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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胡耀邦如何巧妙揭發四人幫外逍遙的康生

博客文章

77年胡耀邦如何巧妙揭發四人幫外逍遙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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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胡耀邦如何巧妙揭發四人幫外逍遙的康生

2020年08月31日 18:17

1978年12月,胡耀邦(前排左一)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郭佔英攝(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葉匡政 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3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論小組成員的身份插手中央黨校,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當時任中央黨校短訓班主任)以極左面貌出現,責難中央黨校放走右派,使中央黨校本來已經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更加擴大化。

「大躍進」中,他對中央黨校下放幹部鼓吹空想社會主義,使個別地方農村社員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別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

1964年,把楊獻珍講的「合二而一」誣陷為跟毛澤東講的“一分為二”唱對台戲,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整,開展全國規模的大批判,株連了很多人。還說,凡是贊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業接班人。

這次大批判運動,致使忠誠於黨的事業的知名學者孫定國被逼自殺,黎明被開除黨籍,「文革」中投井自盡。僅中央黨校就調出或遣送還鄉100多人。1966年「文革」開始,康生、曹軼歐(當時任康生辦公室主任)就在中央黨校扶植造反派,煽動他們起來造林楓校長的反。康生誣衊林楓是假黨員,是在東北與彭真搞“桃園三結義”反對林彪的人。

「文革」中,康生還挑動群眾斗群眾,把黨校一些群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反革命陰謀集團等,全校教職員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錯了隊”。在康、曹的直接指揮下,造反派誣衊老紅軍女戰士胡瑩是劉少奇與蔣介石特務電台的聯繫人,七斗八斗,把胡瑩同志鬥成了神經分裂症患者。曹軼歐說:“岳昭這人不好(指當年在短訓班工作時不完全聽她的話)”,造反派就演繹成“岳昭這人很壞”,把他隔離審查了幾個月,致使岳投湖自盡。

1966年8月,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後,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讓中央黨校的造反派組織人員寫揭批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到中南海。分別編印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廣為散發。組織大批判寫作組為林彪、「四人幫」搖旗吶喊。江青帶著這個寫作組和北大、清華兩校的大批判寫作組到天津,在群眾大會上宣佈,“我帶來的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這兩個大批判寫作組,都是我的寫作組。”

康生還在「四人幫」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陰謀活動開始的時候,親自出題目,“柳下跖痛罵孔老二”,讓唐曉文撰文,影射攻擊周總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康生還誣衊中央黨校的蓋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劉少奇擔任過中央黨校前身馬列學院的院長。他還胡說,中央黨校幾任校長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中央黨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是修正主義的大染缸,是裏通外國的黑據點,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聯絡站。他過去對中央黨校的十六字教學方針(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繫實際,增強黨性)是極力推崇的,如今卻一反常態,說它完全是修正主義的教學方針。

他在「文革」中與林彪、江青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對楊獻珍、林楓兩個校長殘酷鬥爭,把他們關進監獄,並誣陷他們是楊家黨、林家鋪子,株連了黨校教職員工很多人。最後把全部教職員工遣送到河南西華中央黨校五七幹校。康生對他扶植起來擔任五七幹校領導小組的造反派說,你們下去搞鬥批改,或者說斗批散也好。軍代表說:五七幹校就是無期幹校,讓你們在這裏呆一輩子也可以。康生還把中央黨校的校舍幾乎全部拱手奉送給林彪的幹將黃永勝,作為總參的一部分辦公用房和家屬宿舍。

中央黨校成了「文革」的重災區。「四人幫」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來的造反派仍以中央黨校五七幹校領導小組的名義掌握著中央黨校的領導權,路線不清,是非不明,蓋子仍然捂著,康生的陰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與中央黨校部分同志見面,就表示:中央決定我來黨校工作,我感到擔子很重。但是,有黨中央的領導,依靠黨校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滿信心的。他還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幫」,黨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是會把這件大事抓好的。

胡耀邦正是憑著這種決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眾和依靠群眾,用整風會議形式,發揚民主,開展工作。經過幾個月時間,一面積極準備開學,一面狠抓揭批查運動,很快就打開了局面。許多人主張把造反派頭頭隔離起來審查,胡耀邦為引導運動健康發展,說服大家不要那麼干,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促使造反派頭頭不能不承認在「文革」中乾的許多壞事。但是,造反派頭頭還是要找一個避風港、保護傘。他說:我這些錯誤活動,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請示、報告過的,他們都是知道的、同意的。

這時,「四人幫」已被抓起來將近一年,但康生的問題還是沒有揭露出來。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黨的骨幹分子整風會議上,還有人提問:對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的問題,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當場明確回答說:“一個黨員,對現在的領導,直接的領導,過去的領導者有意見,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這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不過他又謹慎地說,對康、曹提意見,要限於在黨內會議上,要把材料及時上報中央,不外傳。

