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江青和華國鋒等人（資料圖）
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中作了一場關於「《紅都女皇》事件」的採訪談話。
由於張穎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如戰爭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國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時，她一曾任外交部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她還是周恩來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晉的夫人，並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隨同章文晉赴美履新)，遂能夠以事件見證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歷史疑案，例如當年曾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
據張穎在兩本書中敘述，她記憶中的「《紅都女皇》事件」和“維特克事件”跟一些相關的傳聞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她的這些回憶，可以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相關的歷史疑惑。
《紅都女皇》一書與維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
傳聞中的「《紅都女皇》事件」，起始於1972年8月。當時有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成員中有一位在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維特克，要求在中國會見江青。江青聞訊後很感興趣，隨即會見了她，並在會見中希望維特克夫人能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以便把自己介紹給美國人民，維特克夫人欣然應允。此後，江青還帶著許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後來又到廣州，與維特克夫人多次長談，談話的時間累計長達60多個小時。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這本書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說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國出版，名為《江青同志》。
1972年，江青在姚文元的陪同下會見洛克珊·維特克
據筆者所知，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個叫范思的人翻譯過來，並由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另據看到過此書的人說，此書的書名是《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書中的標題和內容則是：江青「早期生活的開始」、“從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與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為中國藝壇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塵埃落定之後，如今人們已對過往的歷史煙雲失去了好奇心，、何況有關江青的書籍也早已數不勝數，已經不能再吊起讀者的胃口，所以，這本《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許多。
1975年，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被提起，並且越鬧越離奇。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由於維特克夫人的漢語聽寫水平不高，當時江青的講話主要靠王海容和唐聞生來翻譯，並且只能揀重要的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用英文記錄下來的則只是一個大概。談話結束之後，維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讓有關人員按全部錄音整理出來一份全稿，並譯成英文，交給她。江青爽快地答應了。
結束了在廣州的談話返回北京之後，當時參加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全體人員分工整理了幾個月，終於完成了中文整理稿，並列印了10份。隨後不知什麼原因，上級突然決定不再將之譯成英文，並將10份中文列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是否有不妥的內容，抑或是否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呢
在「文革」後期，有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即所謂「政治謠言」往往不脛而走。具體到「《紅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來表示對江青等人的不滿，並由此揣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內部分歧與鬥爭，以至於有追查「政治謠言」的舉動。至於說當時有人據此指責江青與“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之嫌”的維特克夫人合作，讓這本書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黨和國家大量機密”，如今看來，卻並非事實，真的不過是謠言而已。
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要說有不妥的內容可以，但說她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則言過其實。其實，當初一些參加談話的中方接待人員(如張穎等)，之所以很快就對江青談話的內容表示出驚訝和不滿，甚至馬上反映給周恩來，主要是因為江青在談話中涉及到了毛澤東的婚姻和家庭，這些也可以稱為是領袖的私隱。張穎回憶，那時她「深感驚訝，本能地感到不妥」，“至於對其他內容並沒有在意，更沒有什麼覺察到泄露了黨和國家機密一說”。
江青會見洛克珊·維特克
「文革」結束後，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曆數江青的罪狀，也提到了她與維特克夫人的講話，說江青“貶低主席，內容下流”。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裏。
為了挽回影響，當時有關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記錄稿。華國鋒在那次講話中回憶說：記錄稿，「‘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了。張穎則回憶說：江青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雖然很不得體，影響很壞，不過，因為記錄稿沒有流傳出去，並未立即產生風波。只是後來《紅都女皇》的出版，這才成為導火線，講話和書被聯繫起來，以至讓毛澤東震怒」，等等。此後，“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這就是「《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我們目前所知道的當時中央處理這一事件的過程，至於更加具體的所謂“內部處理”的內容，我們現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於江青談話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機密的內容，大概就是江青還講了賀子珍的一些話，如說毛澤東同她的分離是「她要求離婚的」，“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賀“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等等。關於她自己，江青也說了一些自己從前的緋聞。此外，就是說了關於批判《武訓傳》，乃至閑話《紅樓夢》等。上述內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顯然是不妥的，至於是否構成了機密，恐怕還談不到。
