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啟示感人，國家的建設日新月異，國富民強，人民歡欣鼓舞，我們親愛的祖國讓世界震驚。
但當讀到勤儉節約、反腐倡廉的有關情況時，卻深感不安：國家的大量財富竟被貪污分子利用權勢貪污騙取了！他們一旦犯事，大犯攜款逃到國外享福；小犯則搖身一變，花錢買官再繼續胡作非為；還有一些人利用公款鋪張浪費，任情逍遙，吃喝嫖賭無所不為。
這使我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毛澤東當年實行勤儉節約、反對浪費的許多故事來了。
毛澤東一貫重視勤儉節約、反對浪費，並從自身做起，雷厲風行。他曾嚴肅地說：「勤儉節約和反對浪費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和優良傳統，什麼時候都不能改變！」毛澤東講勤儉節約和反對浪費包括的內容廣泛，對金錢、物資和時間的浪費都很關注，在他各個歷史時期的講話、著作和實踐中，都曾特彆強調要勤儉節約和反對浪費。
毛澤東宴請錢學森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於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就曾強調：「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他告誡人們，為人民服務和貪污浪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反對貪污浪費，不僅貪污是極大的犯罪，浪費同樣是極大的犯罪。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1945年1月10日在《必須學會作經濟工作》一文中曾提出：「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
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1948年4月1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及時指出：「採取辦法堅決地反對任何人對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破壞和浪費，反對大吃大喝，注意節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不僅忙著建國大業，而且由於外事活動日漸增多，還要經常接見一些友好國家前來訪問的國家元首和重要外賓，連建交國家的大使前來呈遞國書都要毛澤東親自接見。他以不分晝夜的工作精神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日夜操勞。
當時，典禮局接待外賓講形式、重排場。外國大使呈遞國書時，要調來軍樂隊先奏迎賓曲和兩國國歌，然後主席和大使相對站立，由大使向主席誦讀國書，經譯員翻譯之後，將國書呈給主席，主席再致歡迎詞，經翻譯之後交給大使。然後安排合影，再入座交談。每次這樣的接見一般需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關於歡迎外賓的國宴，豐盛異常，質量既高，數量又多，以致賓客酒足飯飽之後，滿桌酒席菜肴還沒有吃掉幾分。毛澤東對此不悅。
經過幾次接待，毛澤東在接待外賓之後，散步時說，接待工作有兩大浪費：一是禮儀繁多，搞一些不必要的形式主義，浪費了大家很多的時間，要知道，時間浪費了是不能挽回的，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這一定要改進！其二是接待宴會，大講排場，吃掉的還沒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費了國家的金錢和物資。要知道，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你們可知道種一株稻子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結稻穀，幾株稻子才能做一碗米飯？種一棵麥子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長出麥穗，幾棵麥子才能做一個饅頭？有誰算過這筆賬？古人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都有這樣的感慨嘛！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剛離開廣大的農民群眾，不能忘本！國家正在興建，要節約國家的資財，人力物力都不能浪費！他非常嚴肅地說：「勤儉節約和反對浪費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和優良傳統，什麼時候都不能改變！」
毛澤東深有感觸，意猶未盡，他邊走邊說：浪費是要不得的，不管是浪費了時間還是浪費了金錢和物資，浪費就是白白地糟蹋了勞動人民生產的果實，浪費就是隨便揮霍了國家的財富，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如果知道他們起五更睡半夜整年的勞動，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果實被我們給扔掉了，他們是會很痛心的！是會埋怨我們這些當家人的！毛澤東未走幾步又說，我們消滅了地主階級，是因為他們壓迫農民，專吃剝削飯，不勞而獲，但我們還沒有消滅掉闊少的惡習，闊少是揮霍國家資財的敗家子！他們講起話來頭頭是道，拿起筆來有章有節，專作文字遊戲，或者只是自己號召讓別人去行動，自己缺乏勤儉節約和反對浪費的實際行動，甚至與實際行動背道而馳！
建國伊始，正是百廢待興、建設祖國的大好時期，人們幹勁沖天，出現了大搞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這個時候，毛澤東更加強調要勤儉節約，他在1956年寫的一個按語中指出：「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社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
我們從農村進入城市，在燈紅酒綠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下，有的工作人員好逸惡勞，不願同群眾共甘苦，斤斤計較個人的名利得失，貪圖享受，脫離了群眾。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必須克服並加強教育。1957年2月27日，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我們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當時，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實行了精簡機關和幹部下放勞動鍛煉等方法，既精簡了機關，又使幹部到農村和群眾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覺悟，收到了明顯效果。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1952年，在黨中央領導下，曾經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及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運動中，各級領導帶頭，雷厲風行，不講情面，群眾積極響應，上下一體普遍地開展大檢查，個人在會上作檢查，群眾進行揭發、批評幫助。人人稱讚，效果良好，連平時愛占公家小便宜的人都作了檢查。群眾喜稱，夜不閉戶。
