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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去世毛澤東一言未發空流淚 江青特意穿上紅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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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去世毛澤東一言未發空流淚 江青特意穿上紅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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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去世毛澤東一言未發空流淚 江青特意穿上紅毛衣

2020年10月22日 17:59

周恩來逝世

摘自:郭金榮 著《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豐富細膩的感情,多愁善感的情調,寂寞孤獨的心境,似乎與一個政治偉人是極不協調的。然而,偉大與平凡,粗獷與細膩,熱烈與冷漠,豪放與含蓄,又常常和諧地統一於一體。

毛澤東既是個嚴峻堅毅的政治家,又是個感情豐富的普通人。

斯諾在《西行漫記》里曾寫過,毛澤東是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當他提到那些已故的戰友和孤苦無告的窮人時,他的眼睛裏常常是潤濕的。那是在他的壯年時期,那麼,他的暮年又是怎樣的呢?

小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日子裡,她曾看到過這樣一些情景:

在主席的客廳里,為他放映故事片《創業》。他聽說這部片子爭議很大,江青一夥竟給此片羅列了十大罪狀,他倒要看看壞在何處。電影開始不久,他便被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民族的奮發精神所感動,他的神態是嚴峻的,沉思的。當影片的主人公(以大慶「鐵人」王進喜為原型創作的人物)和他的夥伴們,抬著上千斤重的機器一步步向前走去的時候,當他們喊出“帝、修、反要卡我們的脖子,我們怎麼辦?”時,毛澤東的眼睛裏早已噙著淚水。中華民族艱苦創業、鐵骨錚錚的英雄氣概,撥動著他的心弦,激蕩著他的胸懷。

看了《創業》後,他寫下批語:「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

還有一次,小孟、小張陪主席看電影《雷鋒》。畫面上出現了風雨中,雷鋒送一位抱著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麼聚精會神,簡直是種入迷的神態。這是小孟沒有想到的。主席一向喜歡京劇崑曲,愛看戲曲片,有時邊看邊聽,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唱起來。這時,若小張、小孟在他身邊坐著,他會用手一正一反拍著她們的手,一下一下地打著點,真是一種自我陶醉,自我娛樂。主席愛看喜劇片,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後合。他幾次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放侯寶林主演的《遊園驚夢》,喜劇片《新局長到來之前》、《錦上添花》、《廢品的報復》、《第十二夜》,這也許是因為,毛澤東想在詼諧幽默中,放鬆一下綳得很緊的神情。《雷鋒》,一部很普通的片子,講的是一些人們早已熟悉的故事,然而,當畫外音傳來了雷鋒的聲音:「我是人民的兒子,我是公社的兒子,您一定要收下兒子這點心意」時,毛澤東竟然用手帕擦著眼淚。小孟、小張看到主席為此這麼激動,都有些不好理解。

這幾句話,是雷鋒把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下的二百元錢寄給人民公社時,信中所寫的話,這些話,或許使毛澤東想到辛勞的人民,或許,讓他看到了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的思想光輝。這些真誠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

了河南水災的情況。講到河南×縣有成百上千的人仍處在危難之中,解放軍的大隊人馬已趕到求援,但已有幾十人喪生,幾千人離鄉背井。讀著讀著,小孟聽到了抽泣聲,她很奇怪,也很害怕,馬上放下正在讀著的報紙,忙走到主席面前,急切地問:

「主席,您怎麼了。」

只見毛澤東眼睛裏飽含著淚水,極為傷心的樣子,小孟趕緊拿起沙發旁小桌子上的消毒毛巾,給主席揩揩眼淚。主席說:

「沒事兒,你接著讀報,我這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

聽到主席這些話,小孟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漸漸地,小孟也摸到了主席的脾氣,她也便注意讀報的內容,打這以後,她就一般不給主席讀這類消息。考慮到主席歲數大了,受不住這樣的刺激。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看到他的妻子賀子珍要走,而極力挽留她,又留不住時,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死了,用過的鋼筆舊了,都捨不得換掉;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他晚年的生活中,也得到了印證,他確實是個愛動感情的人。他既有豁達豪爽、胸懷博大的一面,也有溫情細緻的一面。