由於當時的黨中央對康生沒有什麼說法,加上「文革」期間,中央黨校紅戰團有人要調查康生問題,立刻被打成反動組織,紅戰團幾個負責人被投入監獄關起來。有個教員寫了批評康生的大字報,立即被戴上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的罪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送還鄉,監督勞動。李廣文(曾任山東省委書記,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貼了一張揭發康生在王、關、戚問題上耍兩面派的大字報,立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監審查。這些血淋淋的事實,怎麼會不使中央黨校的同志心有餘悸?所以整風會議上揭發康生、曹軼歐問題還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為造反派頭頭還可以把康生作為他們的避風港、保護傘。

1977年12月8日,哲學教研室幾個同志經過商量,派一個同志去見馮文彬(時任中央黨校副教育長),請他徵求胡耀邦同志意見,同不同意他們貼揭康生蓋子的小字報。這個同志對馮文彬說:「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而又隱藏很深,我們不揭開康生的蓋子,不僅中央黨校的揭批查運動深入不下去,全國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深入不下去。現在中央對康生沒有表態,而且有人還要保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到不給耀邦同志惹麻煩,打算不貼大字報,而貼小字報,不貼在室外,而貼在16樓室內走廊牆上。16樓是教務處所在地方,學員常來常往,能看到小字報,這就能把康生問題端到全國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認為這樣做行不行?」

當天中午,馮文彬經過徵求耀邦同志意見,回答這位同志:「耀邦同志講了,貼康生的小字報這件事,我們既不提倡,也不反對。」這位同志高興地說:“這個態度就是對我們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極大支持。我們決定貼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來,責任完全由我們來負。”

下午,由韓樹英、吳義生、盧俊忠、毛衛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張揭發康生的小字報貼出來了。標題是:《×××(指中央黨校造反派頭頭)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主要揭發所謂「康老路線」與江青(「四人幫」)路線完全是一丘之貉。這張小字報有意貼在16樓一層走廊西頭南牆上。幾小時後,接二連三又有人寫小字報,挨著第一張小字報往東貼,第二天、第三天……陸續又貼了幾十張小字報,小字報從16樓的走廊一層南牆轉到北牆,轉上二層的樓梯,再轉到二層走廊南牆、北牆,再轉上三層的樓梯,到三層以後轉入會議室。觀者絡繹不絕。

胡耀邦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對身邊的秘書梁金泉說:「聽說16樓貼了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好得很呀!咱們去看看吧。」梁秘書勸他不必去,說小字報底稿都會收集上來的,可以看到全部內容。有些學員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間還有人打著手電筒去看。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級以上幹部紛紛寫信、打電話回去,報告中央黨校已開始揭發康生。這個信息迅速傳播到全國之後,各地也開始有人向中央打報告,揭發康生罪行。中央黨校的小字報內容,通過《情況反映》及時向中央常委作了報告。

在鐵的事實面前,原來說康生好話的中央某些領導同志,這時也不再為康生說話了。華國鋒主席對胡耀邦說:「康生這人不好,幹了很多壞事。不過中國人有個傳統習慣,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黨校不追究康生、曹軼歐的罪行,就不能徹底清查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有牽連的人和事,揭批查運動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黨校還是連續召開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員大會,放手讓教職員工揭發康、曹罪行。范若愚、韓樹英、陳方華等17位同志發了言。

主持這次揭批會的馮文彬同志最後說:發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歷史見證人。事實證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壞的罪魁禍首之一。黨校長期不團結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黨委宣佈:康生強加給中央黨校的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修正主義的大染缸”等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應全部推倒,康生在黨校製造的許許多多冤假錯案必須一一平反昭雪,給受害者恢複名譽。校黨委決定將康生、曹軼歐犯罪事實呈報中央,請中央審查處理。會議開得很嚴肅、熱烈,群情振奮,都說這不僅是中央黨校有歷史意義的事,而且也是全黨全國的一件重要的事。

1978年底,根據胡耀邦同志的意見(他此時已調任中央組織部長,仍兼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幹部名冊。這個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誣陷的共603人。其中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58人,三屆人大和四屆政協常委93人;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51人;人民解放軍大軍區一級幹部11人。以上共計337人。其餘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社會知名人士。

這個材料由胡耀邦帶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與會的許多老同志看到後,無不感到極大義憤。十一屆三中全會揭發了康生的問題,並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立案審理,最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最後判決:康生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對康生的正義審判。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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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

綜觀鄧小平從復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復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歷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籠罩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59年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集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有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只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只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劃分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例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儘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覆思考,反覆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

從上述歷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例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集團,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9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也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託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開始工作。1975年1月底,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新的國務院領導集體的分工問題。2月1日,他囑咐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請鄧小平將國務院各位副總理的分工列出,說:有些話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來講。

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面。”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的南方決策得到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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