後來在追查謠言中，曾問那位香港女作家寫《紅都女皇》的資料是從何而來。從張穎提供的情況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維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員泄露的可能性。現在有人聯想：這或許是當時江青的對手所為，即他們藉此向江青發難，以及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的囂張氣焰。
那麼，對手會是誰呢？有人認為是周恩來，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軍人派”。如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後還咒罵江青是“大流氓”。或許因此會有人向香港有關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講話的內容，並指使人寫下這本《紅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後，在吳法憲的交代材料中記錄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談話，那是江青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釣魚台江青住處的一次談話。當時江青從自己的出身談起，說自己從延安時代就一直是毛澤東的革命助手，並且“肆無忌憚披露了毛澤東延安時期和解放後婚姻家庭方面的私隱”。其中的細節，大大超過了後來江青與維特克夫人談話的內容。
當然，以上皆是揣測，或許也不妨被認為是當年追查「政治謠言」的一個背景說明，至於它與歷史事實相去的遠近，則非筆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論。
說到當年相關的追查謠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按照有關方面的指示，從1972年開始重新印刷和發行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等，一時在社會上掀起了熱讀「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時，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講話等也在廣泛流傳。據張穎回憶：到1974年，因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的談話中提到過《紅樓夢》的內容，於是，被人從秘檔中抄寫了出來(後來還被人印成油印稿擴散)。恰好這時正是「《紅都女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江青得知後，立刻要人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怕將兩碼事搞混了，授人以柄。於是，遂有在社會上追查的舉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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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一生，曾與四個數字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四個數字分別是：28、99、8341、300。
毛澤東與28
1、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生。28年後，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出席中共一大會議黨代表平均年齡28周歲(李達31歲，李漢俊31歲，張國燾24歲，劉仁靜19歲，毛澤東28歲，何叔衡45歲，董必武36歲，陳潭秋25歲，王盡美23歲，鄧恩銘20歲，陳公博29歲，周佛海24歲，包惠僧27歲)，毛澤東時年正好28歲。
2、「二十八畫生」是毛澤東從1915年到1918年曾多次使用的一個筆名，因繁體字“毛澤東”共二十八畫而取之。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毛澤東曾以「二十八畫生」為名公開徵友。
3、1917年，毛澤東與楊開慧初戀時，楊開慧正是中國所說的「二八」佳人--16歲；1921年，二人結婚時，毛澤東是28歲；1929年，楊開慧犧牲時也正好是28歲；而從他們結婚到1949年建國，又正好是28年。
4、秋收起義開始的28天後，即1927年10月7日，毛澤東率起義隊伍到達寧岡縣的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創立了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從城市到農村的偉大戰略轉移，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開闢了新的道路。
5、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
6、1929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做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報告(即古田會議決議)並重新當選前委書記。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共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人民軍隊建軍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7、毛澤東在1932年10月被撤消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28個月後的1935年3月，已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的毛澤東被任命為「前敵司令部」政委，繼而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紅一方面軍再度成為朱毛紅軍。
8、28歲的賀子珍1937年10月離開延安到西安後轉到蘭州、新疆去蘇聯，從此再也沒能回到丈夫毛澤東身邊。
9、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率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歷時一個多月，簽訂了「雙十協定」，顯示了毛澤東的大智大勇和中共的和平誠意，贏得了全國特別是大後方的民心。
10、中國自古就有28星宿之說，漢光武帝平定天下時，就有聞名於世功臣28人，毛澤東成為開國領袖，也有28位大功臣。他們就是1949年9月21日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被選舉出來的中內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同年10月1日下午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選取出的：秘書長林柏渠，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羅榮桓等10人，還有毛澤東已經成竹在胸的六年之後，也就是1955年授銜的十大元帥和十大將，將朱德和羅榮桓重複計算人次去掉，正好是28人。
11、為紀念中共建國前二十八年的奮鬥歷程，經毛澤東提議，在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上，54門禮炮齊鳴二十八響。
12、28歲的毛岸英1950年11月25日犧牲於抗美援朝前線。
13、1954年9月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4、1956年8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
15、廬山牯嶺28號房--1959年夏賀子珍最後一次見毛澤東時曾住在那裏。
16、歷時28天的「七千人大會」於1961年1月11日召開(至2月7日結束)，會議期間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該會對糾正大躍進和反右傾錯誤，扭轉國民經濟困難局面具有重要意義。1992年，事隔30年後，鄧小平回憶說：“在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它的意義和作用在我們這些親歷者當中永遠不會忘記，我相信歷時愈久，影響愈深。”