影《自有後來人》。這是一部悲壯的,表現革命英雄主義的電影,樣板戲《紅燈記》就是在這個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

當電影演到革命者走向敵人的刑場,英勇就義的場面時,響起了雄壯低沉有力的《國際歌》的樂曲。本來毛澤東看這部電影時由於時間長了,他已把頭仰靠在沙發上,兩手也隨便地放在沙發扶手上,顯出一種疲倦的樣子。但《國際歌》的樂曲一響,他立刻把靠在沙發背上的頭向前移動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把他的中山裝衣角拽了拽,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然後他又側臉一看小孟,見小孟依舊歪靠沙發坐著,便輕輕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讓她也坐好。

英雄就義,《國際歌》的樂曲會使80多歲的毛澤東,顯出如此的虔誠,會使一個曾堅信無產階級大業必定有輝煌前景的人,立刻感奮起來,此時的思想情操會呈現一個神聖的世界,這不能不說是他對共產主義的一種真摯的信仰。

事過好幾天,小孟都想不通,為什麼主席那次看電影會有那樣的舉動。二十幾歲的姑娘,自然理解不了一個一生都在追求著他政治理想的人所持有的思想境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或許是他的精神狀態吧。

儘管,暮年的毛澤東,已是疾病纏身,力不能支,但他的心老而彌堅。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

「春風南岸留暉遠,秋雨韶山灑淚多」

這是毛澤東為悼念母親而寫的兩副輓聯。

1919年,毛澤東的母親文氏患腮腺炎,當時年輕的毛澤東正在長沙任教,他得知消息,便匆忙趕回韶山,把母親接來省城治病,可是由於併發症,文氏病故,卒年53歲。毛澤東悲痛至極,跪於慈母靈前,以淚和墨,含悲揮毫,寫下了感情至深的兩副輓聯和催人淚下的《祭母文》。從中,我們看到了年輕的毛澤東,對母親深厚的愛,我們看到了一顆赤子之心。

不獨對親人,對身邊的普通人,他也十分重感情。在解放戰爭的最後日子裡,在大決戰的嚴酷鬥爭中,他曾那麼真心實意地去關心過他的馬夫老侯同志。

老侯同志從紅軍長征的時候起就為毛主席喂馬,年齡比主席大幾歲。在主席進入河北去西柏坡的路上,他可以有汽車坐了,不用再騎馬,臨走前,他特意去看望老侯:「我這次不騎馬了,十幾年來,你一直為我喂馬,你很辛苦,我很感謝你。這次,你去河北,就騎馬吧。」當時老人感動得熱淚盈眶:“主席,喂馬是我的工作,我應該做好,我的級別夠不上騎馬,我還是步行吧。”毛澤東堅持著:“你年紀大,身體又不好,應該照顧。”老侯真沒想到,主席這麼忙,還有時間特意來看望他關心他。到了西柏坡後,老侯病故了,當時人們看到主席工作太忙,正是三大戰役最緊張的時期,沒有告訴他。等把一切後事都料理完之後,找了個主席不太忙的時候,把這件事告訴了他。主席生氣了,他說:“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及時告訴我。我就是再忙,這件事我也不能不去。”事後,主席專程到老侯的墓地去進行了悼念。

在別人的眼裏,也許覺得老侯沒有什麼本事,但毛澤東說:「老侯多年來踏踏實實地喂馬,從來沒有不安心過,從來也沒有看不起自己當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為名、不為利,一心為革命,老侯可是個好同志,真叫人永遠難忘。」

世界上,古今中外的軍隊裏,有哪一個馬夫的去世,會牽動一個最高領袖的情感呢?

