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到警察總部，訪問警務處處長一哥鄧炳強，表現得很興奮。
葛珮帆訪問警務處處長一哥鄧炳強。
葛珮帆講開場白咁樣時，先代朋友問一哥一些私人問題，包括：是否鍾意打邊爐、喜愛吃什麼、「忠誠勇毅」怎樣創作、平日如何減壓、最近有沒有煲劇、有沒有首本名曲等等？
一哥回答說，打邊爐鍾意食蟹柳，去茶餐廳鍾意食蛋撻飲奶茶，「忠誠勇毅心繫社會」口號，是警察學院同事去年在170周年紀念晚會上創作的。街市買餸可以減壓，然後由太太下廚，撚手菜有炸排骨及掉轉冬瓜盅煑齋。最近有看無線電視由楊明當主角的「機場特警」，卡拉OK多數唱警察歌，例如「大丈夫」。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進入正題，警方日前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只承認已登記在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的傳媒，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引起社會熱議。
一哥表示，以往記者都好合作和自律，會做正常的採訪，所謂「正常採訪」，是不會參與現場活動。有三個簡單的要素，第一，你是採訪的人士，而不是參與活動的人士，第二，不會刻意阻礙警方工作，第三，不會攻擊警方，構成危險。不過，在過去一年，警方在現場見到部分記者與以往好不同，一些人身穿黃背心的疑似記者人士，作出了違反剛才上述的三個行為。他們變成會參加遊行，甚至暴亂，刻意阻礙警方工作，當警方想作出拘捕行動時，阻擋警員，令疑犯逃脫甚至搶犯，亦有人向警方攻擊，擲雪糕筒等雜物。
一哥強調，警方非常注重及尊重新聞自由，但先決條件是不能影響警方執法。所以，近期警方會在現場拉起一條橙帶，圍封一些行動的區域，讓警方可以安全進行執法行動，為的就是針對這些黃背心的「任何人記者」。記協說，任何人都是公民記者，任何人都有權力拍下他們想拍攝的事。一哥是同意的，但問題是，現時不確定這些行為是否會對警員構成危險，所以要用橙帶圍住，將這些黃背心的「任何人記者」隔在外面。但這樣會對一些真正從事正常採訪活動的記者，確實是有些不便。
鄧炳強透露，為了可以便利到記者再貼近一點做採訪，在8月10日（在壹傳媒拘捕黎智英等人）的行動中，嘗試有一個先導計劃，讓部分記者入場。事後很多人有不同意見，認為不公平，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哥表示認同，所以他認為應該要有一個具透明度以及客觀的標準，讓記者知道誰可以進入封鎖區內採訪，因此，他認為最合理是用政府新聞處的標準，只要登記了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便是正常傳媒，是相信不會對警員造成危險或阻礙，所以修改「傳媒代表」的定義，不但更便利記者，亦便利了前線警員如何識別真假記者，在現場處理。
葛珮帆表示，今次警方撥亂反正，其實有很多記者朋友表示歡迎，因為他們反映，之前很多假記者充斥，令他們採訪加添難道，阻礙他們真正記者採訪及拍攝，甚至曾被這些假記者的攝影機打中頭。其實放置於全世界，當有事情發生時，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入事發現場，設立一個中央記者發牌制度，是有必要的。
葛珮帆提到，記協等傳媒團體，以及七間大專院校新聞系發言，反對今次修改「傳媒代表」的定義，讓他們不能採訪。一哥表示，他們仍可照常在其他場合採訪，警方只會在大型的示威場合，或出現非法活動，以及混亂的情況下才會有封鎖區。
警方一直很注重和傳媒的關係，只要記者不影響警方行動效率及執法便可。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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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香港何去何從? 建制派8月曾發表名為「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的聯合聲明，提出變革的呼喊，但沒有具體內容。建制派的元老級人物，身兼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的譚耀宗認為，香港須從行政和司法兩方面作出變革，改革問責制官員及公務員運作模式，改革司法機構，推動政府善用政策調整，解決社會矛盾。
譚耀宗在接受《堅雜誌》專訪時指出，香港近一年來發生了這麼多事，現在需要靜下來，思考有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建制派希望能推動政府改革。
譚耀宗。《堅雜誌》圖片
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大眾對政府的期望大幅度提升，政府也經常會對市民和社會作出一些承諾，但有時政府的這些承諾最終卻未能落實，令市民感到失望。而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譚耀宗認為其中一方面，就是公務員體系原有的運作模式，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未能符合社會期望，令政府施政出現了問題。
