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6期，原題為「二把手」彭述之的人生沉浮”
陳、彭與中央的「絕交書」
中共六大之後，向忠發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領導能力欠缺，因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但不到一個月，蔡和森就被撤職。中共中央秘書長李立三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彭述之等人自認為資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領導人。而且他們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後受到處分，心懷不滿，於是紛紛從各地聚集到上海，開展宗派主義活動。在陳獨秀周圍，逐漸形成了以陳獨秀為首、彭述之等人為骨幹的黨內小集團。
1929年，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中國，陳獨秀從托洛茨基理論中得到了莫大的寬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國托派奉為經典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以此為契機，陳獨秀在七八月間給中央寫了三封信，公開批評中央“武裝保衛蘇聯”等政策方針，要求黨中央接受託派路線，拋棄中共六大路線。黨中央理所當然地予以拒絕，並多次警告他們停止宗派活動。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兩次致信中央，公開向黨中央示威說：“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
在陳獨秀、彭述之與中共中央論戰的同時，彭述之、鄭超麟、尹寬等人在黨內積極爭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開除彭述之等人的黨籍。中共中央首先將彭述之等幾員大將開除出黨，而沒有將陳獨秀先開除出黨，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陳獨秀儘快懸崖勒馬。得知江蘇省委決議後，陳獨秀與彭述之於10月26日聯名致信中央，對中央的警告進行反擊，指責這是「濫用中央威權，鉗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公開討論」。他們還表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不怕開除黨籍的。”這封信可以說是陳、彭與中央的「絕交書」。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指出：「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宣佈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預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開了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
在中國托派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原先並沒有安排彭述之，後根據各托派社團人數與代表名額相平衡，由「無產者社派」增加了一個名額，給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開大會時，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當選為代表，對代表安排大為不滿，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破口大罵，將這次大會稱為“分贓大會”。不料陳獨秀在大會上將這封信讀了出來，並問彭述之：你現在還堅持信內的意見嗎？結果全場哄堂大笑。
中國托派統一後，積極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但因叛徒的屢次叛變，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與彭述之等被捕，「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就這樣解散了。
被開除黨籍的彭述之（資料圖）
彭述之與陳獨秀：從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陳獨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釋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臨時中委會，繼續從事托派組織活動。陳獨秀出獄後，國民黨極力拉攏他，遭到陳的斷然拒絕。陳獨秀回答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今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
9月9日，陳獨秀離開南京去武漢。有人勸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組織，他拒絕了。據鄭超麟說，陳獨秀出獄後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會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臨委為彭述之所把持，陳獨秀與彭述之在獄中就時常爭吵，陳不願再爭論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陳獨秀公開宣佈“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擺脫了黨派利益的束縛，站到國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同時，陳獨秀與譚平山組織的「第三黨」、救國會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以圖組成聯合戰線的團體，“不擁國，不阿共”，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的。陳獨秀嚴厲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關門主義，要求“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一時盛傳中日言和停戰。陳獨秀公開發表談話，要人民“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陳獨秀這些抗戰言論，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臨時中央領導人的批評，稱陳獨秀“完全表示了他放棄了自己多年來為之奮鬥的革命旗幟，這等於叛變了組織，叛變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給第四國際書記處寫信，說陳獨秀已離開托派。1942年5月27日，為國民黨、共產黨、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陳獨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劉家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雖然重新組成了托派的領導力量，但由於分歧嚴重，內部很快發生分裂。從此，中國托派分裂成兩派，彭述之一派自稱「多數派」，鄭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稱為“少數派”。托派分裂後，彭述之遭到“少數派”的種種批評。王凡西批評彭述之說：“在我的認識中，覺得他有一個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偽造過的‘列寧主義’，特別是……那個組織觀念。”鄭超麟對彭述之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說彭是冒牌農民、自封書記、國民黨的辯護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說他是“第一個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
陳碧蘭（左）與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在一起（資料圖）
陳碧蘭：一位女性的出現
彭述之一度與向警予戀愛，但黨中央不支持。向警予奉命去莫斯科後，彭心情非常糟糕，開始酗酒。這時，一位叫陳碧蘭的女性的出現，撫慰了彭述之的心。
陳碧蘭和羅亦農原是戀人，因陳先從蘇聯回國，羅亦農託付彭述之照顧陳碧蘭——沒想到引來又一段感情糾葛。為了解決陳、羅、彭三人之間的關係，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開會議。會上，陳碧蘭只是哭，不說話。羅亦農姿態很高，表示自己不計較這些，以後還會與彭述之很好地合作。事後，羅亦農也的確表現得很好，一心撲在工作上。
1925年，彭述之與《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陳碧蘭結婚。1946年5月1日，彭述之和陳碧蘭創辦了兩個托洛茨基主義的公開刊物，一是彭述之主編的理論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另一個是陳碧蘭主編的《青年與婦女》，不久改名為《新聲》，一直出版到他們1948年末離開上海為止。
托派成員周履鏘在晚年撰寫的《聽彭述之講課》一文中，回憶了彭述之1947年在上海辦哲學班的情況：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響，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經常閱讀《青年與婦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陳人白寫的文章。大約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對我說：「上海有一個哲學班，每星期日上午，陳人白教授主講。」我當然樂意參加，他帶我到卡德路（現在叫石門二路）山海關路育才中學的階梯教室……
聽課的人背後甚至當面稱陳先生為歐伯。後來才知道，歐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僅次於陳獨秀的第二號領袖。
……其實彭述之講課時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介面述的。一次課或一個課題結束後，將筆記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可惜當年的筆記本都沒有保存下來……我敬佩彭述之的淵博知識和革命經歷，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終身難忘的…… 1948年春，當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根據地取得重大勝利之際，彭述之和劉家良在托派「中常會」開會討論形勢時還斷言：“中共要想奪取政權絕對不可能。”當解放軍取得渡江戰役的勝利後，彭述之等將“中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對新政權躍躍欲試。而當時中國托派總人數不超過500，彭述之等人的計劃無異於痴人說夢。
上海解放前夕，彭述之將托派「中央機構」撤到香港，並在大陸上建立潛伏組織，通過香港總部接受“第四國際”的指示。1952年12月22日，黨和政府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宣佈取締大陸的中國托派組織。由於港英當局的逼迫，彭述之到香港不久便流亡越南西貢和第四國際駐地巴黎。1973年後，彭述之定居美國。
彭述之陳碧蘭感情很好，雖經歷了被開除出黨、漂泊海外的顛沛生活，但相伴終生。陳碧蘭在晚年撰寫的《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一文中寫道：「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長歲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經常陷於貧窮、驚險、恐怖與逃亡的狀態……從國民黨的追逐、逮捕、監禁，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衊乃至企圖迫害；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數次都是在千鈞一髮的死亡線逃脫出來的。他活像一個扮演驚險影片的主角。假如單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幸運兒’！」
1983年11月28日，彭述之因患心臟病在美國去世，終年89歲。彭眷戀故鄉，彌留之際囑咐女兒陳映湘一定要回湖南隆回老家看一看。
對於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作了評價：「彭述之死了，一個老革命家逝世了……這樣一位始終不變，為一個政治主張而鬥爭終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確或者錯誤，也不管他的事業成功或者失敗，他之值得人們悼念、值得後來者的研究，那是完全應該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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