在運動中，天津地委有兩個負責人劉青山和張子善有嚴重貪污浪費和破壞國家政策法律的行為被揭發出來了。他們兩人都在革命戰爭中有過貢獻，但進城之後，同資本家大吃大喝並接受了資本家的賄賂，被糖衣炮彈打中了。他們的罪行，按法律應該嚴處。但有的同志感到可惜，請示了毛澤東。他說，殺了一個，可以挽救十個、一百個、一千個幹部。這兩個人依法都受到了最嚴厲的制裁。廣大群眾稱讚「共產黨為人民服務鐵面無私。」
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1956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八屆二中全會提出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號召全國人民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毛澤東說：「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確實如此，當時人們擺脫了銅臭的污染，不僅反掉了貪污浪費，加強了勤儉建國的觀念，而且提高了道德水平，許多事情已不受金錢至上的驅使，這使人們對糖衣炮彈的警惕性增加了感性的認識，從而改善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全國人民更加團結了。
毛澤東言必行，行必果，處處事事身體力行，以身示範。當全國解放之後，毛澤東進了北京，他的工作精神和生活作風一如既往，不改初衷。他的衣服破舊了，總是經過縫補洗凈之後繼續穿。建國之後，為了諸多禮儀，曾做了兩套衣服，買了一雙圓頭的黃皮鞋，他一直穿到與世長辭。當時典禮局長曾要他再買雙尖頭的黑皮鞋，在接見外賓時穿，他沒有理睬。再問，毛澤東反問他：外國人是要來見毛澤東還是要看黑皮鞋？對方無言以對。
1958年，毛澤東身邊有個同志參加了幹部下放勞動鍛煉，到農村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受教育。回來以後，看到食堂里有的人把吃剩的飯菜全扔了，覺得很是可惜。有一次在同毛澤東散步時，說到自己下放鍛煉的收穫和對食堂有人扔掉飯菜的感慨。毛澤東說，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如果一個人一天浪費一粒米，一年就要浪費掉365粒米，這樣全國6億人口一年浪費掉的糧食積累起來，就能夠救助一方災民；如果6億人民每人每天能夠再節約一粒米，其數量不是就更可觀了嗎！實行增產節約，反對浪費，能夠使我們的國家富強了再富強，使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再提高，何樂而不為！毛澤東管理著國家大事，但從他的生活的細微之處可以見到他的精神。毛澤東吃飯時，掉在飯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撿起來吃掉，他的飯碗裏從來沒有剩下過一粒米。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們不能在他的灶上吃飯，要和工作人員一起到大灶上去吃飯，孩子們外出不准用他的汽車，也不准用公家的汽車，不管風裏雨里都是騎自行車。
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剛結婚不久，就參加了抗美援朝作戰，不幸壯烈犧牲。毛澤東十分難過，但不露聲色。後來，為了兒媳劉思齊寄託對岸英的思念，他讓我陪著劉思齊和她的妹妹到朝鮮去給岸英掃墓。按照他的囑咐，行動必須保密，避免給朝鮮的領導和有關部門增加麻煩，這次的一切生活費用完全由毛澤東自己負擔，用他的稿費開支。我們遵照主席的指示行動。回來後，他解除了懸念，並為思齊另擇了佳婿。
後來，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因病住院，我們按照他的精神，給她改為沈娟，說是我的女兒，也避免了醫院對她的特殊照顧。
毛澤東進入城市之後，經常到各地（特別是農村）去視察工作，也同樣注意節約人力物力，珍惜時間，盡量少干擾他人。他不讓當地同志迎送，也不接受宴請，經常是走到哪裏看到哪裏，並不通知當地的領導，一路調查研究，親自向工人、農民和戰士們了解他們的生產、工作和生活情況，調查之後，便回到火車上住宿，吃自己的一份伙食，以免當地專門組織人員接待他吃飯、住宿，浪費人力、物力和財力。
毛澤東每到一地，當地的領導同志都感覺他的行動出其不意，使他們迎接不及，如一旦發覺，都要趕來接待、問候，並熱切盼望主席接見。這種對毛澤東的愛戴之情，使我們深受感動。有一次陪主席散步時，我向他報告了大家的願望。毛澤東說，大家各有各的工作，應該各司其職，互不干擾，他們要是把群眾等著辦的事放下來不辦，偏偏要來迎接我這個不速之客，我於心何忍嘛！我如有事要同他們商量，是會找上門去或是請他們來的。毛澤東說，我經常到各地去看一看，又行止不定，要是事先選好了地點，要在某月某日前去視察，集合了一大群人像個「代表團」，讓群眾很早就做好準備等在那裏，「代表團」一到，使人家應接不暇，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那怎麼能夠做調查研究！應該注意節約人力、物力和珍惜大家的時間嘛！有道是麥收一晌，季節不等人嘛！
毛澤東特別珍惜時間。他認為浪費了時間是最大的浪費，浪費時間的人是個大傻瓜，他曾說過：「人道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實際是寸金難買寸光陰。」
毛澤東非常善於利用時間。他有時連續伏案工作幾個小時，勸他休息一下時，他就學起英文來，他說換換腦筋就可以休息了。他從中南海去人民大會堂，上了汽車還是手不釋卷，坐在汽車上繼續閱讀。
毛澤東習慣夜間工作或讀書，他說，夜深人靜不受干擾。我經常值班陪他。我有時疲勞了，就用自來水沖洗一下頭或是喝杯濃茶。再看主席時，他仍是在聚精會神地工作著。毛澤東曾經對我說：「我們一定要珍惜時間，要只爭朝夕！」
毛澤東言傳身教，以身示範的榜樣作用，深深感動和教育了身邊的工作人員。大家看在眼裏，記在心間，深受教育，在工作、學習和生活作風方面，也都自覺地做到了勤儉節約，儉樸成風。
本文摘自《中華魂》2010年第7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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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很推崇魯迅，說過這樣的話：我很喜歡他的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
