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資料圖）
本文摘自《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周海濱 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親是湖南人，很愛家鄉的花鼓戲。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劇。他簡陋的卧室中有一台留聲機，珍存了一些京戲名角的唱片，跟著唱片《打魚殺家》、《空城計》中的蕭恩、諸葛亮學唱幾段，就是他很好的娛樂休閑。他經常向朋友們訴說心中的嚮往：「什麼時候能到北平，聽聽梅蘭芳梅老闆的《霸王別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來到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城市的規模、設施令他吃驚。他回憶那時的心情是：
對一個從延安來的人講，一切都讓我驚訝。心想中國還有這樣一個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難想像。
歷史的機緣讓他1946年4月1日來到北平，但不是欣賞京戲來的，而是到八路軍辦事處的翠明庄，進了北平的軍調部工作。
在隨後展開的整個解放戰爭時期，父親曾擔任過政委的華北野戰軍三縱、四縱都在華北地區作戰。隨著戰爭的進展，在戰爭後期，部隊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慶的康莊、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帶作戰。北京密雲水庫有一處叫石匣的淹沒區，華北野戰軍三縱在此殲滅過蔣軍數千人。他離開三縱到太原前線擔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後，在平津戰役中，三縱在友軍的配合下，全殲傅作義王牌部隊三十五軍。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從1952年7月離開他擔任書記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兩三年時間在湖南、陝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陽黃湖農場團中央幹校勞動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親的痛哭失態，我只見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還關在團中央大樓中。當我告訴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時，雖然有些驚訝，但仍很鎮靜。一路上，我騎車，他坐三輪，其表情也還平靜。到了醫院的太平間，母親已在此等候多時，我站在他們身旁，正準備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後告別時，他張了張嘴，突然用家鄉話喊了聲：“娘老子，兒子送你來了！”一句未了，“哇”的一聲竟然痛哭起來，頓時淚如雨下，鞠躬之時，全身微顫。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一時不知所措，一邊抬頭看看祖母清癯遺容，一邊從旁瞅瞅父親那神態，淚水也湧出眼眶。走出醫院，他輕輕地念了一句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回到家中，他復又平靜下來，告訴外祖母、母親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時，當過鄉蘇維埃的婦女委員。
父親給毛澤東主席上萬言書
沒有「文革」就不會有改革，但不能絕對化。「文革」之前，黨內外一些同志就已經看到了蘇聯經濟體制、我國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大躍進”中的問題與弊端。劉少奇、張聞天、鄧子恢、孫冶方、卓炯、戴浩天、李雲河、楊偉名等同志，均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批評和改進的要求，就是毛澤東本人對蘇聯經濟模式也有不滿。
父親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稱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這種經濟沒有“實在的可行性”，中國共產黨人這樣勉強堅持下去，“共產主義”只會“遙遙無期”。他看準了一條“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符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永遠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1969年黨的九大又在黨章上欽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發展到了頂峰。九大召開前夕，父親在擁護“大躍進”的旗幟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用他的話來說：“雖然我對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反覆教導，仍然一直頑固的不理解”，但他還是要向毛主席進一言。這裏姑且把這封信稱為《耀邦同志給毛澤東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於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澤東主席。
父親在建言信中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照搬當時還有巨大影響力的蘇聯模式，他說：「完全縮回到或者基本上縮回到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的老框框中去，這是很可悲的。」他並把蘇聯的經濟模式總結為「斯大林時代的計劃經濟」。
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建設之路，這時已成為他思想中的一個明確觀念。13年後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談消費問題時指出，蘇聯高積累，加重群眾負擔的老框框我們不學；追逐高額利潤，巧妙剝奪人民財富的資本主義遊戲規則更不能學；我國要走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新路。
父親在建言信中認為，必須走一條與蘇聯「產品交換」完全不同的創新道路，那就是“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新路。他在論述“亦農亦工、農工結合”的農村經濟發展道路時，把勞動力、勞動時間、資金、技術、生活需要、公社集體所有制下各種資源和生產組織形式都考慮到了。從今天改革的實踐來看，他提出的建議多數已成為現實，而且更加實際、細化了。我國農村的企業，先以社隊企業的面目出現，以後變為鄉鎮企業，最後又分化出多種所有制企業。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並沒有過分之處。在九大期間，他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可不是兒戲，因為這是一條與“以糧為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路線。
父親在20世紀改革初期，就積極呼籲過，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辦企業，要社辦、隊辦、聯戶辦、戶辦四個輪子一齊轉，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當鄉鎮企業蓬勃發展期間，他又情不自禁地稱讚這是「異軍突起」、“方興未艾”，希望其佔據經濟總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我國改革之前，政府直屬的國有企業，即全民所有制企業，佔有全民巨大資源，但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沒有直接掛鉤，全民既不知對企業的權益何在，企業也不知對全民有何義務。
父親向毛澤東主席大膽直言，全民所有制企業必須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實際內容。他說：「害怕破除那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個全民皆無，或者全民皆困；丟掉那個把人們頭腦縛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夠實實在在地比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認為要把“全民所無”、“全民皆困”變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應給地方、集體共享全民所有的資源，發展地方經濟，發展社隊企業，以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基礎。
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資源是全民的，國家可以開礦，地方政府可以開礦，社隊企業可以開礦。也就是說，他主張「地盡其利，資源共享，人盡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澤東讓他來參加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在當時，只要不發表任何言論，擁護‘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員。但他說，除關係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之外，原則上公社可以通過上級規劃，通過協商聯合起來，地盡其利的有計劃地興辦一切可能興辦的工業。
