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劉少奇與康生兩派互相拍桌子

[導讀]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為一方，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為另一方，日趨劇烈、尖銳。爭論的焦點是：「文革」運動究竟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大約在7月16日晚間政治局會上，雙方都拍了桌子。

劉少奇和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陳毅傳》，《陳毅傳》編寫組編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台向全國播放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點名攻擊中共北大黨委的一張大字報的全文，陳毅很感意外，連夜去詢問周恩來。五天前，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評了貼大字報的聶元梓等人。周恩來現在卻告訴陳毅：他剛才接到康生電話，說：毛澤東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國。

陳毅驚訝，一時語塞。似這樣令人震驚的意外之舉，近幾個月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速至杭州開會。陳毅走進會場，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

時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二月提綱」突然定性為“反黨綱領”，彭真因“反黨錯誤”被撤職後隔離審查。

5月16日，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兩天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成立。組長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奪了《人民日報》社黨委的領導權，為其製造輿論掃清道路。

這些事，不僅是政治局委員陳毅事先毫無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又是事後才知道的。這種完全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異常舉動，怎麼不令陳毅震驚和擔憂！

6月初，《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這一來，北京幾十所大學，幾百所中學都鬧開了。外交部下屬的外語學院等幾所大學當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學生亂鬨哄，阻礙正常外交活動的情況屢有發生。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陳毅態度鮮明：對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積極進行的，但如此衝垮黨委領導，亂揪亂斗，造成社會混亂，他有不同意見。陳毅得到了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的消息後，當晚召集國務院外辦中共黨組會議，具體商定工作組成員名單，向外交系統迅速派出八個工作組。

然而，工作組進駐各外事系統不到一周，各單位造反派貼滿了轟趕工作組的大字報，彷彿有人統一佈置的一樣。

陳毅每天聽取各個工作組彙報，不斷提醒大家：「工作組是中央決定派的，我是投的贊成票。你們一定要挺住，堅信黨中央的領導。」“中央的八條規定，一定要堅決貫徹落實！”

1966年6、7月，全國大亂，中共各級黨委受衝擊，大半衝垮或處於癱瘓狀況。外交部黨委在陳毅主持下，始終行使著領導權。機關幹部堅持工作崗位，業餘時間搞運動，保證了國家外事活動的順利進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外事口所轄大專院校的學生衝垮校黨委、哄趕工作組，並計劃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揪走資派」，以造成國際影響。

對文革小組幕後挑唆學生企圖製造國際事端的陰謀活動，陳毅非常惱火，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他義正詞嚴地進行鬥爭：「既然中央把召集這次大會的任務交給我，我就不怕負這個責任！誰要衝擊大會，就是現行反革命，我陳毅絕不會客氣的！」並在周恩來的佈置下，採取了有力的預防措施，保證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京順利地舉行。

運動發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內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以劉少奇、鄧小平等為一方，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為另一方，日趨劇烈、尖銳。爭論的焦點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究竟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

大約在7月16日晚間的政治局會上，雙方都拍了桌子。

陳毅支持工作組，憤起辯駁。陳伯達大罵陳毅派往對外文委的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7月24日，毛澤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並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上宣佈：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

中央宣佈撤銷工作組後，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想不通，他曾詢問陳毅，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陳毅滿臉不高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羅！」①

「乾綱獨斷」，這就是陳毅1966年8月對中共全黨政治形勢的見解。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按照政治局規定，只傳達到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省委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卻把大字報內容很快泄露給造反派，並開始對劉少奇、鄧小平發起進攻。

彙集到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特別是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個個憂心忡忡，滿面愁雲，談起各地運動情況，沒有不搖頭的。

他們這次來，是向中央告急的，都關切地詢問「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日期，因為按中央原先佈置：「文化大革命」只開展三個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是異常嚴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全會發表後，大家感到吃驚、不解。緊接著是政治局改選，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黨史上絕無先例地增加了一個「最親密戰友」的特殊稱謂。看來運動不但不會結束，還會更猛烈、更瘋狂地開展下去。

