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特朗普重用「反福奇博士」 推動「群體免疫」策略

據美國媒體報道，5名消息人士8月31日透露，一名特朗普重用的新冠病毒顧問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正在推動白宮採取「群體免疫」策略，允許病毒在大多數人群中傳播，以建立抵抗力。

英國是最早推出這種抵抗新冠病毒肺炎病毒策略的國家，結果很快自掌嘴巴，隨著感染病人急增，急急取消此策略，最後連首相約翰遜自己也染上新冠肺炎，並一度病情嚴重。料到美國繞一個圈，又想採取此一策略。

新冠病毒顧問斯科特·阿特拉斯。

報道稱，斯科特·阿特拉斯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智庫的醫療政策研究員。8月10日，阿特拉斯首次現身白宮疫情簡報會，當時特朗普隆重地介紹了這位白宮新冠肺炎疫情高級顧問，對其多加讚揚。其實阿特拉斯的專長是神經放射學，但沒有傳染病或流行病學方面的背景。

據消息人士稱，阿特拉斯建議美國採用瑞典的疫情應對措施，既保持經濟的開放，而健康的人能夠通過傳染病的傳播，建立對疾病的免疫力。與其他歐洲鄰國的做法截然不同，瑞典建議人們採取負責任的行為，並告訴弱勢群體，如老年人，如果他們有症狀，就要自我隔離。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瑞典累計8.5萬人感染，5820人死亡，瑞典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居世界前列。

群體免疫這一做法得到了褒貶不一的回應。許多公共衛生專家認為這是一種魯莽的策略，可能會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其他人則考慮將其作為長期解決方案的可行性。目前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需要感染才能獲得群體免疫，《華盛頓郵報》指出，估計需要有20%到70%的人口。

據報道，阿特拉斯還指出，如果弱勢群體得到保護，病例數量的增加不會導致更多的死亡。這一說法遭到了大多數傳染病專家的強烈反對。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有超過2.5萬名65歲以下的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

在加入新冠病毒專責小組之前，阿特拉斯主張重新開放學校和企業。他經常出現在媒體上分享自己的觀點，其中許多觀點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達的觀點一致。據悉，阿特拉斯現在與特朗普會面的次數比任何其他衛生官員都多。

阿特拉斯在7月份接受新聞採訪時說：「當更年輕、更健康的人患上這種疾病時，他們應對疾病沒有問題，我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很難承認這一點。」

據稱，阿特拉斯還與其他官員發生了衝突，包括比克斯博士和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奇博士。一位高級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阿特拉斯將自己定位為「反福奇博士」。在媒體報道後不久，阿特拉斯發表聲明，否認任何推動群體免疫戰略的行為。他說：「總統和本屆政府沒有實現群體免疫的政策。我從來沒有向總統或任何其他人建議過這樣的政策。」

截至9月2日，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突破600萬，達到了629萬例，死亡病例為19人，單日新增4.1萬

而人口1011萬的瑞典，確診病例8.5萬宗，死亡病例5813人，每100萬人口當中有8360人確診，相比平均數3327 ，高出一倍有多！每100萬人口當中有575人死亡，相比平均數110.6 ，也高出很多！不明白為何有人竟會提議效法瑞典？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韓國《韓國時報》8月30日發表德國前外長約施卡·菲捨爾的文章，標題是：西方機會主義的終結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矛盾幾乎每天都在升級。

菲捨爾文章指，中西矛盾涉及技術、貿易、全球市場份額和供應鏈，但也與基本價值觀有關。支撐這場經濟和意識形態競爭的是21世紀全球主導權的目標。全文擇譯如下：

德國前外長約施卡·菲捨爾

中西方的矛盾但為什麼偏偏是現在升級？

西方似乎並非現在才突然意識到中國崛起的影響。中國是由共產黨執政並不是新聞，這一點也沒有阻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穩步加深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西方領導人一直認為，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將使中國最終擁抱西方民主、人權和法治。他們錯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演化出一種新型的混合發展模式。到目前為止，這種做法非常成功。

其結果令人印象深刻——在許多方面，也是前所未有的。數億中國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就在一代人之前，中國還是一個科技落後的國家。今天，中國在許多定義21世紀的關鍵領域——數字化、人工智能、量子和超級計算機——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隨著中國準備在許多領域將美國甩在後面，它成為所有重要指標的領先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

中美對抗現在才升級的原因比較簡單，那就是西方的衰落。自工業化開始以來，西方就有效地壟斷了全球權力。但現在，一個亞洲大國將很快結束我們所熟悉的西方霸權。不管11月大選後特朗普是否留任，西方所受到的挑戰越來越大，這一情況將長期存在。

畢竟，在中國日益強大的同時，西方的主要國家卻相對變弱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改變中國和全球對美國模式的看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突然之間，西方的弱點暴露無遺，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而現在，新冠肺炎危機進一步暴露了美國的弱點和國內的薄弱處。美國應對疫情不知所措，這將有力地強化2008年危機給全球留下的印象。

同樣清楚的是，西方的適應、遷就和經濟機會主義戰略——這種做法往往近乎天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那麼，該怎麼做呢？

西方必須擺脫對中國的幻想——無論是基於戰略天真的幻想，還是基於過去那種強權政治的幻想。西方必須按照「中國是什麼就是什麼」的原則，找到與中國共處的方式。這意味著要在磕頭和對抗之間找到一條道路，以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為導向。

西方國家也應放棄自以為可以推動、強逼或勸誘中國成為自己那樣「民主國家」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