匆匆幾十年過去了。帶著人們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遺憾，毛澤東也謝世近40年了。
現在無疑是該信的時候了。
可話又說回來，偉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時未免謙遜，有時未免責己過嚴，有時則是出於微妙的政治需要……
於是，毛澤東眼裏的那個毛澤東，自然就是加引號的了。
在他的自我解剖中，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對自己、對歷史的反思與矯正。比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進行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對勞動人民的態度也有一個轉化過程為例，現身說法：「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衣服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這就讓那些正在被要求思想改造的文藝家們意識到：哦，原來毛澤東也曾經如此……距離一下就近了。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的思想體系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個人的最高評價，無疑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全黨的指導思想，並寫進黨章裏面。
這是1945年「七大」的事。其間，毛澤東不斷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進行反思和矯正。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風」以後，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就出現了。開始，宣傳者還是沿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提法，說的是「毛澤東主義」。如1942年7月1日，當時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的鄧拓，在該報便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他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如果是延安的報社，發表這樣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論”形式推出，不會不送給毛澤東審閱，可遠在另一個邊區，大概事前是沒有給毛澤東看過，發了也就發了。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在火車上同部分省、市第一書記談話
中央有關部門，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較鄭重地提出要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不得不重視起來。1943年4月，他在給中宣部副部長何凱豐的信里特別申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做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可當時，毛澤東的個人表態是一回事，黨內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為中國共產黨確實希望併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論旗幟的時候了。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王稼祥的長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發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一天傍晚，毛澤東專門來找王稼祥，談他讀後的意見。開始，他不同意提「毛澤東思想」，由於王稼祥反覆陳說理由堅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還是堅持，不能提「毛澤東主義」。他說：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在此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就這樣確定下來了。毛澤東不同意叫“主義”，而接受“思想”的說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不敢和他們並列，再說那時他認為自己的思想作為一種“體系”還沒有成熟。但把自己當作馬列的學生這種心理，他後來一直沒有改變，即使“文革”當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為“頂峰”的時候，他也從來不在思想理論上同馬克思和列寧並列。
報，說自己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並說“這樣說是否妥當，請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後，賜以指示”。
第三天，毛澤東徑直寫信給吳玉章，再次明確地表示：
「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裏說的‘中國革命經驗’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麼‘馬恩列斯毛’，這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後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