60年代初,天災人禍,許許多多的老百姓吃不飽。毛澤東得知這些情況後,他主動將自己的生活標準降低,也許會有人說,全國再困難,也不會影響到毛主席的生活,況且,毛主席省下的幾個錢又能有多少?對這麼大的國家,對這麼大的困難,又能有多少幫助?這裏不是幾個錢的問題,是一種感情問題,是一種始終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質問題。這樣的信息,在人民群眾中傳播的時候,困難中的人民將得到怎樣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啊。整整三年的特大困難,國家沒垮,社會沒亂,這將是永遠值得深思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恩來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這之前的十幾個小時內,周總理的病情報告便不斷送到主席這裏來。毛澤東靜靜地看著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報告,治療方案、搶救方案的報告。

周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張耀祠得知這一噩耗,馬上來到主席的大廳,告訴了在毛澤東卧室外面值班的護士小於。小於拿起了平時常用的一支鉛筆,一支很輕很輕的筆,此時變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筆跡在一張常用來通報事情的白紙上寫下了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這張紙放在了主席大廳里的條桌上。

小孟此時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魯迅選集。小孟聽到外面大廳里有人走動的聲音,按照往日的經驗,她知道這是有人來送條子或送東西來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廳里長條桌子上的紙條。她心裏有些緊張,她彷彿意識到會有不幸的消息傳來,她一下拿起了那張32開的白紙,一行字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視著,拿著那張紙,一動不動,淚水不由自主地滾到了臉頰。

小孟把紙疊起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淚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舊在那裏看書。他根本沒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廳里的事,小孟也便裝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邊的沙發椅上,也順手拿起了一本書,心不在焉地看著。

中午吃過飯後,主席休息了兩個小時,下午三點多鐘,政治局派人送來了總理逝世的訃告清樣。小孟收下來,看主席睡醒覺,精神還算可以,她決定找機會把總理逝世的消息告訴主席。

按照慣例,這時小孟給主席讀報,讀文件。她先讀了些別的內容,然後她覺得再也沒法隱瞞了,便稍稍停頓了一會兒,拿起那張訃告清樣,她一向很高的嗓門,很快的速度,忽然變得低沉、緩慢:「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去世」主席聽著,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眉頭緊鎖,不一會兒,閉著的眼睛裏滾出了淚珠,一直流到了臉頰。小孟自己已經哭出聲來,泣不成句地堅持讀完了訃告。

主席沒有說一句話,只任淚水默默地流淌,淚水流過了面頰,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頸。主席始終不說一句話。此時,能用什麼話來表達感情於萬一,幾十年同舟共濟,幾十年風風雨雨,幾十年來的得力助手,周恩來同志先走一步,永遠離去了。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長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從心,他不能不觸景生情了。

此時的小孟,不知該說什麼,也不知該做什麼。無聲的悲哀瀰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時顯得格外沉寂,彷彿這裏的空氣都凝固了,彷彿整個世界都睡去了。

總理的追悼會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開。在這之前,輪椅,氧氣袋,一切搶救的措施都準備好了,準備主席去參加追悼會。

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體又多次出現反覆,他根本坐不起來,更不用說是站立了。

小孟打電話請示汪東興:總理追悼會的事,要不要告訴主席參加?汪東興回答說:「政治局未發出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你們就不要問主席參加不參加了。」

就這樣,毛澤東沒有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

當時,「四人幫」一夥,對周總理有刻骨仇恨,他們對總理的悼念活動,進行了種種干涉。什麼不許戴黑紗,不許開追悼會,不許影響“抓革命,促生產”。「四人幫」一夥在一起談笑風生,打撲克,看電影,聽音樂,他們真比過節還高興。江青還特意穿上了她平時根本不穿的紅色毛衣。這些舉動,人們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上,人們敢怒而不敢言。他們想不通,更不能理解,為什麼對總理的悼念活動一壓而壓?人們多麼希望當時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有著最高權威的毛澤東,說一句話,有一個行動,表示對周總理的公正肯定啊!人們曾流傳著這樣的故事,總理在住院期間,主席去醫院看望總理,還給總理送了營養品,只不過沒有登報,發消息。但這只是人們希望,這是人們在渴望中編出來的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罷了。人們多麼希望總理的追悼會毛主席會去參加啊,哪怕只露個面。

