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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彭德懷提醒毛澤東:誰獨斷專行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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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彭德懷提醒毛澤東:誰獨斷專行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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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彭德懷提醒毛澤東:誰獨斷專行就是犯罪

2020年08月17日 17:47

文革中的彭德懷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網,

彭德懷是我國、我黨和我軍的一位傑出領導人。他的傑出,不僅因為他一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建立的卓著功勛,還因為他的政治思想品格優秀崇高,光彩照人。在紀念他延辰100周年之際,深入研究探討、大力學習頌揚他那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對於堅定地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對於堅信和維護黨的領導,在新的實踐中堅持發揚黨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對於反對腐敗,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清正廉潔,都具有非常重要和直接的指導意義。

一、追求真理勇為前驅

追求真理,勇為前驅,是彭德懷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的核心。在彭德懷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堅持真理,堅定不移;捍衛真理,九死不悔。正因為如此,他具有革命的堅定性、政治的敏銳性和歷史的自覺性。

彭德懷從小飽受寒苦和磨難,痛恨人世的不平,鬧翻身求解放的意識強烈,這是他追求真理、勇為前驅的主要源泉的基礎。他曾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概括過自己參加革命前的經歷。北伐戰爭中他找到了黨的組織,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大綱》等馬列主義著作,使他真正找到了工農翻身、民族解放的銳利武器和正確道路。從此,他的追求嚮往便緊緊地和馬克思主義真理與無產階級革命連結在一起。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城鄉,革命隊伍中有的退隱,有的落荒,有的甚至叛變投敵,革命處於極度低潮的時候,他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不懼鋪天蓋地的反革命惡浪,組織領導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開闢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書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的光輝一頁。這堪稱是彭德懷追求真理,勇為前驅的一大壯舉。

彭德懷投身革命後,在艱苦的革命戰爭中成為我軍能征善戰的著名將領,其傑出的軍事才能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然結果。而他政治上的敏銳和遠見卓識,更與他傑出的軍事才能交相輝映。平江起義後不久他就指出:「井岡山是烏雲滿天中的一顆明星,是湘鄂贛根據地和其他根據地的指路明煙。」(黃克誠:《丹心昭日月剛正垂千秋》,載《懷念彭德懷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頁。)他堅信毛澤東開闢的井岡山道路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因而他衷心地敬佩,真誠地信賴毛澤東,一直堅定地追隨毛澤東,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在這同時,他又始終把毛澤東放在是人而不是神的科學位置上看待。因此,他早在40年代中前期就針對黨內已經反映出來的某些不能科學看待領袖的現象提出批評,並非常有見地地講,擁護毛澤東不在“拍掌”上,更不要去“捧場”和“盲從”。(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載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應當說,毛澤東作為我們黨的核心領袖,確有其非凡和卓越的才能,有別人無法作出的巨大貢獻和難以建立的巨大功績。但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對領袖人物“不捧”、“不盲從”、“不迷信”,是完全正確的,唯有這樣才能防止神化。彭德懷那時就已有了這樣的認識,足見他政治上的高明。如果那時我們黨內有更多的同志達到了這種認識水平,具有了這種歷史的自覺,黨內的政治生活就會保持正常化。

1945年2月在延安舉行了華北工作座談會,總結華北工作。會後,在一次有周恩來在場,同毛澤東交換意見的談話中,彭德懷講了一段極為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你毛澤東,我彭德懷,他周恩來,我們在黨內都要自覺接受黨的監督和約束,辦任何事情都要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誰也不能頭腦發熱,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否則的話,勢必給黨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如果發生了這種反常的事,那麼對我們來說,就是欠了黨和人民的債,是有罪的啊!」(  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這不是彭德懷一時的衝動之言,而是他追求真理,忠於事業所必然表現出來的政治的嚴肅性與歷史的自覺性的絕好反映。追求真理而遠見卓識,堅持真理而勇為前驅,這是彭德懷政治品格的邏輯。

建國以後,彭德懷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地位的變化,責任的重大,使他對真理的追求和堅持更為執著,勇為前驅的優秀品格更加大放異彩。他時刻把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裝在心裏,為了新中國的穩定與安全,為了黨的領導的正確與堅強,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他把個人的榮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赴朝指揮作戰,他深知這直接關係著中朝兩國的前途和命運,並且在個人名譽上也要擔較大的風險,但為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為了保家衛國,他在別人臨陣抱病推辭後勇敢受命。廬山會議上,為了能夠使黨內已經滋長起來的「左」傾錯誤得到糾正,他痛陳己見,勇敢上書,以自己的膽識和灼見,告示國人,提醒全黨,不愧為黨內“第一聲”。