父親主張全民共享分用資源，在「文革」中只分到縣市、公社、生產隊組合的經濟組織，建言信中並沒有提到自然人。後來他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以後，就沒有任何偏見地支持工商個體戶、個體經濟，並把從事這一自謀生路的職業和事業稱為“光彩事業”。
1964年12月30日，父親調到陝西省任省委第一書記、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父親在陝西工作期間，明確主張開放農貿自由市場，不贊成批鬥投機倒把的群眾，強調「四清」運動是教育人的運動，並把大批被關押的社隊幹部釋放出來，對他們邊工作邊考察。結果他在陝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葉劍英同志攜他乘飛機回京。直至來年3月9日，鄧小平同志路過陝西，針對批胡的會議做了“滅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溫。不料此火雖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個西北局，整個中央領導，幾乎無人倖免，或被批鬥，或受衝擊，天下真是大亂起來了。從中可知，對於中國應走什麼發展道路，黨內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矛盾尖銳極了。
在「文革」九大期間，父親以“待罪”之身，參加了黨的代表大會。會前他向毛澤東寫出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現實思想，為以後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歷史註腳。在那時，諸如此類的建言不僅毫無用武之地。毛澤東同志可能忙，沒看到他這封信；也可能看後，沒有動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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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合影（資料圖）
１９５６年，蘇共二十大後，斯大林崇高而又神聖的地位，便平地風波，一落千丈。毛澤東對蘇聯發生的事變，震驚之餘，立刻以審慎、敏銳的眼光，縱覽斯大林的功過是非，透視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從而提出相應的對策。然而，誠如鄧小平所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斯大林的四次錯誤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一直有著很深的成見。土地革命時期，他認為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國革命難以成功。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算個「農民領袖」。抗日戰爭時期，他從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出發，只相信國民黨的力量，不相信共產黨的力量，不願援助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甚至擔心援助中國共產黨，會引起蔣介石和英美盟國的不滿。“西安事變”發生時，蘇聯《消息報》發表社論予以譴責，認為張學良是在“幫助瓦解中國並製造混亂”。斯大林還通過王明，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抗戰中，放棄獨立發展，放棄爭取領導權，做到“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其實質是完全服從於國民黨。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整裝待發，準備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可是斯大林卻派來米高揚，勸說毛澤東不要渡江。南京解放後，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蘇聯駐國民黨政府大使館也隨之遷往廣州。相反，美國大使館卻留在南京，靜觀形勢的變化。斯大林擔心人民解放戰爭向南發展，會破壞雅爾塔會議劃定的勢力範圍，致使美國全面捲入，危及蘇聯利益。
對斯大林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心中自然有數。１９５６年４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對我們壓力很大。
後來，毛澤東在很多場合以相同的語氣評說斯大林。
報，堅持反對我們同蔣介石打仗。說如果中國發生內戰，中華民族就會毀滅。就是執行雅爾塔協定，保證中華民國二十年。羅斯福說服蔣介石，斯大林就來說服我們，因此有電報來：不許革命。你讓我到重慶去談，可以！但是不許革命，不幹。抗日時期，中國革命一切準備工作———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完成了，時機完全成熟了，在這個時候來潑一瓢冷水，這是個原則錯誤。”在一次和外國客人談話時，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指出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四次錯誤：中國黨曾經四次吃過斯大林的虧，第一次是王明「左」傾路線；第二次是王明右傾路線；第三次是戰後斯大林支持蔣介石，不讓中國革命；第四次是懷疑我是半個鐵托。他還表達了自己對斯大林的感覺：斯大林與列寧不同，喜歡“站在別人頭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麼樣。”
老虎口裏的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實行「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新中國首先想到的便是尋求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支持。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到蘇聯訪問。當日，斯大林便接見了毛澤東。後來，毛澤東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別墅里，斯大林對他採取了不冷不熱的態度，十多天不予會見。毛澤東想起四年半以前，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訪問蘇聯簽定所謂友好條約時，斯大林的態度遠比現在熱情得多。毛澤東惱火了，他對蘇方人員說：“你們讓我來莫斯科什麼事也不辦。幹什麼？難道我來這兒就是為了吃飯、拉屎、睡覺嗎？”斯大林知道後，才帶著莫洛托夫等，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當面表示歉意和蘇中友好的誠意。
毛澤東也清楚這次訪蘇的艱難，當塔斯社記者詢問他將待多長時間時，他說：「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他說，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中蘇兩國要解決如此重要的問題，可是，斯大林卻將毛澤東置之別墅，不聞不問，使中蘇會談一開始便冷了場。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據隨訪的伍修權（時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回憶：
當時新中國成立才兩個多月，蘇聯對我國的情況特別是某些方針政策是持懷疑態度的，例如，過去我們不聽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主意，斯大林就懷疑我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國的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府，蘇聯就懷疑我們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等等。因此，蘇聯……對我們的態度又是冷漠和懷疑的。
中蘇之間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標誌著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建立起兄弟般的友誼。可是，這種友誼的建立是來之不易的，毛澤東、周恩來等殫精竭慮，周密思考，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毛澤東對此一直記憶猶新。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我們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見，我們要簽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裏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次年３月，毛澤東又在成都會議上說：「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訂立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還有兩塊‘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裏，現在取消了。」