在十分謹慎的自我審視中，毛澤東迎來了一個新生的國家。從20世紀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諸項事業，蒸蒸日上，黨心，民心，奮發順暢。毛澤東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時候。這個「最」，當然不同於後來的盲目崇拜，而是有著科學的態度在裏面的。這個科學的態度，首先是來自毛澤東本人對待“毛澤東的思想”的宣傳的科學態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新中國成立初，各個領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導性的文件法規，在其大原則處，免不了要提到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此外，一些專門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對此，毛澤東曾反覆表態。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把該報準備發表的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把草稿里「這證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幾個字刪去；又把草稿中“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隨後，還在草稿上給鄧拓寫了一個批示：“此件已閱，可照這樣寫。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儘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53年4月初，政務院副總理兼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有關情況，寫了封信給彭真。毛澤東看到了這封信，特別對彭真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
這年5月，中央軍委軍訓部部長蕭克，把報送中央軍委例會通過的有關軍隊的幾個條令草案，送給毛澤東，同時還附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後，批示說：「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
1954年3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給毛澤東送上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毛澤東特意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總則草案》第二條開頭一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同月，當時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寫了個關於呈請批准畢業證件的報告，報告後面,還附了一個對畢業證章制度的說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題字‘努力學習，保衛國防’是表示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努力學習蘇聯先進軍事科學，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毛澤東看後批示：“‘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努力學習……’，應改為‘在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努力學習……’。”
如此這般，一再審改，還真是不勝其煩。乾脆，發一個標準文件。
於是，1954年12月，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一個怎樣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問題，今後可用口頭答覆如下：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作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
這個通知稿報送毛澤東審定的時候，他又特別加寫了一句話，說：「在寫文章作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這個通知下發以後，有的省委對毛澤東加寫的這句話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發來電報詢問，說「毛澤東同志」幾個字是不是「毛澤東思想」之誤。中宣部又專門複電解釋，說並沒有印錯，“意思即是說，在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一般觀點或意見的時候，可用‘毛澤東著作’的字樣去代替‘毛澤東思想’的字樣”。
這樣，從延安整風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對待黨內宣傳他的思想，，便經歷了這樣3個轉變：「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這是越來越謙虛。
清醒而科學地對待自己的權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學地從事中國的建設。反過來，清醒而科學地從事中國的建設，也就會清醒而科學地審視自己的思想。
「大躍進」及其以後：經濟工作“不懂”，「這一輩子搞不了了」
怎樣搞經濟工作，對毛澤東來說，是個新課題。這方面，他一開始就不像在軍事上那樣特別自信。
新中國成立後，他就注意經濟方面的學習，力求掌握經濟規律，但也有些失誤，做過自我批評。1953年8月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說過一番話，大概是他在經濟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評。當時對財經工作批評得很厲害，毛澤東講：「我說我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接著講了自己應負的幾方面責任，諸如抓得少，抓得遲，關於統收統支，關於預算等，自己都有責任。其中還說：“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鑽進去，要亡羊補牢。”
此後，他儘管還是花主要精力搞社會主義革命，但為了指導經濟建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他仍然做了大量調查，寫出《論十大關係》那樣的著作。這部著作主要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大政方針的論述，和一線的具體經濟運作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後來他衝到一線，搞「大躍進」，直接指揮，並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規模經濟運作。
由於急躁冒進，搞得國民經濟很不協調，得不償失。捅了亂子，就有一個怎樣認識的問題。這樣，毛澤東又一次面臨對自己搞經濟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對「大躍進」，毛澤東是推動最得力的人，也是較早意識到「大躍進」有問題的人。時間大致在1958年10月底。他於11月初親赴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
