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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苗子說「死」:遺囑中吩咐兒子把骨灰餵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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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苗子說「死」:遺囑中吩咐兒子把骨灰餵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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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苗子說「死」:遺囑中吩咐兒子把骨灰餵豬

2020年09月28日 17:47 最後更新:11:10

黃苗子(1913~2012.01),廣東中山人。當代知名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資料圖)

黃苗子先生的幽默,先來看看他的「遺囑」便一目了然:

……我絕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淚。至於對著一個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覺的屍體去號啕大哭或潸然流淚,則是更愚蠢的行為,奉勸諸公不要為我這樣做(對著別的屍體痛哭,我管不著,不在本遺囑之限)。如果有達觀的人,碰到別人時輕鬆地說:‘哈哈!黃苗子死了。’用這種口氣宣佈我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是恰當的,我明白這絕不是幸災樂禍。

由於活著時曾被住房問題困擾過,所以我曾專門去了解關於人死後的‘住房’——即骨灰盒的問題,才知道骨灰盒分30元、60元、75元……為此,我吩咐家屬:預備一個放過酵母片或別的東西的空玻璃瓶,作為我臨時的‘行宮’。這並不是捨不得出錢,只是因為作為一個普通的腦力勞動者,我應當把自己列於‘等外’較好。

關於骨灰的處理問題,曾經和朋友們討論過,有人主張約幾位親友,由一位長者主持,肅立在抽水馬桶旁邊,默哀畢,就把骨灰倒進馬桶,長者扳動水箱把手,禮畢而散……但有人認為骨灰是優質肥料,馬桶里衝掉了太可惜……為此,我吩咐我的兒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隊的農村裡,拌到豬食里餵豬,豬吃肥壯了喂人,往複循環,使它仍然為人民做點有益的貢獻。

2012年元月8日,自言「我該做的事都做完了」的百歲老人黃苗子,在北京朝陽醫院與世長辭。他去世後,黃苗子兒子公開發表了他的《遺囑》,「不舉辦任何追悼活動,不留骨灰,也不設靈堂。」「只要記住他的幽默、達觀、謙和就夠了。」如此豁達、看淡人生的老人,不僅讓後人敬仰,而且更值得後人去感悟、體會。

 

黃苗子(1913—2012年)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收藏家。廣東省中山市(香山縣)人。黃苗子書房名為「晚安書屋」,門口掛著主人的打油詩「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詩」。座右銘是「行已有恥,博學於文」。黃苗子出生於書香世家,在家中13位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黃苗子是一位「全才」,對書法、水墨、漫畫、藝術理論以及詩歌、散文均有精深的研究和創作。1933年,以「黃苗子」為筆名,為葉淺予等主辦的漫畫雜誌《時代》投稿,後加入漫畫畫報《良友》做編輯。他生前發表美術史論上百萬言,成為吳道子、八大山人等研究權威。生前與張大千、齊白石、梅蘭芳、陸丹林、葉恭綽、傅雷、龐薰琴、鄭午昌、李可染、吳作人、葉淺予、林風眠、沈從文、傅抱石、潘天壽、吳冠中、華君武、張樂平、吳祖光、新鳳霞、丁聰等多有交往,並建立深厚友誼。

黃苗子還是一位收藏家。早年常到各地搜集古代碑帖拓片,1949年前輾轉收藏到清代著名金石學家簠齋的一批金石拓片,其中《六朝諸家石佛造像》被視作當今所發現的對六朝時期佛像碑刻品相最好的拓片。黃苗子曾將這一生珍藏捐給高校。此外,2007年夫人郁風走後,黃苗子開始系統整理書畫作品,系統性拍賣藏品。2007年,黃苗子、郁風「迴風宧書畫存珍」專題拍賣218件拍品全部成交,如今已籌集超過3000萬元資金,啟動了「黃苗子郁風基金會」,資助文化藝術與教育事業。據黃苗子兒子說:「作品基本不留給兒女,家中書畫作品所剩無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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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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