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首都軍民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標誌著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事件，學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於缺乏檔案文獻，研究者主要依據回憶和口述資料來梳理和討論。親歷者和當事人的記憶多有齟齬和出入，研究者關於一些史實特別是細節的敘述也不盡一致；至於種種未經證實的說法，在坊間更有不少流傳。抓捕「四人幫」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層權力更替，政治風險極大。筆者猜測，出於謹慎和保密，除了筆記、日記、字條之類的個人資料，很可能當年就沒有多少文獻。目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相關研究還要基本依靠回憶和口述的進一步披露來深化。
從回憶和口述看，整個事件的主動當事人（以下簡稱當事人。筆者將該事件的當事人分為主動方和被動方，決定和實施抓捕者為主動當事人，被抓捕者為被動當事人），大致可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決策層，即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核心人物是華、葉、汪；吳、李參與商議較多；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或者參與過商議，或者知情。第二個層級是領導指揮層，主要人物是汪東興、吳德。第三個層級是組織實施層，主要人物是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和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耿飈（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邱巍高（時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第四個層級是具體執行層，即直接參加行動的八三四一部隊和北京衛戍區官兵。需要說明，還有幾位當事人如李鑫（時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周啟才（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作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參與了事件，了解一些情況，所處地位相當於組織實施層。上述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最值得重視。
從還原歷史的要求說，回憶和口述是記憶性史料，雖屬第一手資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本著上述要求，本文對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以及相關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實作一綜述，並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問題。
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醞釀：葉、汪四次密談
粉碎「四人幫」後，一個廣為宣傳的說法，是毛澤東生前即對「四人幫」問題早有察覺，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說過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人民日報》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來，這顯然是政治策略說辭。毛澤東所說的“解決”，同採取強力措施的“解決”是全然不同的兩件事。
那麼，採取強力措施解決「四人幫」究竟是如何醞釀的呢？現有回憶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醞釀的是葉劍英。據對王震、王石堅和聶榮臻秘書周均倫的訪談，毛澤東生前，葉劍英就曾同王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人談過解決「四人幫」的話題；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將帥議論過此事。據對雲杉的訪問，葉劍英曾邀請烏蘭夫（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徵求意見；烏蘭夫明確支持葉的主張。據對李德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瀋陽軍區司令員）的訪談，他去看望葉劍英，葉曾暗示他當務之急是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參見《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談及：毛澤東逝世後他到北京參加治喪活動期間，曾去看望葉劍英，葉談了當前形勢，還開著收音機談話，他明白葉是用這種方式徵求意見，要果斷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李德生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葉劍英年譜》稱，毛逝世後幾天，葉劍英便同汪東興就國內局勢和「四人幫」問題交換過意見，時間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葉劍英年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過去的說法，都是華國鋒與葉劍英商量之後才與汪東興溝通的。《葉劍英年譜》修正了這一說法，表明華、葉商談之前，葉、汪已經議論過。葉、汪交換意見的情況，《葉劍英年譜》語焉不詳；武健華前些年和2013年發表的文章，則有詳述。據武健華說，9月12日至10月4日，葉、汪曾四次密談。9月12日，葉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弔唁和守靈，上午休息時在福建廳與汪就政治局勢交換意見。兩人都感到局勢的嚴重；葉指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
9月15日，葉又到人民大會堂守靈，並會見前來弔唁的各國外賓。會見外賓後，葉在東大廳南側一間辦公室，再次同汪交談，葉提出「我們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健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僅證實了《葉劍英年譜》所說，而且遠比《葉劍英年譜》具體。武不是醞釀此事的直接當事人，但系汪東興（時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直接部下；據他說，當時汪同華、葉交談之後回來都與李鑫和他通氣。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談時間，與《葉劍英年譜》不一。查《人民日報》，9月11日至14日，葉連續四天去人民大會堂守靈，15日未去。故武文所說時間可能有誤，葉、汪第二次密談當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說，葉劍英與華國鋒在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就解決「四人幫」達成共識。提出這種看法的是葉選基（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根據，是1976年7月葉劍英曾去華國鋒家拜訪，表示支持華主持中央工作，提出黨不能搞第二武裝，直指「四人幫」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陰謀。寥寥幾句，看不出葉、華是如何談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關於葉、華這次談話，其實熊蕾（熊向暉之女）的文章記述比較細緻，而談話的情況是葉劍英親口向熊蕾父親熊向暉（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轉述的。
據熊蕾所述，葉劍英同華國鋒談話，與熊向暉的建議有關。葉、華談話的時間是1976年7月，華稱葉是「九億人民的元帥」，表示了對葉的敬重。葉主要問了華兩個問題，一是治國方針，華說“舉一綱抓兩目”，“一綱”是階級鬥爭，“兩目”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二是人事安排，華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華向葉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提醒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一個，不能搞多中心。葉對他和華的面談非常滿意。（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沒有提及葉、華商談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看來，這次談話加深了葉、華彼此的了解，但說兩人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了共識，則根據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在這一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圖為李先念（左）與華國鋒（中）、葉劍英在24日北京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上