17、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
18、1972年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遜，這次會見距他1944年會見美國軍方和政府的代表--美軍延安觀察組相隔正好28年。
19、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閉幕，在其後的十屆一中全會上80歲的毛澤東仍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
20、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小他28歲的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項被政治局通過的提議，客觀上為日後粉碎四人幫創造了有利條件。
21、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強烈地震。病危中的毛澤東聞知潸然淚下。《中共中央關於唐山、丰南抗震救災的通報》成為他生前批發的最後一份文件。
22、毛澤東逝世的第28天，即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順乎黨心民意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毛澤東與99
1、1927年9月9日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也正是在這一天，毛澤東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後僥倖逃脫。
2、1929年的農曆9月9日。紅軍打下了上杭，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就在傳統佳節的這一天，毛澤東以充滿豪情的文筆書寫下了「……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的千古佳句。
3、1949年9月9日，毛澤東入住北京中南海。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在百忙中最後審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而這個綱領實際上便是當時的「臨時憲法」。
4、1956年9月9日。毛澤東在這一天集中精力，認真審定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該報告明確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5、1971年9月9日，毛澤東將乘坐的火車專列果斷令其離開杭州，開到了紹興附近。從而在無意或有意中避免了林立果所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即武裝起義諧音的代號工程)，欲以空中炸彈炸、地面火力突擊加害毛澤東的行動。
6、1976年9月9日0：10分，毛澤東逝世。
毛澤東與8341
秋收起義時，毛澤東有一把漢陽造的步槍，槍的編號是8341。毛澤東到延安後，常常要把步槍拿出來擦擦，非常珍惜。「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實踐，就是從這支槍開始的，最後武裝奪取了政權，取得了全中國的解放。
負責保衛毛澤東的中央警衛團的番號先後更換過幾次，第一次正式使用番號是1953年，由總參統一編號，稱為「總字001」。大概使用到20世紀50年代末，又更換為“3747”部隊。一直到1964年前後，中央警衛團才第一次使用“8341”這個代號。據說這個代號曾經是總參部隊的一個軍用倉庫，後來因為倉庫撤銷，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不叫這個代號了。總參將8341給了中央警衛團。8341一直使用到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才真正完成使命，退出了歷史舞台。
溯本追源，張思德是8341部隊最早期的戰士之一，在燒炭時舍已救人，以身殉職，警衛團領導說要用好一點的棺材安葬；毛澤東說，要開追悼會，我要親自講話。於是，就有了《為人民服務》，就有了追悼會。
巧合的是，8341”四位數字還代表著毛主席活83歲(1893年-1976年正好83年)，當領袖41年(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至1976年正好41年)。
毛澤東與300
在金錢方面，毛澤東似乎對「300」這個數字情有獨鍾。無論是對自己的故舊、朋友、老師還是素不相識的農民，也不論是在50年代、60年代還是70年代，毛澤東一旦出手捐助時，給多方的都是300元。
1953年，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小名勝五)進京看望毛澤東。分手時，毛澤東贈送生活費300萬元舊幣(摺合現幣300元)。
1954年，湖南一位叫伍如春的老先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曾和毛澤東同窗，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毛澤東曾動員他一塊鬧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家鄉當教師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難，還寫了一首詩，詩中有一句為「雲兒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車薪」。毛澤東看了以後，隨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幣三百萬元，聊作杯水。”這300萬元錢是人民幣舊幣，其實就是300元人民幣。信中的“雲兒”是伍如春的兒子伍雲甫，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解放後曾任衛生部副部長等職。因為伍如春的信，毛澤東在1955年春節團拜見到伍雲甫時還批評他為什麼不給老家寄錢。伍雲甫的兒子伍紹祖曾任國家體委主任。
1956年8月11日，毛澤東複信給羅哲烈士(湖南株洲人，20年代曾隨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的妻子曹雲芳，信中說「羅哲為黨艱苦工作，我可作證，當時沒有別的證件。恤金由誰領的問題，應由當地政府去作決定，如果決定給繼子，不給女兒，也就算了，不必為此去爭論。墳墓可由家屬修理。現寄上三百元，請你酌量處理。今後如果還有困難，可以告我設法。」
1957年5月，毛澤東和楊開慧當年保姆陳玉英的女兒孫燕(學名孫佩君)寫信給毛毛澤東要求幫助解決初中畢業後升學問題。當年6月8日毛澤東複信：「佩君同志：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畢業，甚慰。升學的事，我不宜於向學校寫信。能否考取，聽憑學校。如不能升學，可以在家溫課。寄上三百元給你母親，以後還可寄一些。不要憂慮。毛澤東」。
1962年2月，毛澤東的前兒媳(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與空軍飛行員楊茂之結婚。舉行婚禮時，毛澤東手書了《三打白骨精》等相贈，還附送了300元錢，說：「我又不上街，不知買什麼東西好，你們根據需要自己買一件禮物吧。」
1962年7月，長沙市稅務局幹部張人價和湖北財經專科學校教授張人惕致信毛澤東主席，向他報告父親張有晉故去的訊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張有晉擔任過該校數學教員。7月19日毛澤東複信：「驚悉有晉先師因病逝世，不勝哀悼。謹此致唁。毛澤東」“另奉薄儀一份，聊助營奠之資”。這次毛澤東為先師故去所備的“薄儀”依然是300元人民幣……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無奈。這封來信使那時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後流下了眼淚。用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複信給李慶霖：“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李慶霖家中至今保存著他當年趴在上面給毛主席寫信時的竹桌，而毛澤東寄給他的三百元錢，至今也還存在當地的儲蓄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