但人們失望了。又有人知道毛澤東當時的處境,他當時早已力不從心,參加追悼會,於他來說,是無能為力的了。

追悼會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給主席讀報的時間。小孟給主席讀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同志致的悼詞的清樣。

小孟讀著,忍著眼淚。毛澤東不再是默默地聽著,他淚如泉湧,失聲痛哭,他依舊沒說一句話,他又能說些什麼呢?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他的痛哭,已訴說了他深厚的情感,這裏有對患難與共的戰友的哀傷,有對幾十年來交往的回顧,有對自己暮年多病的悲涼,有對自己已無力回天的沮喪。周恩來的謝世,也許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澤東大概也感到了一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悲傷。

聽悼詞時的嚎啕大哭,能不是一種真實感情的流露,這裏面能沒有對周總理的沉痛悼念?

在後來幾天每次給毛澤東讀有關悼念活動的文章,各國的唁電,他都會默默地流淚。每當小孟發現時,她自己也不忍再讀下去。她會想起汪東興的叮囑:主席歲數大了,身體又不好,就不要多讀這樣的文章了。

周總理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都未能擺脫悲傷的情緒。本來,還可以說說笑笑的主席,因為總理的去世,彷彿一下子帶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歡樂。那段日子裡,他臉上幾乎已無笑容。他常常沉默著。

就在這種氣氛中,1976年的春節到來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過了他最後的一個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過了最後一個春節。他的最後一個生日,還有過一些快樂,而他的最後一個春節,卻難得有一點歡愉。

除夕夜,他的住所,依舊顯得冷清而寂寞,沒有親人的團聚,也沒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張、小孟陪伴著他。

當午夜,中南海外邊傳來噼噼叭叭的鞭炮聲時,他聽得那麼真切,他一下子意識到了這是除夕,這是春節。他看看小張,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啞的聲音說:

「放點鞭炮吧,你們也應該過過節。」

怎能相信,這就是毛澤東的最後一個春節。他的悲涼,他的寡言,難道沒有對已故戰友,對周總理的悼念?

當我們看到毛澤東「獨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和小戰士談學文化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毛澤東回到離別32年的故鄉,來到農民家做客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毛澤東托起菲律賓馬科斯夫人的手輕輕一吻的時候,當我們看到毛澤東給小孟講故事,話家常的時候我們能不覺得,毛澤東是個極富於感情的人嗎?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毛澤東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他雖然早已被稱為“領袖”、“救星”,早已高高在上,但他同情弱者,看重友情,感情細膩而豐富,這不能不說是他一貫的性格特點。

從他留下的詩詞里,我們更可以看到他的情感,既有纏綿悱惻,又有豪邁果敢,既有潺潺流水,又有氣壯河山。詩言志,更言情,30多首詩詞,更是他豐富感情的見證。

郭金榮 著《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6年,胡耀邦夫婦與兒女們合影 (圖片來源:資料圖)

與中南海僅一牆之隔的西華門,住著許多中共領導人。推開一扇綠色的大鐵門,在警衛員的帶領下,沿著高高的圍牆沒走多遠,就到了胡家。

這是一個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後,小兒子胡德華一家便陪伴母親居住在此。會客廳保持著十幾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遺像掛在最顯眼的位置,四周鮮花環繞。這裏更像是一個胡耀邦的小型紀念館,他生前的書籍、照片、獎章全部陳列在此。伴著滿屋的花香,胡德華與記者面對面坐了下來。

