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曾長期合作親密共事。然而，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卻被錯誤地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幹，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
劉少奇實事求是，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裏，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陳伯達這個人，可以說是個很聰明、很有才的人。他給我的印象是，才勝於學，學勝於德，德毀於位。
不知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陳伯達是以文章上了天，做過幾天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但他怎麼又從九霄雲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的？
陳伯達不是個政客，他並不想當政客，當政客就要活動，要到處跑，要講話，他不擅長這些。他正式講話，五分鐘都困難。在延安，我覺得他只想當個政論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來，得到全黨注意，全國注意，他就十分滿意了。他一生的文章，沒有離開最高的領導，都是受命要寫的。他寫這種時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報》，可以當場寫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江青、陳伯達、康生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無法無天的緊急總動員令，這個口號是顆炸毀全國的原子彈，誰不吃驚？歷史證明，這個文章一出來，實際上陳伯達的歷史作用也就完了。這個橫掃的對象其實包括了他在內。他的作用發揮到了頂點，因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以後，就沒有可以再掃蕩的東西了。
所以，不是1971年廬山會議批評他後，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他實際上就不重要了。不僅如此，這篇文章發表以後，他的活動，反而變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說他是在為林彪服務，破壞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頭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裏指揮，陳伯達也根本不大會做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對陳左一聲老夫子，右一聲老夫子。其實是挖苦他，輕視他，說他除寫幾篇文章外，無用了。
從此，陳伯達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團頭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陳伯達的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進城後不久，一下子就成為一些人諷刺挖苦的對象了。1951年5月初召開全國第一次宣傳會議，後面幾個人，有田家英、于光遠、黎澍、王宗一、王惠德。這幾個人我都特別熟。這幾個人還有個特點，說話都比較隨便。陳伯達在台上講了二三十分鐘，哪曉得首先就是王宗一發難。王宗一講話相當尖銳。他說，呵，呵，你看這傢伙，又來了，又來了。其他幾個人跟著挖苦。當時我感覺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個別人對他，而是宣傳部那麼多處長們都把他作為笑話。
除了于光遠，在延安時，其他人對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卻都挖苦他，我不相信會毫無根據。現在於光遠還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與陳伯達的關係
我跟陳伯達的關係不多，有一點點直接的個人關係。1941年夏天，也就是開始整風前，他好像並沒有什麼固定的職務，就是以一個重量級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據說他曾經是中央黨校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話，也是掛名，他不大管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麼單位負責，都是個甩手掌柜。
審判四人幫（左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組織了很多研究會，是上面發起的，什麼資本論研究會、哲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一大堆。我由馬列學院派去參加兩個研究會，一個是由陳伯達管的三民主義研究會，一個是由王明管的馬列主義研究會。我在三民主義研究會聽陳伯達東講西講，我們懂什麼？就聽他講。
延安時期，1941年夏起，他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個研究人員，我是在經濟組。陳伯達對我們的影響就是「個人講學」。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們拿著凳子到他的窯洞裏聽他漫談。
陳伯達住在一個窯洞裏，裏邊有一個小炕，他躺在炕上。我們20來歲，他已經40多歲，是老前輩，胖胖矮矮的，很隨便。窯洞裏邊最多能容十多個人，擠不進去，我們就在外邊聽他閑吹。他什麼都吹，天上，地下，無所不吹。有時候，他會講一些毛澤東跟他談的事情。在延安，毛澤東窯洞的座上客有誰？公事以外可以隨便談談的大概只有一個，即陳伯達，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個。周恩來、朱德是談公事，陳伯達不談公事，陳伯達去是聽毛閑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閑聊。陳伯達這個人看書雜，思想也活潑，有時候叫他去。陳伯達對我們講，毛主席說，曾國藩家書是好東西，應該讀。而過去，共產黨把曾國藩罵得狗血噴頭，還會讀你曾國藩的書？陳伯達也說，曾國藩的家書，文字非常漂亮，內容非常實際，這個書讀了沒有壞處。一般的馬列主義者，不僅是我們這些青年，那些40來歲的入黨一二十年的，一般對中國的文化是一筆抹殺的，罵曾國藩罵得更厲害。陳伯達一次講，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說，毛主席這個意見很好，完全強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辦了。