更為難能可貴和令人敬佩的是,在他上書遭到錯誤批判,被撤銷行政職務後,他不僅沒有消沉,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堅持和捍衛真理的信念愈堅。為此,他忍辱負重,潛心讀書,刻苦鑽研理論,尤其是精心研究、不倦探索中國經濟建設的理論和道路問題。他表示:「不弄通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死不瞑目。」(聞佩:《有關〈彭德懷自述的一些情況》,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列原著和許多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並深入實際,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他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一些卓越思想和獨到的見解。實踐證明,彭德懷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些觀點是完全正確和富有先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造反派”從西南“大三線”綁架回京批鬥,而後被長期關押直到逝世。這期間他不斷遭受著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雖身陷囹圄,但在“囚禁”中卻仍然矢志不移,繼續刻苦學習研究經濟理論,探索中國經濟建設的規律。他多次要求專案組:“我希望你們在審查期間,再給我認真讀書的機會。革命的人生,就是學習和工作、工作和學習的循環往複的過程,還有其它吧?沒有了!”(丁隆炎:《最後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頁。)彭德懷就是這樣,為了追求、堅持和捍衛真理,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充分反映了他為真理和正義赴湯蹈火、勇為前驅的英雄本色。

二、求真務實崇尚實際

工作作風是一個人政治思想品格的鮮明反映。彭德懷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反映在他的工作作風上,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書,不唯上,注重調查研究,求真務實,實事求是。這在黨內可謂眾口皆碑,堪稱典範。

遵循實踐標準,堅持調查研究,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是彭德懷的一貫作風。在戰爭年代,為了能夠準確無誤地實施作戰指揮,彭德懷從不滿足於從電話里和地圖上了解情況,總是儘可能地親自進行一些偵察。因此,他經常親臨前線,實地察看地形敵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反覆告誡各級指揮員:“帶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來不得半點主觀主義。”(載《彭德懷在西北解放戰場》,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頁。)“光靠地圖是指揮不好戰鬥的。只有邁開雙腳,走上第一線,真正洞察敵我情勢,才有指揮權。”(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頁。)抗日戰爭中,彭德懷作為八路軍副總司令是我軍的一位統帥,但在“百團大戰”中,他仍然親臨前線指揮。解放戰爭中,他作為一個野戰軍的司令員,在前線親自偵察的事例更多。在粉碎國民黨重點進攻的陝北戰場上,他指揮只有敵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戰軍,在人力物力都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打的那樣得心應手,連戰皆捷,痛快淋漓,這是同他勤於親臨前線調查研究,及時解決問題,又善於從實際出發,靈活運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作戰方針密不可分的。

戰爭年代的彭德懷敢於橫刀立馬,能征慣戰,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親臨戰場調查研究,善於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1952年彭德懷從朝鮮戰場回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而後又於1954年9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職務變了,環境變了,但他遵循實踐標準,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作風沒有變,而且更加成為他的自覺行動。他講:「我們應該了解,群眾的實踐活動是知識的源泉,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實際中存在的困難和矛盾。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條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確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們的根據,只有深入實際,才能發現和親自體會群眾所創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義。」(《彭德懷同志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56年9月18日。)為了加強我國的國防建設,徹底改變我國百年多來“有邊無防”的狀態,確保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他堅持親自到沿海各地實地勘察,僅兩三年內,他的足跡就踏遍了祖國1.8萬公里的海岸線和主要島嶼,為我國國防規劃的制定取得了可靠依據。這種深入實際考察和了解情況的自覺行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經濟建設工作的關注與領導上。他力主經濟建設工作必須面對現實,腳踏實地,決不能不顧實際。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到過東北、內蒙、青海、甘肅、陝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在許多人頭腦發熱、大唱高調的時候,彭德懷則依據考察結果唱低調。他認為:1958年在計劃工作方面是不夠實事求是;“基本建設項目過多過急”;“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至於農業,“平均每年能夠增長百分之七就算不錯了”。並指出“人有多大膽,地就有多大的產”等盛行的說法,是“純主觀主義的口號”。(載《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73頁。)這樣的低調,正反映了彭德懷不唯書、不唯上,求真務實,崇尚實際的精神。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廬山會議上那一幕的出現在所難免。

