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的江青（資料圖）
江青的形象一直飽受爭議，有傳言說她穿著泳衣與姚文元、張春橋調情，有人說她縱慾無度，還有人說她什麼都是假的。真實的江青到底是什麼樣的？
楊銀祿作為江青的秘書，在她身邊工作了近6年，他對這些不負責任的傳言一一澄清。
江青有「三假」
傳言：傳說江青有「三假」，頭髮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
真相：關於傳說江青有「三假」的問題，我作為江青的秘書，可以負責任地說，江青沒有「三假」，而都是真的。
她的頭髮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護士看到「三假」的傳說後，都說：“這樣胡編濫造，無聊，真無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裝飾品，而且沒有用過任何化妝品，沒有戴過任何首飾。”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
話。”
真相：關於傳說「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的問題，就更是子虛烏有了。
我跟說這話的人很熟悉，有次，我在電話里表示問候時，順便問他說過這樣的話沒有。那時，他的身體雖然很虛弱，但還是氣憤地大聲說：「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歷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麼會說這樣的話呢？江青住在釣魚台幾號樓我都不知道。」
他說的的確是實話。我特作四點說明：
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子宮頸癌，到蘇聯做了放射治療後，癌病是治好了，但是嚴重地破壞了她的正常的內分泌，也就是說從那時起，她就不能做那種事了。
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權力是怎麼來的。如果她幹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後果是什麼她更清楚。江青是個很聰明的人，絕不會做那種因小失大的事。
三是，誰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訓，江青的身份、地位、權力在「文革」中是極為特殊的，她又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種事，有一天她不高興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臉，事情一旦敗露，誰也逃脫不了滅頂之災。這就說明，誰也不敢做那種事。
四是，「文革」期間，江青身邊有十多位工作人員，她的一舉一動都在工作人員的視線之內，她沒有獨自一人活動的空間，沒有做不軌事情的機會和場所。
以上四點表明：她不會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沒有機會做那種下流的事。
穿著泳衣與姚文元、張春橋嬉戲
傳言：有一位級別相當高的領導幹部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老同志還偷偷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著姚文元，右臂纏著張春橋，在游泳池旁嬉戲，醜態百出。」
真相：關於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身著游泳衣照相的問題，可能是誤認、誤傳。我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張照片；即使是有的話，也有可能是偽造的假照片。
因為江青游泳的時候需要安靜，不准無關人員在同一個游泳池內游泳。跟隨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護、服務任務的警衛員和值班的護士，別無他人。我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近6年時間，從來沒有見過她游泳。
被阻擋出席開國大典
傳言：開國大典那天，江青既未佩戴觀禮證，也無代表證，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一側入口處吵鬧著要上天安門城樓找毛主席，警衛不認識她，就彙報到開國大典警衛工作總指揮、公安部長羅瑞卿那裏。羅瑞卿聽完，想都沒想，回答很乾脆，只說了四個字：「照章辦事！」於是警衛再也不理會江青，把她晾在一邊。江青無奈，只得悻悻而去。
真相：美國作家特里爾在《江青全傳》中寫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車離開了北京，離開她的丈夫，離開了新中國。她帶著護士和警衛員要去蘇聯治病，6個月後，毛澤東穿一身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江青這時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後，江青對我還談起過她1949年去蘇聯治病的事情，證實了特里爾寫的是對的。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也表示江青未能參加開國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擋，而是她當時在蘇聯治病。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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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15日下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開幕，圖為開幕式上，胡耀邦與毛澤東、周恩來合影。（資料圖）
1959年3月，高勇成為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機要秘書。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團中央時在其身邊工作最久的秘書。本文是高勇對廬山會議前後的胡耀邦的回憶。
廬山會議上批彭不積極
我給胡耀邦做秘書時，「反右」運動已經結束。「反右」運動中，他的一個秘書被打成了右派，由劉崇文接替。又過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書。我們倆有分工，劉崇文負責處理團中央的業務文件、管理圖書，我主要負責處理機要文件、接電話和日常事務的聯繫與辦理。
1957年團中央反右時，耀邦不在，他到國外出訪，是另一個領導主持的。胡耀邦當時就不贊成抓那麼多右派，但他無能為力。他保護了不少人，包括《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張黎群、鍾沛璋和陳模，他都儘力保護。
