆在這年除夕去了巢縣，“到旗鼓公社和公社幹部一起吃年夜飯，公社幹部想盡辦法，到處奔走，才弄到四菜一湯，有一點肉，一點小毛魚，雞都沒有。酒呢，是山芋干酒。舊社會再窮，過年也有大幾樣菜啊。由此可見浮誇風造成後果的嚴重。”（注13）
當時，全國上下正在進行「反瞞產私分」運動，認為農民私藏糧食，幹部帶人去農民家到處搜查。張愷帆說，他向省委作了彙報，表示農民真的在挨餓。但曾希聖堅持認為，張愷帆受到矇騙，此前另一位省委常委桂林棲寫了一篇《揭開糧食的秘密》，作為文件下發，內稱在桐城查出一兩億斤農民私分的糧食。
農村的糧食不斷被徵收上去，開始有很多鄉下人前來向張愷帆反映情況。「特別是無為，來的大多數是拄拐杖的浮腫病人，有的一進門就喊‘救命’，還有我的親戚，來了就躺在我的家中，不肯走了。慘狀觸目驚心，忍無可忍。我決心再到巢縣、無為鄉下做些調查。許多好心人勸我：」不要下去吧。下去也沒有用，討批評，何必呢？‘我說：“怕什麼呢？共產黨不能不關心群眾疾苦。’”（注14）
張愷帆只在巢縣做了短暫逗留，就去了無為縣。7月4日至23日，他在這裏掀起了一場風暴。
中篇：「大鬧無為20天」
1959年7月4日，張愷帆在巢縣發現情況比春節時嚴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蘿蔔葉子。剛從無為縣趕來的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傑說，無為的情況更為嚴重。他們於是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裏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注15）
很多人向張愷帆下跪求救。他們說，「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面），能發到我們手裏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食堂不能再辦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裏，第一個餓死的，家裏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注16）
張愷帆晚年回憶，當晚，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彙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裏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前者準確。他知道縣委書記在說謊。（注17）
不過，7月7日張愷帆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作長篇講話時，還是首先表示：「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特別是去年那樣大的旱情，我們還取得了很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超過以往任何一年。今年午季產量也不低，比去年有了很大的增產。”（注18）
張愷帆在將「我們的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一筆帶過之後，著重講的是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也存在缺點……主要是在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的同時，沒有很好地考慮到群眾生活，也就是沒有把群眾生活安排好。”他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提法並不科學：“肚子”比“面子”重要；現在問題非常嚴重，“病人很多。特別是浮腫病很多、粗腿很多，婦女子宮下垂很多，閉經的很多。我們到了許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著病人，每個村子都有。病人為什麼這樣多？57年、58年有這樣多麼？很顯然，與我們不關心群眾生活是分不開的，如果誰說這與生活沒有關係，那要檢查這個同志的群眾觀點。機關里也沒有，我也沒有，省里沒有，縣委會我看也沒有，關起門來說亮話，就是生活沒有搞好，沒營養，再加上去年大躍進勞動過度所造成的。現在有許多人骨瘦如柴，爭（睜）眼看不到這個事實是不對的。”（注19）
張愷帆並沒有說出已經大規模餓死人的事實，他甚至沒有直接提及餓死人。（注20）但他不斷提及幹部的工作作風蠻橫，曾逼死社員：「群眾現在對我們意見很多，我講今天到會的幹部，當然大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動輒就是打罵，不給飯吃，有的作風壞到這樣程度：」吃乾飯上前（怕被人吃完了），吃稀飯上後（前面稀些後面稠些）‘，群眾意見很大。我們講作為一個黨員，一個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可是他們這樣還嫌不夠。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還要吃夜餐，我親自在黃汰城看見兩個人在食堂里吃兩碗很厚的麵疙瘩，油倒得像濃茶，原來這兩個人都是幹部，群眾揭發他們不僅好吃，而且經常打人，有一個是生產隊長，還逼死一個社員。“”浮腫病人吃的紅糖、黃豆，有些幹部還從中卡油，據說有個地方發了幾十斤紅糖被幾個醫生全部分掉。這些人要加倍處分，他們在’死人手中抓飯吃‘，不處分怎麼得了！“
張愷帆還說，中央指示，死人要深埋，上面豎碑，栽幾棵樹，一個公社可以搞幾個公墓區。現在無為縣亂挖人家墳墓的行為脫離了群眾。他打算在無為縣蹲上幾個月不走，對發現的剋扣糧食行為一定依法紀嚴處。在這次講話行將結束時，張愷帆宣佈了三項紀律：不准打人、罵人、捆人；不准剋扣口糧標準；不准營私舞弊（包括貪污腐化在內）。（注21）