他的反思，也常常結合對自己的檢討。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會議的頭一天晚上，毛澤東把田家英和吳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間深談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壓縮空氣」“潑點冷水”。
當時，毛澤東心裏不大痛快，感觸很深。事情是由這天下午他同各大協作區組長（相當於新中國成立初各中央局書記，也稱大區書記）的談話引起的。他本來想同他們商量壓縮1959年的生產指標，比如說把鋼產量從3000萬噸降到1800萬噸，結果是各路「諸侯」反過來說服他保持此前在8月北戴河會議上定的高指標。毛澤東對田家英和吳冷西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依據。毛澤東還說，中央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怎麼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願當機會主義者。
還有一件事也讓毛澤東擔心。此前，《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說用三四年或五六年就行了。這個社論本來是根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寫的。在北戴河會議的決議里，談到過渡時間，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後面還有半句話：「或者更長一些時間。」談話中，毛澤東告訴田家英和吳冷西：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潑點冷水，但是要注意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
說到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顯得很激動：反正我不准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此後，經過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央又決定7月間召開廬山會議。
可以說，在這期間，毛澤東內心世界有這樣3條路交叉前行著：一是下決心糾正「大躍進」中高指標的偏差，但在一些領導幹部中，要立刻轉過彎來一時也不容易，這使他有為難的地方。一是雖然想糾偏，但他不願意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這“三面紅旗”，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認為這場運動畢竟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創造熱情，這是他一生特別看重的“民氣”，因此他反覆提醒，既要“潑冷水”，又要保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事實上這是一個兩難之境。再一條路就是「大躍進」畢竟是毛澤東本人積極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準備承擔責任，並在反思中意識到自己搞經濟工作還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樣順手。
胡喬木生前為了寫《回憶毛澤東》一書，曾向參加撰寫的人員披露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這樣一個心態：
在廬山會議開會前，毛澤東曾開過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他不能搞經濟工作，他不懂。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雲搞得好。這些話在廬山會議前期也講過：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後來廬山會議的氣氛完全反過來了。
1959年7月初上廬山後，毛澤東的心情還是很舒暢的。前半截的會議，被說成是「神仙會」，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也不忌諱在人面前談他的失誤。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談話時，說：提倡敢想敢幹，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裏；現在還有肝火……自己就是個對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時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大躍進」的失誤，對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覺影響不小。如果說，在廬山會議後期，他的許多自責的話，由於是針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不免有些賭氣的意思在內，那麼，在處理了這種被他認為是錯誤的思潮以後，他的一些反思，就是很深刻和真誠的了。
廬山會議一個月後，毛澤東回到北京，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說道：我也是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喜歡自己，馬克思各門學科沒有學好，外國文沒學通，經濟工作剛開始學，但我決心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趕起，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時我的心情會舒暢些。
這裏雖然說了經濟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澤東真正要說的，或者說引起他發這一大通感慨之語的，無疑是「大躍進」的經濟失誤問題，是自己在經濟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問題。
說完這番話後3個月，他便帶著一個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他在杭州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中的話來說，是要「下決心搞通經濟學這門學問」。