1959年的廬山會議，胡耀邦也參加了。我跟隨在他身邊，我們是7月29日晚上到廬山的。這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經批判彭德懷很多天了。他在廬山會議上批彭並不積極，但是作為中央委員，參加會議不能不表態啊。大會不發言，小會也得發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組會議上發言的。他是表態性的發言，比如「擁護毛主席講話」、“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之類。他發言時，我不在現場。但因為他對發言記錄不滿意，有些主要的話可能沒記，有些不主要的話卻記了，他就讓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發言記錄。他私下裏沒有和我說對彭德懷的看法。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別人發言批判彭德懷都是蠻厲害的，而你胡耀邦發一次言就再不吭氣了。耀邦觀察到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幾年後他說：「廬山會議後，主席有一兩年不大理我，給我坐了冷板凳呢。」
我沒聽過耀邦對「反右」的直接評價。但他說過，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後，還應該起用。1964年團中央要召開“九大”，在起草“九大”報告的時候，耀邦讓鍾沛璋起草。鍾沛璋此前是《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1957年沒被定為右派，當時爭論很大，耀邦頂著，但沒頂住，1958年又把鍾補成了右派。但鍾沛璋比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於是，耀邦讓他起草“九大”報告。
那時人們的階級鬥爭觀念很強，有人就給中央寫了封信，揭發了這件事，事情最後是怎麼處理的我忘記了。耀邦後來和我談起過這事，他說，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當右派了，你總得給他個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錯誤，毛澤東不是還使用他嘛。
耀邦叫基層幹部不要去爭「紅旗」
我給胡耀邦當秘書時，「大躍進」剛開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帶我們幾個人去河北安國縣齊村勞動一周。那時，「大躍進」的不良後果開始出現了，群眾生活已很困難，我們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麵糊糊和白薯面窩頭，吃後肚子發沉、脹氣。
那時，基層幹部被上級的高指標壓得喘不過氣，為了完成任務，許多幹部有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造成幹部與群眾關係十分緊張。群眾對基層幹部意見很大，而基層幹部也感到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難受」，怨氣衝天。
耀邦支持基層幹部大膽工作，說有一些強迫命令是上邊壓下來的，責任不在村幹部身上。耀邦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去爭那個「紅旗」嘛，（這樣做）餓死人。那時他對「大躍進」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佈消極情緒，一般是鼓勁的。
「大躍進」他是擁護的，他在經濟建設上也是主張“快”，他一直是這樣，有點急於求成。但是一開始，對各地“放衛星”他並不太相信。因為他是農村出身，知道一畝地能產多少稻子。但是後來，各地的“衛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就跟上了。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實，那時大家對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廬山會議批彭德懷反右傾。在這個情況下，從廬山會議下來以後，耀邦在「大躍進」誓師大會上講話還是鼓勁。他一直鼓勁，那時毛澤東也非常強調鼓勁，氣可鼓，不可泄。但我覺得他還是比較冷靜。不過，你說他在那個時候完全頭腦不發熱也不可能。那時候說胡話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一個後來的改革家先提出來的。
批評起來喊打喊殺，組織處理時非常謹慎
胡耀邦工作起來真不要命。那時他在家辦公。一個四合院，他在東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顧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問題。一般的勞動他都參加。例如，1959年我們去安國縣勞動時，他點種、鋤草、推水車，什麼都干，而且不要別人照顧。大家休息時，他才坐下來抽支煙。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話，對別人沒有防備之心。在團中央時，我覺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關鍵是，那時他和誰都是講真心話。交談中老打官腔是挺討厭的，你能聽得下去？耀邦是不設防、講真話，這一點非常突出。
他有時候講話很生動，比如，他提出要「冷處理，軟著陸」，什麼意思呢？冷處理是說，不要在頭腦發熱、群情激憤時處理人，放下來等冷靜時再處理。軟著陸是指批評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說他說話隨便，不嚴密。是有不嚴密的地方，有時仔細琢磨會有漏洞，但是他不講不痛不癢的話。有人覺得這很好，就應該是個普通人嘛，寧願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聽滴水不漏的假話。講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級廢話，聽著也覺得沒意思。
他喜歡知識，喜歡有知識的人。如果看到一篇他非常欣賞的文章，他就會打聽是誰寫的，作者多大年齡了。你跟他講些知識性的話，他非常高興。他愛看書，什麼書都看。會議上的講話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聽說中央團校要復校時，請他講話，事先團中央給他起草了個講話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沒看。
胡耀邦比較急躁，經常發脾氣。你要什麼事辦錯了，他批評起來絕不留情，特別是熟人、身邊的人，他專找些尖刻的話來挖苦你，讓你有個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過批評，也見過他批評別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氣。
但是耀邦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他說的：我批評起來喊打喊殺，但真的要做組織處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評過頭，但是落到文字、組織處理上，他怕過頭。包括做結論，他字斟句酌，非常謹慎，生怕過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