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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狀態與長期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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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狀態與長期防控

2020年08月03日 18:59 最後更新:19:07

有個做生意的朋友打電話來找我,說他的生意停頓,很難捱下去,希望疫情快快過去。我撥他冷水,說疫情不會「過去」,這一波過去,隔一個月下一波又會來。而且如今北半球是炎夏,對冠狀病毒最不利,疫情還持續爆發,到隆冬來臨,可能爆得更厲害。不等到明年今日,不要奢望可以到外國旅行。做生意,難矣 !

如今外國如美國、巴西等,抗疫工作陷入半放棄狀態(在美國共和黨人掌管的州份就是如此),整天想著經濟全面重啟,學校全面復課。在疫情高發下進行這些重啟行為,客觀上又令人民抗疫態度放鬆,令疫情有第二、三、四波爆發。我周日行超市,看見冰凍的巴西豬、美國牛扒,也買不下手,新冠病毒在零下20度可以存活20年,看見豬扒的包裝袋,好像看見病毒的「影像」。

大家對疫情要有長期作戰的準備。正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佛系抗疫,令病毒在全球流散,根本無法消滅,所以我們要和病毒長期作戰。現時全世界唯一的寄望是疫苖,現在中國、英國、美國都有疫苖已於上月通過第二階段的臨床測試,進入第三階段測試,正常情況這階段有過萬人參與,要做到2022年,進行這個階段長期、大面積測試,可確保疫苖無副作用。但如今各國都會開快車,疫苖未完全完成最後階段測試,都會容許它們在今年底、明年初上市。

問題是有多少人願意打新疫苖呢?新疫苖對不斷變種的病毒有多大效用? 我問過兩個衛生界權威,他們異口同聲話疫苖剛推出時自己不會打,因為不完全確知其副作用。這樣問題就來了,若只有一半、或者三成人打疫苖,只是降低疫情爆發機會,而不是阻斷傳播。疫情還有一年、兩年的影響,絕不為奇。

中國正試驗長期作戰的方法。6月時北京打了漂亮一仗,在全民檢測加健康碼發揮作用下,26日令疫情歸零。中國的做法是那一個城市爆疫,就用這一套「作戰模式」,嚴控疫情,務求一個月內歸零。個別城市久不久零星爆疫,但在全國經濟活動逐步全面回復,單是在全國可以跨省旅遊一項,就令人艷羨不已。

另外中國似乎假設和外國的跨國人流,長時期難以回復正常,出口也難免受環球疫情加上中美關係緊張影響,所以力推「內循環」為主的經濟,加大依靠自己的本土市場,減低對外國市場的依賴,這是在經濟上長期作戰的部署。

香港暫時長短應對策略皆缺。香港既未有長期作戰的準備,遇到爆發也不能馬上進入疫情防控的「戰時狀態」。有兩個實例可以說明香港未到「戰時狀態」。第一個實例有關檢測,有一個家庭丈夫確實染疫,太太做了檢測是陰性,菲傭沒有病徵就不用檢測了。由於無床位丈夫未能入院,太太和菲傭搬到酒店住。政府那能容許確診者的同住者,不用強制檢測呢?香港檢測之寛鬆,令人側目。內地烏魯木齊3日累計17個個案,全市進入「戰時狀態」,不止染疫家庭,染疫者居住的全個小區都要做強制檢測,就能快速找出帶病毒者,阻斷社區傳播鏈。

第二個例子是康復者無隔離。藝人麥德羅和劉少君染疫康復後一出院,就相約外出飲茶,並把合照放上網,令人驚覺香港新冠病人出院後完全不用隔離。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王貴強5月時指出,內地新冠肺炎患者「復陽」(即出院後病毒測試重現陽性)比率為5%至15%,對「復陽」不能大意。雖然「復陽」很可能是驗出體內死病毒所致,但內地仍要求新冠病人出院後要強制居家隔離14天,防止潛在傳播風險。