總的說來，陳伯達在延安時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是威信高於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遠遠高於周揚這些人。當時延安的黨內黨外文化人加起來恐怕有幾百個。
陳伯達在延安整風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風應該從1941年毛主席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後，陳伯達寫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這兩篇文章對建立毛澤東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這是把黨史翻了個個。現在不提它們了，不符史實。實際上，延安時我們多次讀過這兩篇文章。一篇叫《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還有一篇叫《十年內戰時期的革命與反革命》（此書在解放後出單行本時可能更名為《關於十年內戰》）。
這兩篇文章，在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實踐上從來就是正確的，他是唯一正確的領袖。這兩篇文章，對建立這種觀點，起了無比重要的作用。所以，陳伯達在延安整風，在擁護毛，說毛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正確的、最高的領袖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這兩篇文章當時大家擁護，事實上對我們這些小青年堅決擁護毛起了極大的作用。
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當然是別人替他寫的，講將來要統一，要建國，要強國，一切歸國民黨領導，中國的命運，一切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掌握在蔣介石手裏，離開蔣介石，什麼都不行。陳伯達奉命寫一篇文章，評蔣介石這本書，名《評中國之命運》。毛主席也改過很多次。這篇文章很好，在延安發表了，佔了兩三版。陳伯達給我們講過，寫文章要學習梁啟超。他很喜歡梁啟超的文章。他講，梁啟超說過，寫文章筆尖要常帶感情，這樣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鳴。他寫文章就很注意這個問題。他的《評中國之命運》就是這樣，全文充滿了革命的感情。這篇文章不是簡單地反蔣，擁護共產黨。這篇文章我只看過一遍，現在還記得一點。陳伯達講到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屠殺共產黨，講到蔣介石屠殺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話，好幾十年了，仍然記得。他說：蔣介石殺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連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讓人無比沉痛。我現在說起來還要流淚，這叫言有盡而悲無窮。陳伯達文章感動人的力量，在共產黨成立以來，恐怕也是難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評中國之命運》，用在極壞的方面，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筆尖也帶感情，就是：殺，殺，殺。
陳伯達在法庭上
陳伯達的教訓
陳伯達還喜歡寫毛筆字，他寫毛筆字也是個天才。他練字不多，但寫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瀟洒。他的幾本小冊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寫的。那個時候，我們都很佩服他。
陳伯達這個人，留下的教訓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沒有去做學問，他完全為了當時的某種政治的需要服務，只要是這個需要，他個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書籍來響應，改造歷史事實來發揮他的論點，而不是把自己的歷史論點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所以陳伯達的一生，雖然寫了那麼多東西，今天看來，在學術上有根據，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陳伯達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值得一切弄理論史學的人引以為鑒。陳伯達之所以會這樣，因為人聰明，但沒有很切實的真才實學。如果他要像黨內的其他學者，像范文瀾一樣，一輩子研究學問，他的成就可能會比范文瀾這些前輩高得多（范有大實學，但後來被簡單的「階級鬥爭論」教義化了）。陳伯達的這一生，其實也不過像蘇聯的米丁、尤金、維辛斯基、李森科這一類的所謂學者一樣（不過，我認為陳比他們究竟高明得多，因為那些不過是幾把刀槍而已），事情一過，東西全部無用，甚至是胡說八道。在學術上沒有真正的建樹。今天不管陳判沒判刑，陳的書的參考價值都還有，但不大。以陳伯達為鑒，可觀得失。
不過，在判刑的人當中，最令人嘆息的還是陳伯達，他不是張春橋、姚文元這類東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後加入共產黨的。這一點，他自己是引以為驕傲的，他常給我們講，雖然話說得平淡。可惜，一個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只是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堅持事實，寫多少書都沒有用。在當時就有人看穿你這個東西不行，以後更會成為廢品。我作為晚輩也算觀察了這一類人70多年，我現在覺得任何東西，凡是不合歷史事實的，隨便你怎麼講，有些當時就被人恥笑，有些最後要破產。我覺得，陳伯達留下的教訓非常深刻。一個文化人，一個作家，光趕時髦沒有用，最後還要考慮到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實，對不對得起中國人民。
（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呂麗妮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