「其實我挺普通的,父親也不是什麼大人物,」胡德華很謙虛地說。

他的妹妹滿妹也很低調。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之後不久,胡耀邦的小女兒滿妹出版傳記《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胡家子女才第一次進入公眾的視線。滿妹當時幾乎不接受任何媒體訪問。「我一向都特別低調,千萬別把我當名人。」直到2008年新年之際,記者才有幸見到了胡耀邦三子。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歷:長子胡德平,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次子劉湖,華潤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三子胡德華,上世紀90年代從中科院軟體中心下海,投資項目囊括科技開發、植樹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恆(滿妹),中華醫學會副秘書長,某外企高管。他們個個都算功成名就。

談起父母與兄妹們的關係,胡德華說得最多的一句話竟是「他們才不管呢!」這是胡耀邦夫婦對待子女的一貫態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從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長大”。

「稀里糊塗」地長大

「我多次詢問母親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記不得了’。」胡德華總是覺得遺憾。

1948年11月,任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和徐向前等人正在太原戰役的前線,當時正是戰役打得最艱苦、最激烈的階段。而在後方石家莊的胡耀邦夫人李昭,即將臨產。就在此時,石家莊遭到敵方偷襲,身懷六甲的李昭在警衛員的保護下,迅速轉移。「母親只記得被拉上一輛運煤車,跑了大概一兩天,途中生下我。」胡德華最後自己推算,他應該出生在河北井陘,“韓信背水一戰、大破趙王的地方”。

由於家裏已接連生下兩個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於他出生後,父親直接從前線傳話:「既然又是個男娃,也沒什麼好回去看的。」在父親的失望中,胡德華默默地來到人間。不僅沒有出生地,他還和其他兄妹一樣,一直沒有大名。

「如果要按現在的說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來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華和兄妹們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在他的記憶中,自己的前兩個名字都不好聽。第一個叫“胡利利”,和狐狸諧音。對此他一直不解,再三追問父母,才得到兩個答案:一是因為父親姓胡,母親姓李;二是他出生後不久打了勝仗,勝利了。雖然兩者都經不起推敲,但胡利利就這樣稀里糊塗地被街坊四鄰叫大了。

1950年春,川北地區獲得解放,參加完「成都會戰」的胡耀邦,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共川北區委書記。於是,胡耀邦拖家帶口到了四川。“那時候我們家算是聚齊了,連爺爺奶奶都去了。”

在這個全家團圓的時刻,胡耀邦的父親看著一群都是小名沒有「大號」的孫子,鄭重地拿出家譜。“爺爺宣佈,我爸是‘耀’字輩,我們是‘德’字輩。家中‘德’字輩出生的男孩,以後按長幼分別叫平、安、發、財。”於是,胡耀邦的長子名為德平,輪到胡利利,就是德發了。之後在北京上幼兒園,由於德發的“發”繁體字太難寫,幼兒園老師自行將其改為胡德華。至於當時孩子名字叫什麼,是否妥當,胡耀邦夫婦完全無暇顧及,聽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婦終於在四川南充迎來小女兒的誕生。「家裏人特高興,外婆說孫兒、孫女都有了,滿足了,就給小妹起名滿妹。」在胡德華看來,家中這個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兒,備受寵愛。滿妹直到參軍時才起名李恆,隨母親的姓。

同年,胡耀邦調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第二年,已經4歲的胡德華說著一口四川方言跟隨母親來到北京。在胡德華的記憶中,父母為他選擇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標準,只是一條——全托,能住校。而在滿妹的回憶錄中,她也這樣寫道:

「小時候,父親對於我來說,雖然並不陌生,卻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親切。坦白地說,在我內心深處,還多少有點害怕,害怕這個從來沒有跟我玩過的爸爸。母親是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典型幹部,一向只顧工作不顧家。1952年她隨父親來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紡行業,從此以廠為家。工人們反映說:‘一天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在我記憶中,母親只抱過我一次,可當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鏡時,她‘啪’地給了我一巴掌,我嚇得大哭起來。外婆急忙從她懷裏把我奪過去,埋怨道:‘從來也沒抱過孩子,就抱這麼一回,怎麼還打她!’母親說:‘她要是把眼鏡弄碎了,我明天怎麼工作!’」