不唯書、不唯上,崇尚實際的彭德懷在上書遭批判、被罷官之後,依然求真務實,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大膽進言。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做事,替人民說話。」“我這個人,拿共產黨員標準來衡量很不夠,但有一條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講真話,實事求是。”(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

1961年11月3日至2月23日,彭德懷第二次回到家鄉湘潭縣調查,他雖然年歲已高,處境也與1958年冬回鄉考察時大不相同。但他以一個共產黨員特有的高風亮節和求實精神,先後調查了3個區7個公社10多個大隊,接觸了2000多群眾和幹部,細心傾聽了他們的呼聲和意見,收集了關於農業、林業、副業、手工業、集市貿易等方面的情況,在認真研究分析後,寫成了4個調查報告,義無返顧、實事求是他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下情,諫訴人民群眾的疾苦,提出國家經濟建設的設想。1965年12月,復出後的彭德懷任西南三線副總指揮,為了掌握第一手資料,他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曾三次作長途視察,足跡遍步從四川西部金沙江到貴陽之間20個市縣的廣大地區。通過實地調查研究,他對大三線建設充滿了信心,並殷切希望我們黨在經濟建設上,不要再犯1958年到1960年那樣大的主觀主義錯誤,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肯定,會做出偉大的成績來。(參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頁。)彭德懷在處於逆境的晚年,仍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崇尚實際的模範行動,給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增添新的光彩,表現了一位革命家無論在任何境況下都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崇高風範。

三、嚴於律己光明磊落

嚴於律己,光明磊落,是彭德懷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在其胸襟方面的突出反映,這在黨內是廣受讚譽的,堪稱一代楷模。

彭德懷一向嚴於律己,又公正無私,光明磊落。參加革命前的彭德懷,雖身為舊軍官,卻出污泥而不染,沒有舊軍隊中的腐敗習氣。他帶兵嚴格,要求士兵忠於職守,不許敲詐勒索百姓,不許賭博,不許嫖女人。對自己,他首先以身作則,嚴格自律,不吃小灶,不吸煙,不喝酒。舊軍隊的軍官普遍有五皮(即:皮靴、皮帶、皮包、皮鞭、皮手套)、三金(即:金戒指、金牙齒、金絲眼鏡),而彭德懷則沒有這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不治逃兵,不吃空缺,不隨意打罵士兵,不搞體罰,實為舊軍隊中嚴於律己,公正無私之典範。

參加革命後的彭德懷,作為我軍一位統帶千軍萬馬的傑出統帥,其嚴於律己、公正無私、光明磊落的胸襟更加光彩無瑕。他傑出的軍事才能,英勇善戰的作戰韜略和無畏精神,使他戰功赫赫,功勛卓著,但他從不把勝利的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總是歸功於黨中央和毛澤東,歸功於廣大官兵和人民群眾。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結束直羅鎮戰役後,毛澤東賦詩讚譽彭德懷:「山高路險溝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躍馬,唯我彭大將軍。」但彭德懷看到這首詩後,則把末句“唯我彭大將軍”改為“唯我英勇紅軍”。(參見《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頁。)1947年5月陝北三戰三捷後,在一次會議上,一位地方幹部說:“打敗胡宗南,咱彭總立下了汗馬功勞。”應當說,這話一點也不過份,如果沒有彭德懷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的作戰方針,如果不是他那鋼鐵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揮才能,怎麼能夠僅以兩萬多人就把十倍之敵打得抱頭鼠竄,丟盔撂甲呢?但彭德懷卻不同意這種講法,他嚴肅地說:“不對,那是毛主席指揮的功勞,部隊指戰員的功勞,陝北人民的功勞。我們這些人,只不過是在黨的領導下,作了一些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載《彭德懷在西北解放戰場》,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頁。)這是何等的嚴於律己,公正磊落!1953年7月,彭德懷在接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委會授予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一級國旗勳章後,不止一次地說:“我是代表志願軍全體指戰員接受的。”(載《懷念彭德懷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頁。)這不是彭德懷的一句虛話,而是他公正無私、高尚胸襟的最完美的表露。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始終把自己看成“只是黨和毛主席的一個兵”。(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彭德懷嚴於律己、公正無私、光明磊落的胸襟,還突出地表現在他有錯必認,知錯即改,從不文過飾非。1943年3月,彭德懷就「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問題發表了一次談話,刊登在《新華日報》華北版上。6月初,毛澤東致信於他,批評他談話中的一些提法是“不妥”的。1945年2月的華北工作座談會上對此又進行了批評。彭德懷認真接受並作了檢討,而且在後來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他一再作檢討。直至1962年6月他給中央的信中,還認為那次談話“不符合當時形勢”,因而“是有錯誤的”。(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載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1959年9月,已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到廈門前線視察,由於一時了解情況不夠,一天晚飯時對這個部隊的軍長、政委提出了與實情不符的批評。晚上彭德懷得知批評錯了,第二天就親切而又坦率地對他們說:“昨天我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啊!”(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頁。)彭德懷就是這樣,有錯必認,知錯即改。

