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話，說：「少奇同志發高燒，周總理叫我們通知你，請你回來一下。」
我一聽，腦袋頓時「嗡」了一下。我在鄉下，最擔心、最牽掛的就是少奇的身體。他已是近70的高齡老人，體質不好，工作緊張，又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感到可能要出事，現在連總理都驚動了，可見不是小毛病。接到這個電話，我真是歸心似箭。
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問了情況，最後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
為使少奇靜心養病，儘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沒幾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 。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後，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後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後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
劉少奇與周恩來
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些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幹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後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幹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後，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恤，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到衝擊。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思想準備。6月3日，少奇同志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市和有關方面的彙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從6月3日起，中央常委彙報會幾乎天天召開，由少奇同志主持。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批准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意的。在這之後，各單位的黨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況。少奇同志對派工作組一事非常慎重。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最後決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陸續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彙報運動發展情況，並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迴音。幾天後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亂打亂斗的事件。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6月19日晚我去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葉林同志當時就說讓我當清華工作組的顧問。
6月21日，我正式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去學校了解運動情況。
此後，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
7月18日晚，毛主席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後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主席彙報，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可是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汽車，估計是陳伯達等人在裏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彙報會。會上，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同意多數同志的意見，並向到會同志宣佈，主席已回到北京，這裏的彙報會停止，今後直接到主席那裏彙報。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彙報。主席這時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全會期間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個小會，發了脾氣，嚴厲批評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說：「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還說：“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當主席責問為什麼怕群眾時，少奇插話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主席還批評少奇在北京專政，少奇說：“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少奇還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中，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當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規定這次選舉結果不傳達、不公開。8月18日的公開，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討論。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會後，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我們家的幾個孩子也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有幾次紅衛兵組織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還興緻勃勃地講，以為是參加了「革命行動」。有一天吃完飯，少奇把孩子們叫過來，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你們破‘四舊’，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國家主席，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於一旦。”他還說：“《憲法》是我主持通過的，我要對你們講清楚，要對你們負責。”
不堪回首的歲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
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污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做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回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做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做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著孩子們，肯定地說：「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做人質，到中南海揪我。周恩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近了。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兒，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鬥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鬥會結束後，我被帶到後院，少奇被帶到前院。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摘自《王光美訪談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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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