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
醞釀是一回事，提出動議又是一回事。究竟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動議？過去廣泛流傳的說法是葉劍英。近十多年來主要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表明，提出動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
李先念事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談過抓捕「四人幫」的經過：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他家，對他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到解決的時候了。他問華下了決心沒有，華答：“下了，現在不能再等待了。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好，採用什麼方式好，請你考慮。如果你同意，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徵求他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葉劍英轉告了華的意見。（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0年11月29日，參見《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吳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華國鋒去李先念家，告訴李：「現在‘四人幫’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了華的委託。吳德不是這個情節的直接當事人，他大概是從華那裏得知的。因為他說過，華國鋒同葉劍英、汪東興商量的事都是華告訴他的。
華國鋒回答老熟人的詢問說：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我所了解的華國鋒》，載張根生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當事人葉劍英，沒有公開發表過回憶。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個情況：抓捕「四人幫」後的第六天，葉選基請熊向暉到王震家中，他和劉詩昆向王震和熊向暉介紹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葉選基說，毛主席去世後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訪葉帥。葉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了？李說：是東風。葉問：哪股東風啊？李答：華總理。葉選基不是直接當事人，很可能是葉劍英告訴了他事情的經過，他再轉告王震和熊向暉的。熊蕾顯然是從父親那裏聽說了此事。這個拐了幾道彎的回憶，也許算是來自葉劍英方面的佐證。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訪葉劍英的，葉選基的轉述很含糊。《葉劍英年譜》則明確記述：9月24日，葉劍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談話；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請葉帥考慮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解決「四人幫」問題。
一些知情人還提到一個過去不大知道的情況：毛澤東追悼大會後，李鑫曾向華國鋒進言，建議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問題。武健華新近發表的文章記述比較具體。他說，9月12日（不是毛澤東追悼大會之後，追悼大會是9月18日——筆者注）李鑫就跟汪東興議論過「四人幫」的動向，建議“早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議他找個時間同華談談。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耿飈也說，華國鋒當時的住處是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參見《耿飈回憶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但《葉劍英傳》稱，華國鋒當時居住北京市東城區史家衚衕），同華談了「四人幫」的情況，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華“聽進去了”，但沒有明確態度，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以前引當事人的回憶，李鑫向華彙報時，華此前兩天或一天已經委託李先念去向葉提出動議，所以，華不表態很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
華國鋒、李先念的回憶，吳德的口述，還有熊蕾的文章，所說時間和對話內容不盡一致，但基本情節相同，都說是華國鋒最先提議，經由李先念向葉劍英轉達，得到早有此意的葉劍英贊同。
目前的疑點有：第一，華國鋒是什麼時候提議的？據華本人的記憶是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吳德回憶是9月11日，時間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葉轉達華的提議的？華國鋒、吳德的記憶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說是9月14日，《葉劍英年譜》則說是9月24日。三個說法，前兩個相差一天，後一個則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轉達華國鋒的提議後，葉何時與華面談的？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細節。據華說，9月21日葉去他家商議此事。《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華、葉有三次密談。也就是說，李帶話之後，華、葉的第一次面談，應該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細究起來，《葉劍英年譜》不僅與華國鋒所說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葉轉達華的提議，怎麼會9月中旬華、葉已經秘密商議？第四，吳德口述談及一個情況：華曾告訴他，9月11日華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華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也就是說，葉、汪密談前一天，華、汪已經談過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葉、汪密談應該會涉及華、汪談話，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華報告。但武健華所記，絲毫沒有提及。誰的記憶有誤，一時尚難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開，汪東興（右）和吳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
以往的說法是，出於保密，政治局成員極少知曉此事。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看，這種說法並不屬實。
據前引史料，至遲到9月14日前，至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已就解決「四人幫」問題達成共識，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華與葉之間的互動。華與葉是如何商量的？這方面材料不多，華國鋒事後曾零星談到。1977年3月，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葉副主席同‘四人幫’鬥爭是很堅決的。他找到我那兒，和我商量，他說，我們和‘四人幫’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1977年3月22日。轉引自《葉劍英傳》）2000年5月，華對《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談及，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採取隔離審查措施後，徵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見。（參見《李先念傳》下）更多的詳情，由於兩位都已故去，無法向人們披露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間的聯繫，是葉劍英分別溝通的。
