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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鄧小平:天安門上主席像是否永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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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鄧小平:天安門上主席像是否永遠保留?

2020年09月18日 17:36 最後更新:11:10

鄧小平在毛澤東紀念堂(資料圖)

毛澤東的遺體保留和毛主席紀念堂的興建,是在剛剛粉碎「四人幫」後的特殊環境中進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通過撥亂反正和糾正個人崇拜的錯誤,對紀念堂的建設也自然引發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道引起轟動效應的指示。在這個關於「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中,專門有這麼一條: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發出的當天上午,人民大會堂東門前,開來了兩輛吊車和一輛加長大卡車,工人們奉命將懸掛在那裏的巨幅毛澤東像取下。這一行動立即引起了圍觀群眾的強烈反應,不少人紛紛對此發表議論,拆除行動卻照常進行。

此後,從首都到全國各地採取一致行動。毛主席的畫像從會議室、教室的牆上被摘了下來,路邊磚牆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語錄」被清理掉,“文革”期間豎起的絕大多數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堅固,拆除時甚至使用了炸藥。

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中國百姓的疑慮和不安。畢竟,人們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時間,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維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時期,誰敢撕毀或燒掉帶有毛主席像的報紙,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澤東遺體、毛主席紀念堂又將如何呢?

天安門廣場歷來是中國政治的中心,是類似人體神經末梢一樣的最為敏感之處。這一由天安門廣場開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國人及世界輿論的關注,種種公開的和私下的評論開始了。西方有的報刊說「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港台報刊則預言“大陸批毛,勢在必行”,國內的老百姓們也愈發關注著黨中央的態度。

奧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長捕捉時機採訪新聞的義大利記者兼作家。她的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採訪過數10位政壇首腦和風雲人物,並素以提問尖銳、言辭潑辣而著稱。據說,就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異提問弄得下不來台,事後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採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現在了北京。善於捕抓重大新聞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虛傳,中國正在採取的行動顯然使她極感興趣。

經過十一屆三中、四中和五中全會,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地位逐步確立,此時他已經是中共的實際負責人。在《決議》即將拿出來交給省軍級以上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之際,有必要使國內外對中共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有所了解。決不能讓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語錄牌,成為所謂「非毛化」的證據。因此,鄧小平決定會見這位義大利女記者,借用她的筆向外界宣傳一下。

於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車駛入了中國的心臟——中南海。

法拉奇走進了鄧小平的辦公室。相互問候過後,鄧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請坐的手勢。法拉奇也沒有一句客套的開場白,隨即單刀直入地開始了提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鄧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乾脆,他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鄧小平坦率、客觀的態度和大度從容的風度吸引住了,她靜靜地傾聽著。鄧小平拿起一根煙點著,繼續說道:「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在接下去的採訪中,法拉奇又兩次提到了天安門廣場,一次是關於毛主席紀念堂,一次是天安門前的馬、恩、列、斯畫像。由此可見,法拉奇始終關注著天安門廣場這個中國政治的「睛雨表」。

鄧小平則從容談到:「粉碎‘四人幫’,建毛主席紀念堂,應當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見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死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 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求得比較穩定這麼一個思想考慮的。」

法拉奇卻緊追不捨,又繼續問道:「那麼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對鄧小平的採訪分兩次進行,共4個小時。鄧小平的坦率、真誠,堅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維,給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鄧小平自己也說,他的被採訪「考試及格」。不難看出,這次採訪,透過天安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紀念堂等問題,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如何評價毛澤東功過的大問題。

鄧小平與法拉奇的談話內容在國外報刊披露之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佈,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面批判毛澤東。但是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國際輿論還對這位中國歷史大轉折關頭的掌舵人,予以了極高的評價。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毛澤東的評價,其意義不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功與過,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歷史上的大是大非。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鄧小平接受法拉奇採訪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鄧小平也曾先後9次就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談過自己的意見。

他對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說,這個決議的中心意思應當有3條,其中「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決議》數易其稿後,鄧小平仍對毛澤東評價這一部分不滿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講道:“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時間討論了《決議》,並在黨內4,000人參加討論的基礎上定稿,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再次進行推敲,最終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了《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毛主席紀念堂建造的主持者華國鋒,也一直與這個建築聯繫在一起。

12月26日和9月9日,是毛澤東的誕辰和忌日。在每年的這兩天,毛主席紀念堂都會毫無例外地接待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就是毛澤東逝世前所選中的接班人——華國鋒。

華國鋒生於1921年,山西省交城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共產黨。曾任區游擊隊隊長等職,參加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爭。1940年任交城縣各界抗日聯合會主任,後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1949年夏,華國鋒隨解放軍南下,後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湖南湘潭縣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作為毛主席家鄉的「父母官」。

新中國成立後,華國鋒先後擔任過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區專員公署專員、中共湘潭地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59年,毛澤東到長沙並回家鄉韶山,此間認識了湖南省委的華國鋒,並給他留下了忠厚、老實的不錯印象,從此進入了毛澤東的視線。

「文化大革命」期間,華國鋒於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任省革委會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71年,華國鋒調任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副組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後,華國鋒於2月出任國務院代理總理。同年4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確立。

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修建毛主席紀念堂,讓人民永遠瞻仰毛主席遺容;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經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追認),並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80年9月,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又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繼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從1976年到2002年,華國鋒職務雖一降再降,卻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在200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華國鋒仍是大會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屬機關小組,但他請了病假,沒有參加會議。有代表詢問為什麼沒有提名華國鋒為十六大中央委員,中直機關小組召集人解釋說,主要是考慮他已是81歲高齡,身體也不好。

華國鋒沒有進入「十六大」中央委員會,引起了西方輿論的關注。路透社評論說:“毛澤東欽點他接班,鄧小平讓他退位,即將離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靜地結束了政治生涯,這個傳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華國鋒。”一名駐北京的外國外交官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如果中國共產黨決定第三代領導都必須退,那麼華國鋒也應該離開。”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這樣描述華國鋒目前的生活現狀:深居簡出,勤練書法。他最近看到華國鋒的一幅字,“鯤鵬展翅”4個顏體大字寫得渾然大氣、骨力畢現。

華國鋒對自己的言行十分嚴謹,雖然他仍然享受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國一些地方走訪,卻很少離開北京,也從不議論時政。華國鋒身邊的人和友人,現在習慣稱他為「華老」,對於這個稱呼他感到很自然。

華國鋒與毛澤東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淵源。他是毛澤東選定的繼承人。毛澤東是他的恩師,毛主席紀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來的,他對此懷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毛主席紀念堂」這幾個字也是華國鋒所題,他不擔任領袖後許多題字都被換下,而這幾個字卻保留下來。

華國鋒雖然深居簡出,每年有兩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帶著家眷和隨從去毛主席紀念堂。每次瞻仰毛澤東遺容,華國鋒都親自喊行禮令:「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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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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