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今日上午在深圳舉行，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在講話中他提到，中央決定以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為契機，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攬子推出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其中涉及人民幣國際化、資本市場發展與擴大對外開放等金融領域是改革重點之一。
數字人民幣的改革已經在深圳悄然落地。10月12日晚18時，深圳數字人民幣紅包正式面世，引發各界強烈關注。此次活動面向深圳市民發放1000萬元「禮享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每個紅包金額為200元，紅包數量共計5萬個。5萬份紅包，每份金額200元，抽中者可在3389家商戶無門檻消費，不需要新開銀行帳戶，使用方式類似於微信掃碼。
數字人民幣跟支付寶、微信支付有什麼區別呢？數字人民幣的運行原理是什麼？搭載什麼底層技術呢？數字貨幣前景如何？全球央行已經掀起數字貨幣競逐浪潮，我們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這個新事物。
深圳某商戶收銀台數位人民幣刷碼設備。網上圖片
好多人講起數字人民幣，仍然一知半解：「跟比特幣差不多吧，只不過有央行背書」；「有了它，就不需要在銀行辦理存取款業務了」；「跟微信支付、支付寶類似，或許更安全？」
其實，數字人民幣就是數字版的人民幣，它與人民幣現金（流通中的紙幣、硬幣）1：1兌換，但是不能跟銀行存款進行兌換，也沒有利息。
那數字人民幣跟支付寶、微信支付有什麼區別呢？
這要從兩個維度來看。其一，數字人民幣是貨幣，支付寶、微信支付是支付管道。其二，微信、支付寶需要移動網絡支援，但數位人民幣可支援支付、收取「雙離線」，只要手機有電，沒網絡也能支付。
數字人民幣的運行原理是什麼？搭載什麼底層技術呢？
有媒體整理了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央行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曾在2019年給出詳細解釋，概括起來是這樣的：
數字人民幣將採用雙層運營體系——央行先把數字人民幣兌換給工農中建等銀行或者微信、支付寶等機構，再由其兌換給公眾。
央行不預設技術路線，無論是區塊鏈還是集中帳戶體系，是電子支付還是所謂的移動貨幣，採取任何一種技術路線，央行都可以適應。
為什麼央行不直接兌換給公眾，而要引入其他機構呢？據穆長春介紹，主要考慮有三：
第一，如果採用單層運營架構，技術路線、操作及商業風險會過度集中到央行。
第二，在商業銀行現有的基礎設施之外另起爐灶，其實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第三，央行數位貨幣有央行信用背書，競爭力比商業銀行存款貨幣更強，勢必對商業銀行存款有擠出效應，影響商業銀行貸款投放能力，使商業銀行對同業市場的依賴性更強。
這會導致資金價格抬高，社會融資成本增加，損害實體經濟。到時央行將不得不補貼商業銀行，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顛覆現有金融體系，回到1984年之前央行「大一統」的格局。
目前央行數字人民幣的更多技術細節尚未公佈。但從央行對雙層體系引入銀行及非銀機構的做法來看，明顯考慮到了資源浪費的問題。因此接下來如何充分調動已有的市場資源，在搭建體系和做介面上安全高效，會是央行數字人民幣要解決的問題。
回過頭來看，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研究之路已經走了6年。當時不少人認為，比特幣可能顛覆法定貨幣體系，衝擊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此後，多國央行表示要研發數字貨幣，中國央行也成立了數字貨幣研究團隊。
與此同時，金融機構及互聯網企業紛紛加入戰場，著力研發以法定貨幣為儲備支撐的「穩定幣」，如摩根大通的JPMCoin，Facebook的Libra。
2019年6月18日，Facebook發佈「無國界貨幣」Libra白皮書。當時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若前述元素集結成功，Libra或將成為影響深遠的超主權世界貨幣。
中國央行顯然注意到了這點。2個月後，央行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在一場論壇中透露：「Libra的組織架構和我們DC/EP（注：DC即數字貨幣，EP即電子支付）當年所採取的組織架構實際上是一樣的。」
