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口述者井助國曾任審判日本戰犯東北工作團副主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員，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長。
1954年，中共中央決定審理日本戰犯，最高人民檢察院接受這一任務後，調井助國去參與這項工作。到高檢後，井助國被分配在五廳（勞改監督廳），任副廳長兼東北工作團（審理日本戰犯的專門機構）副主任，後去了撫順，兼任三室主任，分工是負責戰犯管理所的一些工作和對戰犯中尉官以下700餘人的審理工作。
工作開始後，我和同志們發現，大部分日本戰犯否認自己有罪，百般不服管教，處處挑釁搗亂，氣焰相當囂張。他們還頑固地堅持軍國主義思想，被「武士道精神」洗腦，動不動就以剖腹自殺相威脅，叫囂是「戰俘」不是「戰犯」。我們隨即加強了政策引導、時事教育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教育，特別是高檢副檢察長譚政文同志在一次對戰犯的講話中，發動尉官級別戰犯揭發批判日本軍國主義首腦的罪惡以及上級軍官的罪行。此舉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戰犯中掀起了一個面對面揭發批判活動的高潮，嚴厲打擊了一批冥頑不靈的戰犯的囂張氣焰，揭露了他們的拖延伎倆，促使其真正低頭認罪。如日軍陸軍中將、五十九師團師團長藤田茂在審訊時曾向我表示：下級士官面對面揭露上級長官罪行的事，「簡直是他們皇軍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他願意如實交代罪行。截至1954年年底，我們基本上完成了對700多名尉官以下戰犯的結案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後，一部分日本軍人沒有回國，而是參加了閻錫山等國民黨部隊，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在戰鬥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1949年後，這部分日本戰犯共140人，被關押在山西省太原戰犯管理所。1955年，我去太原戰犯管理所負責太原在押的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1956年審判戰犯開庭時，我還負責太原的審判工作。記得當時依附閻錫山的日本戰犯城野宏（被俘時少將軍銜），就是由我代表國家向法庭提出起訴的。
由於教育工作開展得非常好，這批日本戰犯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罪行，致使太原審判的結果比我們預期的情況好得多。法庭審判開始後，日本戰犯不僅沒有一個提出過否認其罪行的言論，實際上，他們在法庭上主動供認的罪行比我們起訴的罪行還要多，且供認時沒有一個不表示痛恨自己犯下的罪行。法庭宣判處刑決定後，這些戰犯當庭向法庭審判長、檢查員、律師以及受害者、證人、旁聽群眾磕頭謝罪，虔誠地向中國人民請求寬恕，並紛紛表示感激我國政府的寬大政策。經過特別軍事法庭的庭審，分別判處罪行較重的富永順太郎、城野宏等9名戰犯有期徒刑8至20年。其中城野宏等7名戰犯因有餘刑而被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改造。
台發表講話，明確承認城野宏是戰犯並在中國犯有嚴重罪行，同時感謝中國政府的寬大處理和給予城野宏的人道主義待遇。
太原公判結束後，在太原的日本戰犯也全部集中到撫順。在管理所舉行的文藝活動中，城野宏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來中國的戰犯家屬觀看戰犯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後，也和戰犯們一起跳舞。會餐時（因我們是代表國家的檢查員未參加會餐，由管理所出面），戰犯們對管理所工作人員給予的改造教育衷心地感謝，拉著我們幹部的手泣不成聲。
日本戰犯真正低頭認罪、被改造過來後，他們流露出的感情真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我們曾組織戰犯們到各地參觀。記得滿載著戰犯的火車行至宛平城時，廣播員剛一廣播前方是盧溝橋，全體戰犯就不約而同地一齊跪在車廂內，向中國人民表示謝罪。直到火車駛過盧溝橋後，他們才站起來回到各自的位子上。
戰犯們在獄中接受了良好的改造，被釋放回國以後，還和我們通信不斷，談他們的生活以及各種各樣的事情，字裏行間表達出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感謝、尊敬和熱愛。記得一個戰犯來信說，他的妻子聽說了中國政府對他們的人道主義待遇和寬大處理後，非常感動，並定下家規，以後睡覺不讓腳朝著中國方向，而是要頭朝著中國方向睡。還有一個戰犯來信說，他的妹妹聽說了他對中國情況的介紹後，她也想學習中國婦女的美德。女戰犯二越華子，在我國衛生部李德全部長訪日時給李德全部長當翻譯，事後二越華子來信說，她為中日友好做了這件事感到說不出的高興，並表示今後願繼續為中日友好而工作。
上述提到的藤田茂於1963年2月被提前釋放回日本。回國以後，被選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積極開展日中友好、反戰和平運動。1965年、1972年兩次率領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代表團訪華時，都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接見。
事實證明，我們改造日本戰犯是成功的。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回國時，把他們在中國的學習心得和寫的材料帶回日本，曾連續寫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闡述事實真相，稱讚新中國的偉大，並同日本的反華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在高檢時曾看過幾篇城野宏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曾這樣評價解放軍的勝利原因：
通過國共之戰，使我深感如此與群眾打成一片，並得到群眾支持的軍隊，是多麼有力而強大，而沒有這樣的支持，是何等的軟弱，我最終找到了解放軍取勝的答案是：解放軍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
瀋陽、太原兩地的審判實況，後來均製成影片，取名《正義的審判》，後來公映並引起很大反響。
（本文由井助國子女整理、提供）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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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體到群像，從前線到後方，山西女性在戰爭歲月的忍辱負重和堅強抗爭，既是彪炳史冊的光輝業績，也是穿越時空的精神財富，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建功立業的重要精神動力。