幹部「工作作風問題」是張愷帆批評的重點，在接下來幾天的講話中一再提及。1959年7月22日，張愷帆在無為的一次會議上說，“基層幹部動輒打人，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比較普遍，從上到下，幾乎都有。我們有個縣委委員，名叫賴風旭，在三官殿打人，同時我昨天還接到一封來信，說他老婆在那裏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賴在養殖場裏，據說問題很多。宗發有個基層幹部，打了44人，其中因打致死的貧農五人。打了之後還扣人傢伙食，同時，打人的時候，又不准人拉，誰要拉他就打誰。有個人被打致死，他的家屬到大隊要2塊錢買官（棺）材都沒有要到。他打的人，從七歲到63歲，老少都有。曾經一早上打碎人家六口鍋。這個人現在逮捕了，可是有些人還在顧慮，他是曾政委的警衛員，整他他要告狀。曾政委難道會庇護在他面前工作過的人嗎？你們把省委首長看得這樣簡單。我們在處理幹部的時候是要保護幹部的積極性，但是，是否違法亂紀，致成人命，嚴重的破壞黨的政治影響的人，也要保護他的積極性呢？如果這樣搞，那就要損害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注22）
這裏所提到的曾政委，即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
按照一個半月後無為縣的彙報材料，張愷帆在無為縣共處分15名幹部，此外還「罵了九人」。（注23）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他晚年回憶說，在7月7日講話之前，他在無為縣西鄉、東鄉、南鄉考察了二三十個公社，回到縣城後即決定給安徽省委寫報告，同時停辦食堂。稍晚，正在安徽廬江縣調研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被張愷帆叫到無為，張愷帆希望桂能與他一同反映無為的現狀。“我知道，這種時候，我一個人反映，曾希聖同志肯定是不會相信的。”
此時，張愷帆已將無為縣200萬斤糧食裝上船，準備完成省委要求的徵購任務。「王光宇同志一天幾次電話向無為要糧食，張口就是幾千萬斤……他（桂林棲）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准調出去！‘“張愷帆說，這之後，他打電話給安徽省候補書記、副省長陸學斌，希望他從省委宣傳部派兩個人過來。陸學斌派來了《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張愷帆讓他們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里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注24）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正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改變了政策方向。他也因此受到牽連，與陸學斌一道被打成「妄圖修改總路線」的“張陸聯盟”。
下篇：掃地出門，批倒批臭
按張愷帆晚年的回憶。他在無為縣調查時，安徽省委常委宋孟鄰等人也來到無為，「對凡是我調查過的地方，他全都重新‘調查’一遍；凡是我說情況嚴重的地方，他都說不怎麼樣。他避著我召開地、縣幹部會議……宋孟鄰當著我的面不敢講什麼，卻背後放空氣：」張某人肯定要犯錯誤了，他大鬧無為二十天。‘後來我才知道，我在無為解散食堂，他們已經派高鴻（安徽省委常委）專程把我寫的反映無為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送到廬山給曾希聖、黃岩看了，說我’大鬧無為二十天‘，’擅自強迫解散食堂‘。宋還背著我找白犁平（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夏雲（安徽省政府辦公廳主任）談話，說：“張某人不看全局，專看陰暗面！’我再在無為蹲下去也沒有意思了，就回到了合肥。”（注25）
回到合肥後，張愷帆發現，此前曾支持他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改變了態度，認為「無為的情況還是可以的。」因為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給廬山開會的曾希聖，後遞交給毛澤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佈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安徽省省長黃岩提前從廬山回來，召集省委常委會議，張愷帆開始受到長達51天的批鬥，被“掃地出門”。（注26）
「父親要寫檢討，不讓回家。」張愷帆之子張新元說，父親有時會帶他出席批鬥會，他對此有模糊的印象：在合肥稻香樓賓館地下的會議室里，因天氣炎熱，而放置了一個堆滿冰塊的大木盆降溫。現場人並不是很多，張愷帆寫的檢討無法被通過，大家坐著批鬥他。
有的批鬥會則人數眾多。廬山會議後，安徽省文化廳黨組成員方一清參加了安徽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主會場在江淮大戲院，坐了1000多人，還有別的會場，一共有2000多人與會。大會開了幾天時間，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接下來小會批鬥張愷帆。」方一清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一次一兩百人參加的批鬥會場，張愷帆沒有受到體罰，他坐在那裏，既不反駁，也不檢討，只是沉默聽那些批判話語。
方一清說，當時發言的人很多，以省委領導為主，他沒有發言，同時意識到自己也可能在劫難逃。果然，他也很快因「反對大躍進，說放衛星是假的」、“配合張愷帆向黨發動進攻，說人民公社餓死人”等罪狀而被打成右傾分子。在被打倒之前，安徽省文化廳擬任方一清為單位內的反右傾辦公室主任，方一清說他拒絕了。“我知道這個職位要說瞎話，我不願斗人，就說自己思想跟不上，不夠條件。”這後來也成為方一清的一條罪名，不僅辜負黨組織的信任，而且牽涉到對廬山會議的態度。