在那場論壇上穆長春說，自2018年起數字貨幣研究所工作人員一直努力做相關系統開發，「央行數位貨幣已是呼之欲出」。截至目前，數字人民幣仍在謹慎前行。一系列封閉試點在深圳、成都、蘇州、雄安新區及未來的北京冬奧會設立，支付場景主要是交通卡充值、餐飲、零售等。
不僅中國著眼於央行數字貨幣，2020年以來，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持續升溫。國際清算銀行8月24日發佈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發佈了零售型或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工作。
10月9日，美聯儲、歐央行、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銀行、瑞士國家銀行、瑞典央行與國際清算銀行一道，發佈了《央行數字貨幣：基本原則與核心特徵》報告。
在報告發佈的電話會上，曾任歐央行執委的國際清算銀行創新部主管科爾直言：發行央行數位貨幣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跨境溢出效應，在全球支付中豎起不必要的壁壘，尤其這一國家是主要儲備貨幣國時。
在美元強勢地位仍存的今天，科爾的這番話很有現實意義。不少人認為，推行數字人民幣能減少金融脫鉤風險下美元霸權延續到數字貨幣領域對中國造成的衝擊。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的分析文章認為，這一考慮為時尚早。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很大程度上不是指零售，還包括大宗商品以什麼貨幣來計價等。另一方面，中國不具備像Facebook這樣覆蓋全球幾十億人的「觸角」，技術可減少人民幣跨境流通的交易摩擦，但不能保證其被國際用戶和商家廣泛接受。
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競逐浪潮已然掀起，技術的革新、貨幣背後主權國家的角力都是看點。伴隨各國央行數字貨幣技術資訊及應用場景的豐富，這場博弈將逐漸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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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最後一對旅日大熊貓「曉曉」和「蕾蕾」正式踏上歸途，從成田機場啟程返回中國，再送往四川省的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在東京上野動物園，近日湧現告別的人潮，而昨日更有大批民眾沿路含淚送別這對陪伴他們4年的大熊貓龍鳳胎。隨着「曉曉」與「蕾蕾」回國，日本將自1972年以來首次出現「零大熊貓」時代。
「曉曉」和「蕾蕾」於2021年出生於上野動物園，是2024年9月返還中國的大熊貓「比力」和「仙女」的子女；而「曉曉」和「蕾蕾」的姊姊「香香」已於2023年2月回到中國。
日本民眾昨夾道送別大熊貓「曉曉」和「蕾蕾」。Ｘ圖片
日本廣播協會記者昨（27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問，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的兩隻大熊貓返回中國後，日本國內會面臨沒有大熊貓的情況，中國外交部有何回應？如何評價大貓熊在促進日中關係發展所扮演的角色？未來在推動日中關係發展以及兩國間大熊貓保護和科研合作方面，中方還會有哪些考慮？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表示，根據中日之間的相關協議，旅居日本的大熊貓「曉曉」和「蕾蕾」已於今日啟程返回中國，一如既往歡迎日本民眾來中國看大熊貓，最後說：「你提到的具體問題建議向中方主管機關詢問。」
1972年中國首次向日本贈送大熊貓「蘭蘭」和「康康」。
翻查資料，中國首次向日本贈送大熊貓是1972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後，兩國恢得邦交，雙方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政府更決定送贈日本一對大熊貓。同年10月28日，大熊貓「蘭蘭」和「康康」就抵達東京上野動物園。
之後「蘭蘭」與「康康」分別於1979年和1980年去世。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又贈送了大熊貓「歡歡」和「飛飛」，牠們分別於1986年和1988年誕下雌性大熊貓「童童」和雄性大熊貓「悠悠」。