四個孩子三個姓氏

胡德華常聽外婆講,父親生來好動,雖然個頭矮小,卻喜歡體育,常和比自己高出一頭的同學同場競技。「除了喜愛體育,父親還喜歡演說。有意思的是,他從小有些口吃,爺爺曾叫他‘九結巴’。」

調皮的小德華兒時也是個結巴,直到上大學才慢慢糾正過來。「大人總說‘哎呀,你就是學你爸’。父親開會的時候‘啊,那個那個’,我也跟著‘啊,那個那個’……最後他生氣了轟我走,我就跟他做個鬼臉跑了。那會兒我爸和王震見面,人家都管他叫結巴子。」胡德華在父親身邊,總是非常隨性,他說家中“母親很厲害,而父親從不發火”。奇怪的是,隨著胡德華長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漸漸矯正了。

胡耀邦家中4個子女卻有3個姓氏,除分別隨父母姓胡、李之外,還有一個姓劉的。胡德華說,他們從小就知道有一個「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擔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將赴前線作戰。李昭態度堅決,也要求同往參加戰鬥。無奈,胡耀邦夫婦將未滿40天的次子,送給了陝北老鄉劉世昌。「當時他們對孩子可不太在乎,把革命看得高於一切。父親只提了3個條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轉送別人;二是將來要讓孩子上學;三是讓他自由戀愛。父親堅持讓孩子隨老鄉姓劉,老鄉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就叫劉湖(胡)了」。

從胡德華出生起,就沒見過二哥。這一別,就是十幾年。解放後,劉世昌一家輾轉到了青海。他牢記著胡耀邦的囑託,即便家裏連吃飯都困難,還是堅持讓劉湖上了學。13歲時,劉湖小學畢業,各門功課成績優良。其間,胡耀邦從沒有來找過兒子。

當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職時,劉世昌和妻子猶豫再三,「孩子像生父,學習那麼好,不能耽誤了」。就這樣,劉世昌硬是把含辛茹苦養大的劉湖送回了北京。“父親看到劉世昌愣了,半晌說不出話,他拍著二哥頭說:‘記住,劉世昌永遠是你父親!’”此後每逢寒暑假,劉湖就會去看望劉世昌夫婦。

「走資派」的後代

全家團圓的幸福時光轉瞬即逝,很快「文革」開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發配到了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勞動。“母親被隔離審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轟回安徽老家,音訊全無。父親的秘書、司機也早就撤走了,滿妹曾一個人住在三進大院子裏,幾十間房子空空蕩蕩……”

胡德華當時還在上高中,那時他的理想是要做工程師,要考清華大學。然而剛讀完高一,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負責修馬路。「當時我的工種叫‘壯工’,聽著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兩糧食,可見體力消耗有多大。」

胡德華記得,當時母親比父親受衝擊還早,在「文革」中的境況更慘。“母親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剛強的她從來不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也從不抱怨。”

由於「文革」,胡德華笑稱二哥劉湖是預備期最長的黨員,“預備了將近十幾年!”“二哥當年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工系,和現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延東一個班,她還是我二哥的入黨介紹人。1966年5月,他成為預備黨員。一般黨員的預備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剛入黨一個月就趕上‘文革’,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成為正式黨員。”

而老大胡德平,也因為「文革」改變了命運。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就在1967年畢業前夕,隨著鄧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鄧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類”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受專政的對象,聶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員會,勒令他們接受檢查,要他們反對自己所敬仰和信賴的父母。那時他的身心受到極大創傷。我大哥小時候特別淘氣,但是後來變得越來越老實、沉穩。”

胡德平的外表酷似胡耀邦,戴一副眼鏡,書生氣很濃。實際上,胡德平在進入政界以前,是個標準的學者。

「文革」後,胡德平撿起了他心愛的歷史學專業,考取了中國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廬教授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做研究工作,後又擔任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同時,胡德平還致力於“紅學”研究。1983年,他聯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紅學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會”,出任會長。為了考證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傳說中的“黃葉村”香山一帶考查,還出版了一本名為《曹雪芹在西山》的書冊。一些紅學老前輩,對他這種刻苦鑽研的精神極為讚賞。