但是，由於反對所謂「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經濟工作方面的「左」傾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澤東繼續做自我批評。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十年總結》的報告時，便說道：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萬噸鋼，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萬噸鋼，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1650萬噸鋼……如此等類。
糾「左」的高潮，當然要算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對幾年來經濟工作中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講完還提出讓與會者把他的自我批評傳達到下面去。然而，由於他的特殊地位，許多地方並沒有傳達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30日這天講了一大通話，還說到一些地方沒有傳達他的自我批評的事情：「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不只是中國在探索，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關注的事情。這樣，接見外賓時就免不了要談到中國的經濟建設情況，在「大躍進」失誤以後，毛澤東同外賓談話，也是常常說我們在這方面缺乏經驗。
中國缺乏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決策作用的毛澤東缺乏經驗，並懂得很少：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的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事實上，在「大躍進」以後，毛澤東再也沒有過多地插手經濟工作了。正像他說的那樣：“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
回顧歷史：「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1959年以後的毛澤東，在經濟工作上，意識到自己懂得太少，可在其他方面，他還是相當自信的。對自己過去的成功，特別是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看得更重了。也是從廬山會議開始，他時常談起革命年代的一些往事。其中也有一些自我解剖的內容。
在8月1日中央常委會上，批評彭德懷，不知為什麼，扯到了30年前在閩西蘇區的一些事情，他說：「閩西時我有責任，那時個別談得少，公事公辦，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別人講得不多，違反原則事即斗，必須立即當眾回答。橫直公事公辦，那時方式太生硬。後來慢慢學會一條：談話。現在方法又少了。談話，小型會議，像這次廬山會議，少了。」
這是毛澤東從歷史的回顧角度，多少覺得自己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工作方法，特別是在聯繫群眾做細緻的意見交流方面，有些不足。
接著又說：「中央蘇區整我，也睡不著覺。整我狹隘經驗主義，山上無馬克思主義，這是第一次反‘圍剿’後，我們這些人早幾天也是在城市的。……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狹隘經驗主義，給我很大刺激，因而讀了幾本書，到後來，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這是政治結論。」
這多少是借過去的經驗來意味深長地指今日之事了。
這以後，到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接見外賓或在中央會議上，以及同身邊的工作人員的談話中，談論自己的歷史，特別是在中央蘇區挨整的事，明顯多了起來。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自己67歲生日的前一天，把在北京的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共13個人，叫到自己的家裏，搞了一個聚餐會。他說：“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我就受過壓的，得過3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掉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裏，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過話吧！那時，給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說什麼山上不出馬列主義，他們城裏才出馬列主義，可是他們也不調查研究，我也不是生來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裏，後來才到山上來的。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杆子主義等。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麼？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後來到陝北，我看了8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指《戰爭論》——引注）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願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革命的經驗。講一次課，整整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做準備，而且其中還要有兩個通宵不睡覺。準備一個星期，講上兩個鐘頭的課，就賣完了。課不能照書本子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也講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蘇區挨整的經歷。得出的結論是：「可以鍛煉革命意志。」
在各種場合下講自己過去的遭遇，自然有不同的用意。但他用自己的經歷要說的道理，無論是「人沒有壓力不會進步」，還是“鍛煉革命意志”，意思實際上是一樣的，就是在挫折面前，要進取，把壞事變成好事。
這個意思，或許毛澤東在女兒李訥大學畢業時送給她的4句話里表達得更詳細：「1.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毛澤東送女兒的，無疑是自己的經驗，是對自己的經歷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現實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