香港因為病牀不足,衛生防護中心近期放寬出院準則,醫管局引入抗體測試,驗出患者有抗體(有IgG抗體)而且病毒量低(CT值在34或以上),便可出院。令人費解的是放寛出院標準後,為何不要求出院者家居隔離14天。

香港對付這場世紀疫情,長期作戰意識不夠強,爆發時控制措施又不夠嚴,部份決策又受政治考慮汚染,例如內地支援組赴港援助,又再產生應否全民檢測的政治性爭拗,絕對不利於制訂長短期防控的政策。

新加坡將於由下星期二起,要求所有入境人士配戴電子追蹤儀器,確保遵守隔離檢疫的要求,包括所有公民、持工作簽證人士等均需遵守。看來世界各地高效率的政府,都在想方設法,為打這場持久戰作好準備了。

盧永雄

去年香港的政治鐘擺,大幅擺向激進一方,但一年過去,如今鐘擺回蕩,又走向另一方了。

特區政府剛剛DQ了12名攬炒派的參選資格。前港督彭定康說「這是一次對香港民主的野蠻政治清算」。香港在英國人155年的管治,沒有得到多少民主,就在也們快要撤退之時,才手忙腳亂地為香港引入選舉,英國人實在沒有資格,去議論香港的民主,香港民主未有健康成長,根源就是殖民統治。

回頭說12個候選人被DQ的原因,主要是一、鼓動美國制裁香港;二、計劃攬炒,打算顛覆政府;三、反對《港區國安法》。若用激進本土派的語言去總結,這些人期望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之下,香港可以有一個民主的烏托邦。香港的政治激進思潮在最近10多年興起,部分由外地滲入,部分由本地知識分子鼓吹,但為香港激進政治運動來一個階段性總結,只有4個字----適得其反。

霍布斯鮑姆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

霍布斯鮑姆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

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上世紀的革命浪潮中,曾參與推動變革,後來作出反思,他在《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有幾點甚有意思:第一,知識份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知識份子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他們去建構烏托邦;第三,知識份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整體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份子構想的相反。

香港的激進知識分子設計出攬炒的顛覆計劃,想借美國力量推翻中共政權,前奏是去年的暴力街頭抗爭,具體行動是部署中的立法會「35+」顛覆計劃。但正如霍姆斯鮑姆所預言,激進份子的行動激起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反應,她們不會坐以待斃。阿爺直接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特區政府進行大面積的DQ。行動的結局,往往和預想的相反。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對激進政治有很好的總結。他說,激進知識分子想搞革命,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出逃外地,要不坐牢,或者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會變得更複雜。他從捷克革命家哈維爾和米切尼克的觀察,講述上世紀90年代東歐民主革命的悖論。東歐革命之後,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哈維爾就當過捷克總統)。不過,他們很多就像花瓶—樣被人崇拜欣賞,但實際上什麼事情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民主形式的變化,其他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成了瘋子。

鄭永年總結了東歐民主革命,激進政治雖然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著貪婪、腐敗、享樂主義。所謂的民主化只是意味着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是「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而信用卡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香港的情況更加詭異,現時發展了一點民主,資本家已經進一步掌權,對公共政策有極大影響。雖然很多烏托邦知識分子吹噓,如果香港實行全面民主,一切事情都可以解決。恐怕即使他們的幻想實現,香港實施所謂雙普選之後,資本家對政治的控制,只會更大,而不是更少。因為資本家最有實力,支持政客玩昻貴的選舉遊戲。

人們從不學習,不會從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看出問題的本質。激進政治非常浪漫,但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完全解決不了問題,因為他們將問題簡單化。如果民主是如此的一種良藥,東歐搞了30年的民主,現時應該產生了大量又繁榮又民主的國家,但實情是很多東歐國家依然腐敗,繼續落後。

香港要實行民主,首先不要採取烏托邦的賣國投美方式,不要與國家政權永恆對抗。否則,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和中央鬥一、二十年,結果仍然一無所有。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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