1984年胡德平作為中共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的特派員到了湖北省。在湖北時,他還創辦了曾經轟動一時的理論刊物。從湖北返京後,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之後,被提升為統戰部副部長。

「我們比父親差遠了」

談起子女對父親的繼承,胡德華坦言「我們差遠了」。“誰也比不了父親,父親做人的骨氣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無人能及。”如果說有聯繫的,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讀書。

「其實父親文化程度並不高,14歲就參加革命,但是他博覽群書,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不論在馬背上還是帳篷里,父親只要有點滴空閑時間,總是孜孜不倦地讀書。他記憶力驚人,對一些佳作警句背誦如流。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誦讀幾遍,便能全文背下來。」

胡德華列舉了許多父親看過的書目,算起來總共有5000萬字。「父親說每天堅持讀1萬字書,14年就可以成為學者。因此在‘文革’後期,鄧小平派他到中科院工作,那些大科學家特別敬佩父親。」

1973年,胡德華考入重慶通信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學院教書。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華進入中科院軟體研究中心工作。他說自己的夢想一直是要科學救國。「以前覺得能當個科學家才是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但後來,胡德華卻改變了想法。特別是父親去世後,他在領導的鼓勵下決定下海。這個想法引起了家人的一致反對:“我大哥說:‘你搞科學技術的,哪能做買賣?!’我就不服氣,我說當時那麼多農民企業家,我上過大學的,怎麼不成?我一定要爭這口氣。”

胡耀邦的子女對父親都充滿了敬畏。事隔這麼多年,胡德華每每回憶起父親批評自己的情形,心裏還是有些慌亂,對於父親的鐵面無私,胡德華至今還十分感慨。

「就連父親最疼愛的小妹,也沒能沾父親半點光。」1968年滿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紙總廠一分廠的維修車間當車工。一年之後,看到大家陸續都去參軍了,而父親不聞不問。她自作主張,找到了父親在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時的搭檔──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她托警衛員帶話:“我是胡耀邦的女兒,想請鄭司令員幫我去當兵。”

作為胡耀邦的女兒,能當上兵,滿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種如何、部隊駐在何地,樂不可支地來到當時全軍最大的柏各莊農場,在師醫院當了名衛生兵。」幾年兵當下來,滿妹卻發現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地被推薦上了大學。苦悶至極的她,給父親寫了信,希望父親能托托關係,讓她也有個上大學的機會。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廠,後來當兵我是不知道的,內心也是不贊成的,因為是走的後門。現在又提出想上大學,我認為你應該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學習書本知識,又要到社會實踐中去學習。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後門,而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的願望和理想……」那時,滿妹完全不能理解父親的思想,懊惱、委屈一齊湧來,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後,她再也沒有指望能沾父親的半點光。”胡德華說,小妹每每回憶起當年撕信的情景,總是滿心愧疚。

如今,一切都已成為過往。談話間,胡德平的女兒走了進來,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胡德華掩飾不住驕傲:「大哥家有兩個孩子,這個是英國劍橋畢業的,另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女兒已經成家立業。我的女兒在復旦大學畢業後,如今在澳大利亞一個投資公司工作。我們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很幸福了。」

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終歸於平靜安寧之中。談話中,胡德華笑聲爽朗,談起往事繪聲繪色,這也是如今胡家子女真實生活的寫照吧。(文/劉暢)

胡耀邦生平簡介

1915年~1989年。湖南瀏陽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宣傳部部長兼青年部部長,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抗大第一大隊政委、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代主任,晉察冀軍區第四、第三縱隊政委,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

解放後,任中共川北區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西北局第二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等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5年恢復工作。先後任中科院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組部部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紀委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共八、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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