陳毅感到中國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險航道，他個人無力糾正航向。但是，他要堅守自己的指揮崗位，保持外事口的穩定。他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旗幟鮮明地說過：「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長的職務，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企圖影響這個運動！」

外事口各單位批鬥工作組，陳毅總要為工作組承擔責任，講公道話。鑒於每次講話後，造反派攻擊陳毅的聲勢越轟越大，許多人勸陳毅不要出面講話。方毅專門請秘書轉告：「陳總不要再多講話了！」“陳總不能倒，陳總一倒，外事口就會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陳毅的回答是：“人家勸我少講點話，他們都是好心。可是我壓不住，還是要講。見到問題不講，這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輾轉陝北三地辦學

 

學習時報作者：謝煜桐
中央黨校瓦窯堡舊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11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陝甘根據地成為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地。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進抵瓦窯堡，不久即恢復了中央黨校的建制。從1935年11月起到1937年2月，中央黨校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在這不到一年半時間裡，迫於當時的戰爭形勢，黨校先後在陝北三個地方輾轉辦學。

在瓦窯堡復校後，已不再沿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校名，直接稱為中共中央黨校，校址在安定縣立第二高級小學（今子長縣瓦窯堡小學），這是中央黨校在陝北的第一個校址。校長由董必武擔任，成仿吾、馮雪峰任教員，並各兼任一個班的班主任。不久後，習仲勛、張策等人來到中央黨校工作或學習，此外還有一些地方和軍隊幹部，以及從蘇區外面來的知識分子也到中央黨校學習，中央黨校遂發展成為三個班，分別由成仿吾、習仲勛、馮雪峰擔任班主任。稍後又成立了一個高級班，主要培訓黨校教員。

黨中央到達陝北時，正值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加劇，面對新的時局，1935年12月黨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和策略。中央黨校在瓦窯堡的課程有政治常識（含時事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游擊戰爭等，分別由李維漢、董必武、成仿吾、馮雪峰、張雲逸等主講，此外黨校還進行軍事訓練。193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黨校舉行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黨校的學工人員都聆聽了這個報告。黨校的很多同志是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印象極為深刻。據時任班主任的習仲勛回憶：「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會上，毛主席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完整地闡述了我黨的政治策略，批判了黨內過去長期存在的‘左’的傾向。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裏高興極了。」1936年2月17日，中共發佈《東征宣言》，2月20日，新組建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的率領下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由於蔣介石、閻錫山阻止紅軍東進抗日，1936年5月，毛澤東率東征軍返回陝北，跟隨部隊從山西回來的部分知識分子和工人被安排到黨校學習，黨校規模有所擴大。

黨中央在瓦窯堡的時間不算太長，東征紅軍從山西返回後又舉行西征以擴大蘇區，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作準備，此時國民黨軍隊乘虛進攻瓦窯堡，1936年6月21日，黨中央主動撤離瓦窯堡，7月初中央黨校隨中央機關到達保安（今延安市志丹縣）。到保安後，中央黨校在劉家坪和任家坪兩村之間修建了臨時校舍，這是中央黨校在陝北的第二個校址。當年的一棵古槐樹至今還在，當時黨校學員曾在這棵大槐樹下上課、討論。在保安，黨校設研究班、高級班和四個普通班。研究班就是教員班，當時黨校的教學一般都是先由董必武、成仿吾等人給研究班講課，然後再由這個班的學生（教員）分頭去給其他班講課。與在瓦窯堡相比，課程沒有大的變化。

1936年10月，紅軍西徵佔領定邊等地後，因工作需要，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吃糧問題，中央黨校由保安移至定邊，這是中央黨校在陝北的第三個校址。

總的看，從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陝北到進駐延安之前，中央黨校輾轉陝北三個地方，條件雖然艱苦，辦學卻一直頑強地堅持著。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造成民族危機不斷加重的情況下，黨校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及時地培養了一批批急需的領導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