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的政治氣候變幻莫測。「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罷免了一切領導職務，最後屈死在中國的中原古城開封。鄧小平和其他被撤職的中共高官也被流放到遠離北京的外地。與此同時，中國國防部部長林彪一躍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毛澤東已經將他選定為接班人，並且寫進了中共黨章。但是，當林彪再三向毛澤東提出要增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時，被毛澤東嚴詞拒絕。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對林彪失望，並且開始不信任他。而且，毛澤東也已經開始對「文革」運動如何收場感到困惑。於是，他秘密地離開北京到南方巡視，向地方軍區的領導幹部指示要加強全黨全軍內部的團結一致。林彪和他的黨羽，包括已經擁有很高職務的林的妻子葉群和兒子林立果，這時則加快了企圖搶班奪權和分裂中央的陰謀活動。
林彪墜機現場
林彪墜機，我被特別指定去辨認林彪的屍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他的家人及其黨羽在其陰謀暴露後倉皇出逃，但是卻沒有成功。他的黨羽數人駕駛飛機在起飛後不久即被迫降擒拿。林彪和葉群、林立果乘坐一架軍用飛機在山海關空軍機場緊急起飛，卻在飛越中國邊境上空進入蒙古的領空時，在其境內的溫都爾汗墜毀。這就是曾經震驚中外而且令人費解的「九一三事件」。
蒙古的空軍雷達發現了這架中國軍用飛機進入蒙古領空後墜毀的情況，誤以為是中國的偵察飛機侵犯了蒙古的領空。當飛機墜毀後，蒙古外交部立即照會中國駐蒙古使館提出抗議，同時通過蘇聯駐蒙古使館向蘇聯報告了這個情況。蘇聯外交部在獲悉此事件後，立即指示蘇聯駐華使館儘快了解這個情況。於是，托爾斯基科夫大使特派我帶領使館武官處的兩名年輕的少校軍官前往蒙古實地了解真實情況。當時我問大使，為什麼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他先說我是政治參贊，此事屬於我的工作範圍。而後他才告訴我，蘇聯外交部已經從情報中獲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慮到我在中國多年而且認識林彪，故特別指定讓我去蒙古辨認是不是林彪的屍體。同時為了不驚動中國官方，決定讓我們從北京乘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前往。
我從他的體形觀察覺得很像是林彪本人，但我卻無法從他的面容來確定是不是他
我其實特別喜歡乘火車旅行，因為火車比飛機更安全，而且坐在火車上可以看沿途的景色，而坐飛機只能看見天空。我們進入蒙古，在中途一個指定的車站下車。到車站來迎接我們的是蘇聯駐蒙古使館武官巴拉諾夫上校。他開車帶我們到了溫都爾汗的一塊開闊的沙地，那裏是中國飛機墜毀的地點。可是我們到了那裏卻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蒙古人已經將飛機的殘骸、飛機失事留下的屍體和所有的物件進行拍照，然後挖了個大坑就地掩埋。為了讓我能夠辨認，他們又將這個大坑掘開了。
因為溫都爾汗的氣候炎熱乾燥，加上屍體被埋葬在沙坑裏沒有受到風化腐蝕，所以屍體保存得基本完好。我們看見飛機的殘骸上有槍擊的痕迹，而且可以判斷子彈是從機艙里射出來的。因為機艙外部的彈孔是呈開花狀的。我們無法猜測飛機在墜落前，裏面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飛機的墜毀絕對不是因為受到來自機艙外邊的攻擊所致。
因為飛機墜落後即起火爆炸，致使機上九個人的屍體被燃燒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這九具屍體上的衣服都已全部被燒毀，所以全都是裸體，而且都慘不忍睹。其中有一具裸體女屍，我想應該是林彪的妻子葉群。至於林彪，我從他的體形觀察覺得很像是他本人，但我卻無法從他的面容來確定是不是他。於是，武官巴拉諾夫上校將他拍攝的林彪的屍體被掩埋之前的照片拿給我看。但這些照片的效果與從沙坑裏挖出來的林彪的屍體基本上相差不大。
來自莫斯科的電報指示我們可以在現場取下林彪的頭顱，再由專人負責護送去莫斯科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切無誤地鑒定林彪屍體的真偽，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即可以通過檢驗林彪的牙齒來確定是否是他本人。這是醫學上對被火燒過後的屍體進行其人鑒定而常採取的辦法。因為我知道林彪早年曾經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後來又到蘇聯療養，而且在軍事醫學院治療過牙病。我想在蘇聯應該保存了他的牙齒檔案。我的建議通過蘇聯駐蒙古使館用電傳報告了蘇聯外交部。我們很快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命令，指示我們可以在現場取下林彪的頭顱，同時收集飛機殘骸的標本和有參考價值的物件，再將空難者的屍體和其餘的物件就地掩埋，然後由蘇聯駐蒙古使館武官處派專人負責，將林彪的頭顱連同收集的飛機殘骸的碎片和物件立即護送去莫斯科。
。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鄧小平和劉伯承（資料圖）
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兩人之間其實存在鮮為人知的歷史誤會,但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而主要是緣于軍事理念上的歧見。
第四次反「圍剿」的「土洋」之爭
歷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當時劉伯承發表了批評毛澤東、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文章，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著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十分惱怒，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拿么子打嗎？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鑒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指揮紅軍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里沖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佔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彭德懷並不知道，實際上，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如今看到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果斷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計劃與實施的過失，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
因「百團大戰」而起的糾葛
全面抗戰爆發後，彭德懷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在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發起「百團大戰」，一舉殲敵4.3萬餘人，拔除敵偽據點千餘個，期間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兩人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7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劉伯承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也存在著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軍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的這些問題，並不是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然而，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就是過早地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再有什麼異議。然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卻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