據葉向真說，這是葉劍英的安排。葉向真說：葉劍英分頭與華國鋒、汪東興談話，「他們三個人沒有在一起待過，更不會大張旗鼓開會，父親都是晚上開車到中南海，到汪東興家裏談部署和安排」。“汪東興不能出來，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隊的??他的行動是‘四人幫’嚴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動不動，得讓江青等人摸不著汪的動向，這就是葉帥的部署。”“華國鋒當時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也不能走來走去。”事後葉向真問汪東興、華國鋒，他們證實了這些細節。汪說，“你父親要我和華國鋒同志不要動，他在我們中間來回穿插”。（周海濱《“紅色公主”葉向真——凌子口述歷史》，《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從回憶和口述史料看，商議過程中，華、葉、汪的確未曾三人碰頭；不過，華汪之間還是有幾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與其他政治局成員的聯繫，是華國鋒本人溝通的。據吳德口述，大約是（九月）十幾號，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他在國務院後的會議室里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他記得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他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麼，沒有再往下深談。（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華國鋒的記憶證實了吳德口述，他說：（1976年）9月16日，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參加的有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和陳永貴。他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話音剛落，有位同志就說，對「四人幫」也應該區別對待，其他人沒有發言，顯然不能再深談下去了。華感到範圍大了不行，只能個別串連。（《李先念傳》編寫組人員訪問華國鋒的談話，2000年5月20日。參見《李先念傳》下）華、吳所憶，情形基本一致。與吳德口述對照，華說的“有位同志”就是紀登奎。
吳德口述和華國鋒的回憶表明，華、葉、汪、李分別聯繫後，華又同政治局成員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或許加上陳永貴作了溝通。據吳德口述，事後華國鋒曾告訴他，華還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吳德說，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說，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為追隨「四人幫」的吳桂賢、有恙在身的劉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員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或知曉此事。
高層人士之間的聯繫，除了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一些元老和將帥，後者主要是通過葉劍英來溝通的。《葉劍英年譜》記載，9月21日，葉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聶榮臻派去的楊成武（時任解放軍第一副總參謀長）談話，楊成武轉達了聶榮臻有關採取斷然措施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9月24日或25日，葉在住地同粟裕（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宋時輪（時任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談話，告知要解決「四人幫」問題；10月3、4日，應陳雲要求，葉劍英派葉選基將陳接至家中，徵求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此前，葉還在住所同鄧穎超談話。據陳雲說，葉還準備告訴聶（榮臻）、徐（向前）兩帥。聶榮臻的回憶證實：10月5日葉劍英要楊成武告訴他，事情已商量好，請他放心。（《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傳》說，毛的追悼活動結束後，葉劍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圍部隊的情況，粟知道解決「四人幫」的時機已經到來。他了解了部隊情況，向葉作過彙報。（《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葉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是碩果僅存的仍居黨政軍權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將希望寄託於他。
上述情況還說明，「四人幫」積怨甚深，毛澤東逝世前後，黨內上層對其不滿已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而這種不滿也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儘快解決他們的問題漸成一種隱伏的共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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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毛澤東對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正大力推動全面整頓的鄧小平產生不滿，其根本原因固然在於他和鄧小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但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他面前經常說鄧小平的壞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促成毛澤東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直接導致了鄧小平人生中的“第三落”。
１９７５年９月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深為不滿
毛遠新是毛澤民的兒子。由於毛澤民是在新疆犧牲的，１９７５年９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舉辦慶祝建區２０周年活動時，特意邀請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瀋陽軍區政委的毛遠新去新疆參加慶祝活動。９月２７日，從遼寧赴新疆途中路過北京的毛遠新，前往晉見毛澤東。毛澤東見到毛遠新，倍感親切。在毛澤東的眼中，毛遠新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就參加「造反」，在實踐中“經受了鍛煉”，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在“政治”上應該很“成熟”了。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毛澤東果然感到毛遠新的“成熟”。他有地方工作“經驗”，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因此，毛澤東很高興。毛澤東原來就比較喜歡毛遠新，通過這次接觸，對他的印象更深更好了。毛澤東決定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當他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澤東作出這種安排出於兩點考慮：一是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也很不好了，希望有一些親人在身邊，在精神上是個安慰，毛遠新是合適人選；二是毛澤東對於已經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所領導的整頓工作有所不滿。本來，他是支持鄧小平整頓的，但當他感到全面整頓有否定「文革」的趨勢時，就難以容忍，因此他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也不放心，留下毛遠新，就是為了使因身體原因不能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自己與政治局之間保持一種聯繫，自己的意見可以通過毛遠新傳達給政治局，政治局開會討論的情況，他也能通過毛遠新了解到。他認為，毛遠新是自己的侄子，忠於自己，又有實際工作經驗，能夠堅決貫徹自己的思想觀點，他向自己反映的情況也一定真實可靠。當然，毛澤東還有把毛遠新留在身邊以便培養的意圖。
毛遠新向毛澤東遺體告別
但是，毛遠新是在「文革」中“發達”起來的，在思想上是極“左”的，在政治上與「四人幫」是一致的，與鄧小平則格格不入，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也“看不慣”。他利用毛澤東的信任，從一開始就說鄧小平的壞話。