女兵連學員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進行抗日宣傳。資料圖片
朔縣婦女紡織運動的熱烈場面。資料圖片
巍巍太行，莽莽呂梁，矗立著山西抗戰歷史偉業的豐碑。在這場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的戰爭中，廣大婦女以特有的堅韌和勇氣，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成為全民族抗戰的堅強後盾，擎起了山西抗日救國的「半邊天」，展現了不怕犧牲、艱苦奮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的太行精神和呂梁精神。
一
「假如中國沒有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抗戰的爆發，一方面給包括婦女在內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廣大婦女民族解放意識和自我解放意識的雙重覺醒。抗戰伊始，何香凝、史良等婦女領袖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民族爭生存的最後關頭，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姊妹們，請都快起來。我們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能上戰場的去上戰場，能救護慰勞的就出來做救護慰勞工作。”（《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告婦女書》，《申報》，1937年7月24日）在民族大義面前，許多知識女性奔赴抗戰前線，山西作為華北敵後抗戰的中心和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迎來了許多城市知識女性。1940年晉東南婦女救國總會主任康克清指出：“華北婦女運動廣泛展開的最初姿態，就曾是以婦女的參戰運動表現出來的。”（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聲反映了那個瀰漫著烽火硝煙的年代，廣大婦女以無私的奉獻和犧牲精神親送兒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場殺敵保國，使山西成為“八路軍的故鄉，子弟兵的搖籃”。擁軍模範裴乃秀和“子弟兵母親”陳改改的故事永遠流傳在太行山深處。母送子、妻送郎的擴軍熱潮和反對開小差的歸隊運動，有力地保障了抗日軍隊的不竭兵源。
比「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更壯烈的是女性親自參戰。1937年1月山西女兵連的成立震動了太原，這支由190多位女性組成的戰鬥隊伍，是中共領導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她對於落後的舊中國、舊世界起著突破性的作用；對於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起著先鋒的作用；對於山西，甚至對於更大範圍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對舊社會壓迫的婦女革命運動史上更起著創舉性的作用。”（《山西女兵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這些女兵們身先士卒，衝鋒在前，始終戰鬥在抗日第一線，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戰英烈名錄”中八位女英烈之一的南洋歸僑李林，在女兵連軍政訓練班期間，立下了“甘願征戰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在1941年日寇對晉綏邊區根據地的圍攻中浴血奮戰，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被周恩來譽為“我們的民族英雄”；梁淑媛為革命事業丟下襁褓中的嬰兒，在同反動派進行鬥爭時犧牲；身懷六甲的李仲英，在威逼利誘前毫不動搖，被敵人殘忍地掛在樹上將腹中胎兒挑出，壯烈犧牲。
當時，不論在游擊區、還是在根據地，婦女都被動員武裝起來。在華北，尤其是在晉察冀邊區，凡15歲至45歲的婦女，大都參加了自衛隊，擔負起後方警戒任務。她們以剪刀、鋤頭、棍棒等為武器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擔負著站崗、放哨、查路條、看井、拆路、除奸等工作（林朗：《晉察冀邊區的婦女自衛隊》，《新華日報》，1941年2月22日）；有的親自上前線抬擔架，運送槍支彈藥，給作戰部隊以有力的幫助。在雁北曾經有過婦女鋤奸小組捉住了漢奸頭目，在晉東南的壺關婦女鋤奸小組曾捉到敵探。她們與廣大士兵同甘共苦，經受了戰地生活的千難萬險，充分顯示了女性高昂的愛國熱情，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將士的士氣。
二
宣傳是抗日戰線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這一領域，廣大婦女發揮她們的自身特點和優勢，為民族大義奔走呼喊，成為抗日宣傳的生力軍。位於太行深處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隊成了「巾幗英豪」的培養基地，孕育了齊心、張志專、劉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幹部。在這裏她們徹底改變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農民家裏，吃莜麵、睡土炕，用樸實的作風，取得群眾的信任，肩負起農村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些女知識分子以共赴國難的新形象，為抗日軍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堅實的後方基礎。
敵後女新聞工作者「以筆為劍，當得三千毛瑟槍」，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築起了一道向敵人猛攻的新聞戰線。1942年6月的反“掃蕩”鬥爭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華北《新華日報》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珏因寡不敵眾而跳崖壯烈犧牲。這些女新聞工作者用樸實無華、真切翔實並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軍民鬥志，在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史上留下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鏡頭和一頁頁珍貴的史料。