到90年代，上野動物園與墨西哥動物園合作共同繁殖計劃，1992年抵達日本的大熊貓「陵陵」，曾3次被墨西哥動物園租借，成為大熊貓「雙雙」的伴侶，惟一直未能成功繁殖後代，於2008年去世，令上野動物園有3年未有大熊貓。到2011年開始，日本從中國租借了大熊貓「力力」和「真真」。2017年，牠們誕下了「香香」，才再次掀大熊貓熱。
除了上野動物園，日本和歌山縣白浜町主題公園「冒險世界（AW）」成功繁殖大熊貓。2歲時來到日本雄性大熊貓「永明」，先後生育了15隻大熊貓BB，當中先後有11隻歸還中國。之後，只有「永明」、「良浜」和牠們的4隻BB仍留在和歌山縣白浜「冒險世界」，但自去年中起，這些大熊貓已根據兩國磋商陸續返回中國。另外，神戶市動物園也曾從中國獲贈大熊貓。
據《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信息所所長，專注日本政治和外交陳鴻斌指，上世紀80年代，大熊貓在中日兩國之間扮演了「友好大使」的角色，無論是中國提供的大熊貓數量，還是日本接受大熊貓的動物園數量，在所有接受大熊貓的國家中，都無出其右。
早在1936年至194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先後向西方國家贈送了14隻大熊貓。新中國成立後， 1950年代中國向蘇聯贈送了兩隻大熊貓；到中美關係解凍的上世紀70年代，中國分別向美國（1972年）、日本（1972年）、法國（1973年）、英國（1974年）、西德（1974年）、墨西哥（1975年）和西班牙（1978年）送贈大熊貓。
1982年後，鑑於大熊貓數量急劇減少，中國停止了向外國贈送大熊貓的做法；其後中國政府通過「大熊貓合作繁殖」的方式，向外國租借熊貓，一般為期10年，接收國向中國支付1000萬美元，平均每隻熊貓每年租金是50萬美元。
自從「曉曉」和「蕾蕾」即將回國消息公佈後，每日前往上野動物園的遊客人龍不見尾。AP資料圖片
自從「曉曉」和「蕾蕾」即將回國的消息公佈以來，前往上野動物園看牠們的遊客就明顯增多，每天排隊時間長達4、5小時，去年12月18日至21日是最繁忙時段，數百人清晨5時就開始在動物園門口排隊，到9時半動物園開門，門口已排起了近4000人。上野動物園自去年12月23日起至今年1月14日遂實施遊客需網上預約，先到先得，每天限制在約4000人，其後再調整為預約抽籤制。
上野動物園所在的整個上野區，長年都因大熊貓熱而拉動經濟，交通、住宿和餐飲以及大熊貓公仔等所產生的連帶經濟效應，絕不可低估。據粗略估算，每隻大熊貓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高達數百億日圓，僅大熊貓首次抵達上野動物園的三個月後，與此相關的經濟效益就高達100億日圓。至於對周邊地區，更有估算一年就可帶來超過300億日圓的經濟效益。
陳鴻斌指，儘管此前東京都政府曾與中方相關部門磋商過延長大熊貓租借期的可能性，但鑑於目前的雙邊關係，磋商的結果可想而知的。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日本記者的相關提問時已明確表示，希望日本的大熊貓粉絲們來中國觀看大熊貓。
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表示，希望雙方能找到解決方案，此前他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大熊貓深受日本民眾喜愛，為改善中日兩國公眾情緒做出了貢獻，希望這類交流能繼續下去。
法國博瓦勒動物園的兄妹大熊貓「歡黎黎」和「圓嘟嘟」。新華社圖片
但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卻對法國延長了大熊貓租借期，法國博瓦勒動物園的兄妹大熊貓「歡黎黎」和「圓嘟嘟」，原本租期到2027年，但中法經會談後決定延長，明年還會再向法國提供一對雙胞胎幼大熊貓。
陳鴻斌認為，大熊貓早已成了連接中日民間情感的特殊紐帶，日本內閣1977年調查顯示，大熊貓赴日後，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親近感明顯上升。早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日媒就首次報道過中國贈送給美國的大熊貓，但當時日本國內狂熱的反華情緒，報道未能引發什麽反響。到了1970年，當時的佐藤政府仍頑固執行反華政策，日本出版界推出女性時裝刊物名為《anan》，是當時生活在莫斯科的大熊貓名字，創刊號就以大熊貓為封面，引發強烈迴響。
1971年時任天皇裕仁訪問英國參觀倫敦動物園時，觀看那裡的大熊貓令參觀時間增加了20分鐘，日媒廣泛報道，日本公眾開始高度關注大熊貓。惟大熊貓與日本說再見，日本粉絲失落的同時，會否思考究竟是誰導致了這一令人傷感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