這次長談，毛澤東向毛遠新了解遼寧的情況，還特地向他了解中央和社會上對「文革」的態度。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毛澤東問：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風嗎？毛遠新回答說：有，在７２年批極“左”時就有，現在這股風似乎比７２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裏？毛遠新回答說：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毛澤東問：你擔心中央出反覆？毛遠新回答說：７５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有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特別是中央７５年４號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轉１９７５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此件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後下發———筆者注）發下去以後，群眾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說，形勢剛好，社員積極性也起來了，看了４號文件不理解，有情緒，還問主席知道不知道。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真實的。毛遠新工作在基層，了解實際情況，了解群眾情緒，而且毛遠新與鄧小平沒有任何歷史恩怨關係，對鄧小平沒有個人成見，因此，他說的話，是對的。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
毛澤東和毛遠新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通過對兩封信的處理表現出來
由於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對鄧小平日益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在工作中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敬宜發生了矛盾。劉冰是老幹部，而遲群、謝敬宜是通過參加「文革」起家的。劉冰對遲群、謝敬宜在清華大學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滿，對遲、謝二人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也看不慣，久而久之，產生了矛盾。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矛盾鬧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於是，劉冰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遲、謝二人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劉冰知道，遲群是「四人幫」的親信，謝敬宜是毛澤東直接從身邊派出去參加「文革」的，兩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劉冰把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先後寄給了鄧小平並請他轉送毛澤東。鄧小平認為劉冰說得有道理，就把他的信轉給了毛澤東。第一封信是１９７５年８月間寫的，毛澤東看了劉冰的這封信，心中不悅，但沒有說什麼，指著放文件的柜子對秘書說：“先放著。”劉冰沒有得到迴音，就又在同年１０月間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毛澤東看了劉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前一封信找出來重新看了一遍。由於劉冰在信中表現出了對「文革」不滿的情緒，因此毛澤東對劉冰更加不滿，並遷怒於鄧小平。他認為，劉冰代表了對「文革」不滿意的那些人的意見，而鄧小平轉劉冰的信，就表明他也是對「文革」不滿的。聯繫毛遠新對他說的話，他認定鄧小平確實是那些否定「文革」的人們在中央的代表。１０月１９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直接表示了對鄧小平的不滿。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著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指劉冰等同年８月和１０月的兩次來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隨後，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１９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革」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毛澤東對自己已有了成見，他將面臨一場新的政治風暴。
鄧小平在多年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形成了否定「文革」的固定認識，他對這種認識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堅持到底。為此，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不怕再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１９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２３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１９日的談話，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２７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
毛遠新留在北京當聯絡員後，再次向毛澤東講鄧小平的壞話。毛澤東決定，讓毛遠新在小範圍「幫助」鄧小平
毛遠新留在北京當聯絡員後，一開始還很謙虛，對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於毛遠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澤東的侄子），工作特殊（當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別人對他也高看一眼，特別是他代表毛澤東參加政治局會議，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是毛澤東的意見，因此，他似乎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毛遠新逐漸自以為了不起了。另外，他是靠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與江青他們一致，自然與「四人幫」搞在一起。他和鄧小平之間雖然此時還沒有發生公開爭吵，但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情況時，經常講不利於鄧小平的話。
１１月２日，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時談到，鄧小平從不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線有問題。毛澤東聽後，決心把他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挑開，讓毛遠新出面「幫助」鄧小平。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對毛遠新講：“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又一次談到劉冰的來信：“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毛澤東進一步說：“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毛澤東還對毛遠新說：“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講全，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筆者注）提高。”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明顯比上次嚴厲。毛澤東說劉冰等人的來信是對著他的。在當時，反對毛澤東，是個重大政治問題。毛澤東還說，這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在當時，把事情上升到路線問題，就意味著要搞一場大運動。而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語氣也是十分重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
在毛遠新主持的「幫助」鄧小平的小範圍會議上，鄧小平與毛遠新頂了起來。毛澤東決定把「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擴大至八人