不僅如此,更為令人敬佩的是,他還從不把錯誤諉過於人,總是實實在在,公正無私,襟懷坦誠地承擔責任,總結教訓。對於井岡山鬥爭時期袁文才、王佐兩人之死,彭德懷1939年在同薄一波談起工作中要注意全面了解情況,防止偏聽偏信時,就直言不諱地講,袁、王之死,我負有責任。他二人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此事追悔莫及,錯就錯在輕聽輕信上面。(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載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可謂磊落至誠。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收尾,敵人反撲時,有一支部隊被隔絕於敵後,由於地形不熟,經驗不足,遭受嚴重損失。這次戰役一結束,彭德懷就嚴格檢查自己指揮上的責任。朝鮮停戰後,他又在全黨軍事系統高級幹部會上主動認真地檢討自己的責任,使那些與彭德懷一起在朝鮮戰鬥過的同志極為感動和於心不安。彭德懷有功不爭功,功勛卓著不居功;有錯必認,知錯即改;不諱言過錯,不推諉責任的崇高風範,充分反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嚴於自律、磊落光明的坦蕩胸襟和光彩照人的無私情懷。

彭德懷從不允許人家招待他,不買票的招待電影他不看,超過伙食標準的招待飯菜他不吃。他極端討厭請客送禮,對那種連吃帶拿的腐朽作風更是深惡痛絕。他總是當著那些愛請客的人批評說:「什麼你請客?人民請客,國家請客!這種風氣要不得,慷公家之慨!」(載《在彭總身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頁。)1955年他在煙台視察時,對那裏的招待所所長和管理人員講:招待費“只能招待外賓。你們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來,把自己當成外人,這個家還能當好嗎?不吃窮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長們,本來工資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個雙份。為老百姓想一想,他們該生氣吧?這不象為他們當家做主的樣子吧?人家不喜歡這樣的當家人吧?升官發財搞特殊,這是國民黨的傳統,咱們共產黨人,不能向他們學習。”(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第58頁。)為此,彭德懷每次外出視察,在離開地方上車時,他都嚴格檢查是否多出了什麼東西。一次,他發現多出了幾個捆好的簍子,就問警衛員是什麼,警衛員說是人家送你的水果。彭德懷馬上嚴肅地說:“講過多少遍了,不許任何人拿公家的東西送禮,這是什麼作風?是國民黨嗎?快搬下去。”(同上,第268-269頁。)彭德懷幾十年前的批評,拿到今天來看,也仍然切中時弊,振聾發聵。如果我們的幹部都能像彭德懷那樣,吃吃喝喝、請客送禮、白拿多佔等腐敗之風何愁不絕!

彭德懷對己嚴於自律,不搞特殊,也堅持反對下級和服務部門為領導人搞特殊。在一個著名的風景區,彭德懷得知一些小洋樓是專給中央來的首長準備的,哪一級住哪一層都有規定,有的樓一年到頭都空著。他難以成眠,半夜還圍著那些空著的小樓轉圈,並自言自語:有些人硬要把我們往貴族老爺、帝王將相的位置上推,還怕人家不知道,在這兒修了當今帝王將相的庵堂廟宇咧!

離開那個風景區時,彭德懷針對這件事,跟當地的一位負責人講:你們也許是真心實意尊重我們,但我也要真心實意告訴你們,我們不是帝王將相!你們這樣搞,是在群眾面前孤立我們嘛。人們看到這些長期關閉的房子,會怎麼想?不罵娘,起碼他會覺得我們這些人太特殊了吧?這樣搞,又有什麼必要?我們來了,住個普通招待所有什麼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麼?我們革命,不就是為了打倒壓在人民頭上的貴族老爺嗎?(載《在彭總身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頁。)這是何等的清正啊!與彭德懷比較起來,我們那些下去就熱衷於住高級賓館飯店,熱衷於吃喝玩樂的領導幹部,不覺得自己脫離群眾太遠了嗎?不覺得自己已在脫離人民公僕的行列嗎?