舉例而言，政府向全港市民派一次錢，需要幾個月時間才派得出來；現在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但最近港大深圳醫院想使用病人的病歷都搞出一大堆事，其實只要當事人自己同意就可以辦到的事，到政府這邊卻顯得寸步難行；疫情之下，許多市民要求政府推出「健康碼」，要求將兩蚊乘車優惠降至60歲，政府上下都認同，但也一拖再拖，做不出來……
種種這些，令人對政府的施政效率產生懷疑，而政府的政策措施需要公務員配合，政府很多事情做不出來，問題很可能就出在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公務員以前很有效率、很精幹，但現在好像不是，是否我們的運作有問題呢？」
譚耀宗指出，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有很多優點，比如，廉潔、守規矩，做事都依照法律按本子辦事。但是，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和社會對政府的期望不斷提升，原有的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就會與社會脫節，未能符合社會的期望。
公務員體系運作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要受到法律的制約，社會上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一些公務員就產生了「唔做好過做」的心態，「有時覺得佢哋乜都唔做，乜事都推到特首身上，咁特首死梗了。」
公務員隊伍中可能還有一些「黃絲」，政見立場與政府不同，那就會帶來更多的問題。還有些公務員在心態上不想變，常抱怨說：「又變？又改？以前唔係咁，問責局長政治上討好人，搞到我哋改來改去。」於是經常以人手、資源不足為由推搪，「冇咁多人手，要做就增加資源。」
除了公務員團隊須隨時代作出變革，譚耀宗認為問責制官員團隊也要作出一些變革，「好似好多問責局無乜事做。」他認為，問責制官員應該視為一個團隊，雖有分工，但並不能夠事不關己，就高高掛起，不聞不問不出手相助，而應該將問責制官員視為一個整體，共同去推動政府的重大政策。這次政府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統籌，與其他多個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一起去落實，譚耀宗認為，這就是正確的做法，否則全部事情都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負責，一人累死，其他人則無事可做，就不理想。
不僅行政部門須變革。譚耀宗認為，司法機構也須變革，《基本法》強調司法獨立，是指審理案件時，由法官獨立審理，不受其他干涉、干擾，但司法機構一路發展也會出現一些問題。譚耀宗說：「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烈顯倫最近提出司法機構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認同。」
全國人大常委2020年6月30日通過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
他認為，在確保司法獨立的同時，也要有機制去監管或提意見。外國也有這樣的機制，比如，可以成立由法律界代表和社會上的代表共同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監察法官。「如果你只告知市民不能批評他們（法官），大家不服氣，久而久之，大家會覺得法官講這些話，作出這樣的裁決，大家覺得很不合理，有些人就會發起寫信攻擊他們（法官），這也不好。法治要維護，司法機構要尊重，法院自己對社會也要有問責性。」
對於司法機構存在的問題，譚耀宗舉例指出，司法機關以前沒有那麼多司法覆核案件，但近年來這類案件越來越多。本來司法機構會把關，即使有人提出司法覆核，也不一定就允許。但現在不同，大多數案件都同意，而且在作出同意與不同意的決定之前，先搞一輪雙方辯論，攤開資料，差不多等於開庭，然後才決定。結果出了很多事情都由法庭處理和決定的現象，有些事情是政策上的問題，結果也由法庭處理，代替了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去年11月，高等法院裁定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以《緊急法》訂立規例，違反《基本法》多項規定，故頒令《禁蒙面法》無效，就是其中一例。譚耀宗說：「我當年在《基本法》籌委會的法律小組，我們看了全部法律，哪有違反《基本法》？」
另一方面，英國的司法機關有量刑委員會，香港是否也需要？譚耀宗指出，有時法官很少接觸外界，甚至很少讀報看新聞，這有可能導致與社會脫節，不能掌握社會發生的事情。有時當社會發生一些嚴重事件，而且經常發生時，可能量刑方面就要有些變化，量刑要起阻嚇性作用。但是，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制度，未必有人提醒法官，而法官自己也未必能考慮到這些。
近年一些裁判法院的法官，將自己的個人感受寫入判詞中，給人的感受似乎有些個人看法，可能有些政治取態，存有偏頗。因而，即使法官本人仍然是依法判決，但會受人質疑。有時候這麼做可能會讓人覺得是法官做了辯護律師的角色。譚耀宗認為，這方面也值得改變。
譚耀宗認為，政府的律政司方面對於法庭的判決也須作出及時反應，比如，如果發現有量刑不當的，要及時作出反應，須上訴的要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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