１１月２日下午，毛遠新就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把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召集到一起開會，「幫助」鄧小平。毛遠新倒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開門見山，一開始就以很大的、居高臨下的口氣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這段時間的路線不正確，在各方面都有復辟現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一開始坐在那裏默默地聽著，抽著煙，並不講話。當毛遠新再一次說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的路線不對時，鄧小平把煙熄掉，沉穩而又堅決地反駁說：按你的描述，中央整個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接著說，把生產搞上去，安定團結，是主席的指示，執行這個指示是對的。毛遠新見說服不了鄧小平，而在場的汪東興、陳錫聯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會沒法再開下去了，也就結束了會議。
第二天，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開會的情況，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種態度，是有所預料的，他對毛遠新說：「你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你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鄧小平“要有個轉彎”。當毛遠新問下一步怎麼辦時，毛澤東說：再開會，「幫助」鄧小平，擴大一點人，讓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你們八個人先討論，不怕吵，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毛澤東還對八人會議定了討論範圍和調子，他說：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做個決議。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你們八個人先討論，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著急。毛澤東此時的用意，是幫助鄧小平轉彎子。
１１月４日，毛遠新召集了八人開會。會上，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後首先發言。他從對毛澤東談話的理解，說到鄧小平的「問題」，他指責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接著，毛遠新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這些人中，除了張春橋外，大多數人的發言根本不涉及爭論的焦點問題，即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鄧小平更是不談文化大革命，他只是強調現在搞生產、實現安定團結是正確的。毛遠新見在這個問題上很少有人響應他的話，會議開不下去了，便停止了開會，由他去向毛澤東彙報。
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八人會議情況，毛澤東決定再擴大會議的範圍，繼續「幫助」鄧小平，還讓鄧小平寫檢查
１１月４日晚，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八人會議情況。毛澤東注意到，參加會議的其他人也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問題，鄧小平更不承認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他對此十分不滿。當毛遠新彙報到鄧小平堅持說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時，毛澤東說：「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遠新接著彙報：汪東興說，主席是讓路線上團結，不是一批就打倒。毛澤東說：對。對鄧小平不是打倒，而是讓他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江青也是這樣。當毛遠新請示下一步怎麼辦時，毛澤東說：會議還要開，要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就是幫助鄧小平及大家，互相幫助，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澤東此時還是希望鄧小平能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在認識上和他保持一致，這樣，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發揮鄧小平的才幹，讓他繼續領導國務院工作，把經濟搞上去。因此，他不採取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而是採取指定幾個人開會，以及逐步擴大會議範圍的辦法，「幫助」鄧小平。毛澤東還考慮到，開政治局會議，江青等人會藉機做文章，那樣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就會發生爭吵，對鄧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遠新，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不要江青參加，會議的情況也不要告訴江青，“對江青，什麼也不要講”。
毛遠新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又擴大了幾個人來參加「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但是，開會時，鄧小平一直和毛遠新說不到一起，他堅決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對的，只是說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時，在一些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在路線上沒有錯，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把生產搞上去沒有錯，安定團結沒有錯。鄧小平還表示，自己願意寫書面檢查。會後，鄧小平寫出書面檢查，交毛遠新轉毛澤東。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也只檢討具體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
毛澤東決定把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解決，由政治局來「幫助」鄧小平，但政治局會議開得不理想
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之後，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會議情況時談到，鄧小平不談文化大革命，只檢討具體工作上的問題，並交上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毛澤東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很不高興。
這一次，毛澤東同毛遠新說了很多話，他先是重複了前幾天說過的話：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現在有人就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接著，針對鄧小平所寫的兩份書面檢查中的一些話，對毛遠新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他（指鄧小平———筆者注）的問題是自己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一些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他（指鄧小平———筆者注）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毛澤東還再次談到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我們）無戰爭經驗已經１０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特意談到了如何看待鄧小平問題的性質。他說：對鄧小平批還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
當毛遠新問到對鄧小平要求解除他擔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責任如何處理時，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這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同意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也意味著不讓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任國務院總理了，但對他的現任職務暫時不動，同時繼續批評他，「幫助」他“提高認識”，等待他轉過來。