彭德懷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謀私利,清正廉潔,還突出表現在他公私極為分明和對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離開國防部長辦公室搬家到吳家花園時,他把元帥禮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畫等等,統統交了公。他寫「八萬言書」時,曾三次自己出錢購買紙和筆。警衛參謀告訴他,你屋裏有紙也有筆。他則說:“這是為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東西寫。”(載《彭德懷羅瑞卿體察實情敢講真話》,軍事誼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頁。)1961年他第二次回鄉調查,正值他的侄子彭康志結婚。弟嫂龍國英想用他的小汽車接新娘熱鬧一下。彭德懷當即勸阻說:“三嫂子,不要搞這種排場啊,不要鋪張浪費。小車是公家的,怎麼動用它干私活呢?不能去占公家的便宜,再說,這麼搞,很不必要,會脫離群眾。”(劉景春:《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鄉調查》綜述》,載《湘潭師》學報)1984年第4期。)工作和生活中的彭德懷就是這樣,想到的總是國家和人民,惟獨沒有他自己。

彭德懷的一生,官不可謂不大,從軍長、軍團長到八路軍副總司令,從野戰軍司令員到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從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到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因為工作所掌握的權力也不可謂不大,但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公私一向極為分明,從來不為自己謀取私利,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為一般人所想像不到。他身後一無所有,留下的是一顆不謀私利、克己奉公的丹心,一座不染一塵、極為清正廉潔的豐碑。

光輝楷模映日月,偉大榜樣垂千秋。彭德懷那優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是一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珍視和汲取。(崔廣陵作者單位:濟南陸軍學院歷史政工教研室)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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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元帥與林彪元帥 資料圖

核心提示:林彪率11萬「多山頭部隊」去東北,卻由弱到強,愈戰愈強,在消滅了蔣介石百萬精銳部隊的同時,自己也迅速發展成為一隻百萬雄師,其人馬之眾多、裝備之精良、戰略戰術之精湛、士氣之高昂、戰力之強大、運動之神速令中外敵友人士瞠目讚嘆不已。

本文摘自《特區文摘》2001年12月15日刊

劉伯承,第二野戰軍的代表,軍事生涯僅次於朱德。有人認為他在軍事指揮和學術上都有很高的成就,甚至比林彪還高出許多,稱他為現代「孫武」、「軍神」。白崇禧也稱他是「共軍第一號悍將」,但毛澤東卻對他別有看法,為何?其實,如果熟知黨史軍史的話,就不難理解了。

八一南昌起義時,劉伯承就已是黨內公認的軍事家,是周恩來依靠的軍事參謀團團長,這使他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而林彪當時僅是個連長。軍事參謀團是起義軍的主要軍事決策和指揮機構。起義軍很快被擊潰,原因固然很多,但軍事指揮屢屢失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對此劉伯承是有一定責任的。

1928年劉伯承到蘇聯學習軍事,32年到中央蘇區,他與其他從蘇聯回來的人一樣,對毛澤東的一套戰略戰術不以為然,對蘇聯的戰法推崇備至,使毛澤東備感壓抑。而在這期間,年僅24歲的林彪已在腥風血雨的反圍剿戰爭中從一大批紅軍將領中脫隱而出,成為中央紅軍戰鬥力的核心--紅一軍團的軍團長,並與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一起,經常交替擔任前敵總指揮在前線指揮中央紅軍對敵作戰,其指揮藝術和戰績甚至超過了當時最著名的戰將彭德懷。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毛澤東被排斥,劉伯承再次擔任周恩來的軍事參謀長,竟與周恩來、朱德一起命令前敵指揮員林彪「以遭遇戰的方式消滅來敵」,多虧林彪機斷專行,連夜將遭遇戰改成了大規模伏擊戰,指揮中央紅軍主力一舉殲敵二個師,使第四次反圍剿轉危為安。

對當參謀長的經歷,劉伯承自己在建國初期中央希望他再次擔當總參謀長時曾說過「總參謀長都當了四次了,總也沒參謀好,還是不當總參謀長了,去辦軍校,當教書匠吧」。當參謀長沒當好,單獨領軍打仗如何?應該說劉伯承領軍打仗在中國現代軍事家中還是比較出色的一位,但與林彪相比還是略有遜色。