１９４９年的蘇聯之行，對毛澤東來說是一次難以忘懷的、不愉快的遠足之旅。幾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一次會議上，又再次舊事重提：「……戲台上的英雄豪傑出來，踱方步，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他比我矮，畫家定要把他畫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質問題。蘇聯畫家畫我們兩人坐像，他在抽煙，我手裏拿一本書，表示向他學習。中國人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
喜懼參半以蘇為鑒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１９５６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全面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轟動了整個國際社會。
毛澤東很快便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說：「１９５６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後來，毛澤東在黨的一些會議上，又多次提到斯大林的錯誤，並表示要以蘇為鑒，少犯錯誤，少走彎路。
胡喬木生前曾說過這樣一件事，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傳出後不久，毛澤東便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亞於歷史上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澤東還表示，中國應該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好的道路。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一共講了十個問題，這個講話便是《論十大關係》。５月２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作《論十大關係》，內容又充實了許多。《論十大關係》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鑒於複雜的政治形勢，許多內容沒有收入，其中不少是涉及批評斯大林、以蘇為鑒的論述，現將薄一波的回憶錄中所記，略舉如下：
我們不能象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
……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但它搞成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斯大林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抓到一個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其實，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趕走的，季諾維也夫也可以不殺。至少可以讓他們當個政協委員吧！
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國際上出現一股「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尤其是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出現，更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混亂局面。毛澤東對這股思潮持保留態度，並對蘇聯的前途表示憂慮。當時，東西方兩個陣營，仍在持續不斷的冷戰之中。毛澤東認為在東西對峙的戰略格局中，斯大林作為象徵，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旗幟，儘管他有著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是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的錯誤，都應該是善意的、在共產黨內部的批評，不應該將這種批評變成惡意攻擊，因為，社會主義陣營需要這麼個偶像。他對南斯拉夫批評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滿意。他說：
你們不斷地攻擊斯大林，我們不攻擊他。我可以告訴你們，斯大林給我們造成的危害比給你們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說明一點東西的偶像。你們又何必使這樣一個偶像同自己作對呢？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說：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兩隻手砍掉了一隻。
三分錯誤七分成績
毛澤東不贊成把斯大林說得一無是處，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力求客觀公允、實事求是。他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
在談到斯大林對自己的壓抑時，毛澤東尤為動情地說：「講起斯大林，我們有三肚子氣。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他尤為欣賞斯大林破除迷信的風格。他說：“學習馬列主義，沒有勢如破竹的風格，那多危險。斯大林後期有這點風格，也可稱勢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爛了，他寫的列寧主義基礎、語言學、經濟學，有很多正確部分，但也有錯誤，有些問題值得研究。”１９５８年，全國刮“共產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時，商品生產、價值規律被否定，毛澤東便認識到，“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表示贊成斯大林的觀點，不能把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提倡全黨讀一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從中理解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觀點。
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問題的出現，其中最帶根本性的問題是，斯大林生前沒有真正地培養出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沒有確立，身後便根基不穩，後院起火。１９６１年５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後，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佈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嗚乎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只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拉韁繩，不亂才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於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面派：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他歌功頌德；死了，不能講話了，他做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的一塌糊塗，幫助帝國主義掀起十二級颱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除了在選定接班人的問題上優柔寡斷、猶豫不決外，他的理論也有明顯的缺陷，他說：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礎矛盾。
「矯枉必須過正」，這是毛澤東在糾正傾向性錯誤時時常遵循的原則。晚年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忽視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已經釀成大錯。如今，歷史在延續，就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至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透過斯大林問題，毛澤東還認為赫魯曉夫是產生斯大林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黨決不允許有類似的現象出現，所以他一再提出：“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在這樣全局性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便已是呼之欲出了，一代偉人毛澤東也走上了同樣一條令人扼腕嘆息的歷史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