此時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手下留情的。他指示毛遠新，要把問題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解決，政治局會議由鄧小平主持。但是，這次政治局會議也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期望。會上，大多數人不發言，鄧小平本人更是不談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他還是重複原來所說的，在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沒有路線錯誤。鄧小平表示，還可以再寫一篇書面檢查。鄧小平寫出的這份書面檢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
毛澤東聽毛遠新彙報了政治局會議情況，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第二次書面檢查，對鄧小平十分不滿。他決定，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同時決定，在發動這場運動之前，開一次「打招呼」會議，向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抵觸、有“右傾翻案”問題的領導幹部「打招呼」。
毛澤東讓鄧小平主持針對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鄧小平勉為其難。「打招呼」會議並未達到毛澤東所期望的效果，會後，鄧小平婉言拒絕了毛澤東讓他主持政治局會議以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提議
毛澤東做出開「打招呼」會議的決定，是因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沒有向廣大幹部「打招呼」以至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的教訓。之後，他親筆寫了一個“關於打招呼問題”的批語，他寫道：“過去（指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筆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衝擊。在多數人身上複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喬木———筆者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開始，毛澤東還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他提出：在開「打招呼」會議之前，讓鄧小平主持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要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遠新向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接過毛澤東的話婉言拒絕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由我主持開這樣的會不適宜。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了鄧小平說的這些話，毛澤東當然很不高興。
於是，毛澤東決定擴大會議範圍，讓一百多人都參加「打招呼」會議。他要鄧小平擬一個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並且要鄧小平主持「打招呼」會議。這兩件事，都是鄧小平不願意做的。擬定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實際上是讓鄧小平認定哪些人有“右傾翻案”問題；主持「打招呼」會議，實際上是讓鄧小平主持解決自己「問題」的會議，但在當時鄧小平已經婉言拒絕讓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況下，他對這兩件事不好再推辭，只得違心同意。
１１月２１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由毛遠新轉交給毛澤東。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一個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單，並擬了一個打招呼的談話要點，都是由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了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塊談，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準備把談話要點發給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給他們打個招呼。此點也請主席批准。」鄧小平還在這個報告的後面附上了「打招呼」談話要點。在這個要點中，按毛澤東的意見提到：毛主席對劉冰等人的來信很重視，認為這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毛澤東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報告和談話要點後，在鄧小平的報告上批道：“很好。但不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聽同議，如此次十七人會議那樣。即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請政治局再議一次，或者分兩次開，或者先分後合。”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由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傳達。毛澤東寫完這個批示的第三天，又考慮到，有青年人參加（即讓造反派參加———筆者注）「打招呼」會議，不太合適，這些人參加會議，就會對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會把事情搞複雜了。於是，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說：“還是先給老同志打招呼，青年問題暫緩。”
１１月２４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打招呼」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餘下他再不說什麼話。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大多數不表態，少數表態的人，也只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這種情況，與前些日子中央開的幾次會一樣，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期待的結果，毛澤東肯定不會滿意。由此，鄧小平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因此，鄧小平在這次會上表情嚴肅、堅毅，一句話也不說。參加會議的張震對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要多保重。”鄧小平聽了，也只是點了點頭。
果然如同鄧小平所預料的，毛澤東對「打招呼」會議的結果十分不滿意。他決心在全國範圍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一場政治運動又在中國大地上開展起來。
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鄧小平成了鬥爭對象。運動開始後，鄧小平就不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了，實際上是處於閑置狀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四人幫」趁機製造輿論，要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幹部，並且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和鄧小平。「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不得人心。終於，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題的群眾運動。“四五運動”發生後，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彙報，認為這是鄧小平從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長期準備的結果，據此，毛澤東做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但是，歷史是公正的。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毛遠新於當日被抓。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內外職務。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逐步成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率領中國各族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