賀八路軍首戰勝利,卻將115師一分為三,再次強調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方式。但林彪率不足一個旅的兵力(缺6個連)仍殺性不減,在廣陽設伏再次告捷。這兩次殲敵每次都在千人以上,都是抗戰初期共產黨軍隊對日作戰打的最大最漂亮的殲滅戰。林彪在外敵面前不屈不鐃的勇氣和精湛的指揮藝術,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讓中國人不禁拍手稱快。而同期劉伯承率129師出師未捷就差點損失一個團,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命劉伯承率13萬人馬挺進中原,以解延安之圍,哪知劉鄧大軍在中原自身難保,被白崇禧逼困在大別山,人馬損失近一半,輜重也幾乎丟失乾淨。白崇禧戲稱劉伯承是「共軍第一號悍將」恐怕更多的是為了抬高自己。林彪率11萬「多山頭部隊」去東北,卻由弱到強,愈戰愈強,在消滅了蔣介石百萬精銳部隊的同時,自己也迅速發展成為一隻百萬雄師,其人馬之眾多、裝備之精良、戰略戰術之精湛、士氣之高昂、戰力之強大、運動之神速令中外敵友人士瞠目讚嘆不已。

積現代戰爭之大成的遼瀋戰役是林彪的輝煌已不必多說,平津戰役中林彪作為前委書記也起了決定性作用卻很少有人提及。當時,毛澤東提出的平津戰役的總戰略是「先打兩頭後打中間」,即:北打新保安、綏遠、大同,南打塘沽、大沽、蘆台,然後再對北平、天津之敵包圍殲滅。對這一戰略當時上下均認為很高明。但林彪卻對這一戰略做了根本性的重大調整。即:「放棄兩頭打中間」。南面放棄打塘沽、大沽,集中兵力包打天津,北面放棄打綏遠、大同,調「兩楊兵團」參與集中兵力圍打北平。林彪擔心按毛澤東的打法,在我先打兩頭時,北平、天津的敵人重點兵團會乘我中間兵力相對薄弱,「以孤注一擲之決心強行突圍,以圖饒幸之成功。」那樣的話,平津戰役打成怎樣的結果就很難說了,至少敵我的傷亡要增加很多。毛澤東當然也是聰明人,林彪一點即通。戰爭年代的毛澤東一點也不固執己見,立即同意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隨即改變戰略部署,集中所有的兵力將北平、天津之敵50餘萬人團團圍住,形成「不戰而趨人之兵」的巨大軍力優勢。一著「臭棋」在落子之前終於變成了一著妙棋,而且一步就「將死」了傅作義,弄的傅作義打也打不過,逃也逃不了。天津之戰粉碎了傅作義的最後一點饒幸之心,使他不得不舉起了白旗,共產黨以最小的代價取得了平津戰役的徹底勝利。

林彪一生以善戰著稱,打了無數的勝仗,有常勝將軍的美譽,是共產黨內公認的征戰能手。有人說這是因為林彪的機會好,但機會從來只親昧勤奮而有準備的人。林彪不但善於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捕捉戰機,而且機斷專行,敢於打沒有命令、變更命令、甚至違抗命令的勝仗。林彪打仗都是深思熟慮,精心組織。在強敵面前不莽撞,不盲幹,以智取勝。自己佔優時也從不驕傲、不輕敵,而且「勤於學習,做事認真,」這一點最受毛澤東的喜愛。打仗是一項系統工程,除了要有正確果斷的決策和嚴密的組織外,還需要整個參戰部隊的良好綜合素質。林彪不光能打仗,而且善於帶兵和培養幹部,無論是在紅軍時期的井崗山還是在後來的東北野戰軍,林彪一貫注重部隊戰術素養的提高和戰鬥意志的培養,「他帶的部隊平時管理很嚴,但他卻又得士兵的愛戴,訓練有辦法而積極,他的部隊特別整齊而又有朝氣。」從井崗山開始林彪所部就一直是共產黨軍隊中士氣最高、戰術素養最好、裝備最整齊、戰鬥力最強、機動性最好的部隊。林彪「作戰時,身先士卒,勇敢善戰。給他的任務,雖艱險而不辭,且均能徹底執行。」

對這一切,作為諸多軍事事件的當事人和知人善任的統帥毛澤東是最清楚不過了。因此,毛澤東重用林彪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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