無為縣開始收集並彙報張愷帆的相關材料，內容包括張愷帆在無為期間的講話、批示、調查報告、通話記錄等，張愷帆會見過的人接受了調查，縣委相關領導還專門就某些情況做了說明，包括張愷帆1957年在無為的講話也被翻了出來。（注27）對張愷帆的批判並不局限在「三還原兩開放」，包括他在巢縣“站在地富立場，引起思想混亂”，以及保護反革命分子劉某的歷史也被揭發出來。他講過的一句話———幹部兩個保姆，以前資產階級這樣的也不多，同樣被認為是反黨言論。此外，另有材料舉報他違反交規反要抓交通協管員及“大鬧勝利旅社”辱罵服務員，不一而足。（注28）總之是要從各個層面將其批倒批臭。
1959年國慶前幾天，張愷帆一家被下放到淮北勞動。這之後他還曾被秘密囚禁，調查解放前坐牢的經歷，欲定其為「內奸」。（注29）張愷帆受到批鬥後，安徽農村的境況每日愈下。無為縣剛剛升起的希望又沉了下去。“我老家方樓村有100多人，餓死了一半。我家也死了不少人。他們也來求援過，我沒辦法。自己都吃不飽，一個月20多斤糧，鄉下來人還要招待。”方一清說，他的岳母、內兄和解放前剛剛分家的叔叔都在死亡名單上。
做了三年右傾分子之後，張愷帆在1962年6月被宣佈平反。依官方數據，在無為縣大躍進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總數為662557人，而此前該縣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來，無為縣人口減少了約32萬人，大約是該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注30）而整個安徽省農村1961年較1958年共減少了449萬人。（注31）
注釋
注1：張新元2012年1月於安徽合肥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2、6：《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3、4、5：《張愷帆回憶錄》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宋霖、劉思祥注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宣傳口各單位幹部積極開墾種菜》。
注8：《無為縣誌》126頁，無為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注9：據《無為縣誌》，1959年無為縣人口死亡人數為86278人，死亡率為9.747%.而在1957、1958年年，死亡率分別為0.913%和1.104%.
注10：參見《張愷帆回憶錄》。
注11：在《張愷帆回憶錄》中，有關於李世農「因為如實反映情況」而受批判的段落，但並未提及張愷帆參與批鬥，也沒有就此道歉。
注12：2012年1月，方一清在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13、14、15、16、17：《張愷帆回憶錄》。
注18、19：《張愷帆同志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無為縣檔案館館藏。《張愷帆回憶錄》也收錄該講話，但個別地方有增刪。譬如，刪掉了「對1958年的成績和今年午季豐收的成績是不能動搖的」，在“全縣糧食總產在十一二億左右”前增加了一句“據縣委彙報”。
注20：戴厚英在1992年3月《隨筆》雜誌發表的《愷老，您好》中說，「在那謊言無價，人命如草的‘大躍進’年月，安徽人民的狀況只能用血淚書寫……就在這個時候，張愷帆發出了一個真實的聲音：百姓家裏沒糧了，他們已經餓死了。」事實是，張愷帆並未直言餓死人，這大概因為當時的氛圍下，公開宣說餓死人仍是重大政治錯誤。
注21：1959年7月7日《張愷帆同志在無為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
注22：《張省長在無為縣公社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3：《張愷帆處分和罵幹部情況》，1959年9月6日統計。無為縣檔案館館藏。
注24、25、26：《張愷帆回憶錄》。
注27：見無為縣檔案館檔案《關於對反黨分子張愷帆在無為進行反黨罪行活動、檢舉有關材料及省委張陸聯盟的會議》。
注28：參見合肥市檔案館相關檔案。
注29：《張愷帆回憶錄》。
注30：參見《無為縣誌》。無為縣實際人口以1961年為最低，但因遷入人口多，故總數超過1960年。該統計數據也疑似造假，因為出生、死亡和遷入、遷出的人數，和總人數的增減並不吻合。
注31：見《當代中國的安徽》第602頁附錄二《安徽省綜合統計表》之人口數，1958年年末安徽農村總人口為2997萬人，1961年末為2548萬人。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959年，張愷帆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裏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裏，第一個餓死的，家裏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
◎張愷帆回憶，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彙報時，仍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裏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
◎在無為縣，張愷帆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張愷帆還讓《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里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
◎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來安徽時，陪同者恰好是張愷帆，故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到廬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