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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勸博古「交權」: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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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勸博古「交權」: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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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勸博古「交權」: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

2020年08月25日 17:51

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資料圖)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里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取得最終成功,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蔣介石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形式上統一全中國,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他們都是歷史的選擇。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成與敗,幸與不幸,都是歷史的選擇。

中國政治舞台上,從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蔣介石樣樣會使,而且每一樣都爛熟於心,有硬的,有軟的,有正面作戰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余漢謀。兵力比他多的人,實力比他強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後都沒有搞過他,一個一個在他面前倒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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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楊柳青有個不大有名、但卻很有些歷史的石家大院:佔地6000多平方米,房屋278間,風格典雅華貴,人稱「津門第一宅」。解放初期,這裏曾作為天津前後兩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的辦公室,而今,這裏成了「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地。

石家大院的解說員指著當年他們倆門對門的辦公室說:「他們覺得自己打仗有功,現在解放了,當大官了,應該好好享受了。所以就搬進了小洋樓里。」

當官之後,劉青山、張子善應酬多了,收禮多了,講究排場也多了,專門派人從香港購置豪華轎車和奢侈用品。這些花銷沒有專門開支,他們就利用職權盜用飛機場的建築款、救濟水災區貧民款、河工款、幹部家屬救濟款等,多達200多億的舊幣(相當於現在的170餘萬元)。兩人將挪用和非法經營所得,大肆揮霍浪費,生活奢侈腐化,劉青山甚至墮落到吸食毒品成癮的地步。

在劉青山、張子善案發前,當時的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也是他們的副手,幾次當面規勸他們,可劉青山卻大大咧咧地說:「老子們拚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麼樣?」

公審劉青山和張子善

1952年劉青山、張子善案發後,正趕上全國的「三反」(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進入高潮,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劉青山、張子善就屬於「大老虎」。毛澤東等領導開會聽取劉青山、張子善案情的彙報。曾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看著張子善成長的黃敬同志堅持請時任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同志,向毛主席轉報他的請求:考慮劉張二人過去對革命有功,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毛澤東說:「是要他們倆,還是要中國?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黃敬同志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決後,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對領導幹部為官清廉、嚴守黨紀起到了極大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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