以何種形式宣傳、動員、組織民眾投入抗戰，廣大婦女幹部在具體實踐中尋找著答案。有的進村入戶，深入群眾，幫老百姓推碾、做飯、抱孩子、調節家庭糾紛，用樸實的作風贏得了婦女的信任，在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民族抗戰和個人解放的宣傳；有的利用地方習慣組織起姐妹會、媽媽團、縫衣隊、慰勞隊、婦女會、婦女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等各種婦女團體開展動員工作（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過劇團、宣傳隊、音樂隊等進行宣傳，如活躍在晉東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團緊握文藝武器宣傳抗日救亡；有的通過響亮的口號或通俗的歌謠喚醒婦女，“婦救會，俺當班。送文件，下通知。雞毛信，更要急。樣樣事情擔得起，女人一樣來抗日”的歌聲和“送郎去當兵，妻子多光榮”的口號響徹根據地。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廣大山西婦女被動員起來，紛紛走出家庭，參與抗戰。一位曾在根據地參加抗戰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憶道：“走時鬼子剛進華北，待到回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離家時，我是作為家庭的叛逆者，一個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光榮的抗日幹部。”（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13頁）
婦女的抗日宣傳，喚醒了民眾的士氣，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澤東說過：「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從小姑娘到老大娘，從女學生到農婦，從大城市的女工到窮鄉僻壤的家庭婦女，她們致力於喚醒民族自覺，高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旗幟，成為與男子並駕齊驅的抗戰力量，為婦女解放打開了新局面。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空前的新生活新氣象，也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三
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廣大山西婦女將個人追求與民族抗戰相統一，以憂國憂民、舍小家為大家的民族氣節和捨我其誰、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將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抗戰的要求和願望付諸實際行動，成為生產建設的主力軍和後勤服務的骨幹力量。
「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毛澤東：《給中央婦委的一封信》，1940年2月8日）隨著抗日戰爭的持久進行，“壯丁們上了前線”，外加日寇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地的婦女們便自覺地擔負起後方的生產重擔。婦女們不僅從事紡織、養豬養雞、養蜂養蠶等家庭副業，而且衝破舊的世俗觀念，毅然擔負起過去主要由男子承擔的開荒種田、植樹造林、送糞施肥、鋤草收割等繁重的勞動。她們瘦弱的身體迸發著無窮的力量，使“分散的農村成為有組織的工廠”，“家家戶戶成為軍隊的後勤供給加工廠”。在春耕運動中努力完成“婦女每人養一隻雞，每三個人養一頭豬”的目標。在大生產運動中，女性響應號召制訂生產計劃，隨處可見“到地里去，到場裏去，搶收、搶耕。保衛我們的糧食，保衛我們的土地”的火熱而緊張的場面。1941年武鄉縣1萬餘名婦女參加了“百日紡織運動”，紡花，織布，做軍鞋，縫製軍衣、軍褲上萬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軍的後勤需要。紡織英雄韓國林、生產旗幟張秋林以及左權的趙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臨南縣的劉能林等勞動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她們用勤勞的雙手為根據地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後方與前方、出錢與出力同等重要」的號召下，婦女不但投身生產建設、慷慨捐資，為抗戰創造物質條件，而且還以女性特有的細緻與溫柔承擔起募捐、優抗、慰勞、救護等各項戰時後勤服務的工作。在根據地開展的捐銀運動中，許多婦女把攢了一輩子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用作抗日軍費；婦女們還踴躍購買救國公債支援抗戰，如五台縣的楊星如老太太拿出多年的積蓄，帶頭買了一百元的公債。婦女在苦難中還不忘接濟抗屬，如保德縣的“三八”一碗米運動，就以實際行動書寫了廣大婦女舍小家為大家的家國情懷。無論環境怎樣殘酷，敵人怎樣“掃蕩”，根據地婦女們都不屈不撓，化苦難為激情，一邊唱著《做軍鞋》，一邊緊張地縫製衣服、鞋襪和被褥；不僅“所有戰士的鞋襪及傷員的血衣繃帶完全要經過婦女的手”（《晉察冀邊區婦女群眾武裝》，《中國婦女》，1940年第一、二期），而且她們還承擔起救護傷員的任務。平魯縣革命老媽媽林龍背著重傷員，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加以掩護；子弟兵的好母親楊秀英在“山柴下藏肉”慰勞八路軍傷員；東山溝里的“沙奶奶”姚存魚在家中精心護理傷病員（《晉綏婦女戰鬥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416、436頁）；在根據地湧現出多少個“子弟兵的母親”和“傷兵之母”，背後也就有多少個動人的事迹。戰火紛飛、缺吃少穿的年代，太行奶娘的事迹更是感天動地。她們用甘甜的乳汁、無私的母愛，甚至是生命呵護著八路軍將士的後代。平凡的她們用不平凡的壯舉，印證了革命軍隊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魚水之情，書寫了軍民萬眾一心築起銅牆鐵壁、挺起民族脊樑的歷史畫卷。從個體到群像，從前線到後方，山西女性在戰爭歲月的忍辱負重和堅強抗爭，既是彪炳史冊的光輝業績，也是穿越時空的精神財富，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建功立業的重要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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