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毛澤東（資料圖）
中國古代有一句為政格言：「文死諫，武死戰。」國家的穩定全賴文武官員各司其職，各守其責。神武之勇，戰功卓著，名揚疆場者被尊為開國功臣、民族英雄，如韓信，如岳飛。敢說真話，為民請命，犯顏直諫者為諍諫之臣，如魏徵，如海瑞。進入現代社會，講民主，講法制，但個人的政治操守仍然是從政者必不可少的素質。在共和國歷史上兼武戰之功、文諫之德於一身並驚天動地、彪炳史冊的當數彭德懷。
在十大元帥中，彭德懷是唯一一個參加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在解放後又和美國人打過仗的。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里，敘述他歷經敵營，不知幾死。彭德懷行伍出身，自平江起義、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解放戰爭、抗美，與死神擦邊更是千回百次。井岡山失守，「石子要過刀，茅草要過火」，未死；長征始發，彭殿後，血染湘江，八萬紅軍，死傷五萬，未死；抗日，鬼子掃蕩，圍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彭奮力突圍，未死；轉戰陝北，彭身為一線指揮，以兩萬兵敵胡宗南28萬，幾臨險境，未死；韓戰，敵機空襲，大火吞噬志願軍指揮部，參謀毛岸英等遇難，彭未死。
毛澤東對彭德懷曾是極推崇和信任的。長征途中曾有詩贈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十大元帥中，毛澤東除對羅榮桓有一首悼亡詩外，對部下贈詩直誇其功，這也是唯一一首了。抗日戰爭，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後期朱老總回延安，他實際主持總部工作。解放戰爭初期，彭德懷轉戰西北更是直接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朝鮮戰事起，高層領導意見不一，毛澤東急召彭德懷從西北回京，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抗美，並受命出征。多次戰役較量，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杜魯門總統事先沒有通知朝戰司令麥克阿瑟，就直接從廣播裏宣佈將他撤職，可見其狼狽與惱怒之狀。從平江起義到廬山會議，這時彭德懷的革命軍旅生涯已30多年，他的功勞已不是按戰鬥、戰役能計算清的，而是要用歷史時期的壘砌來估量。蔡元培評價民國功臣黃興說：「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於彭，「無彭則少軍威，有軍必有先生」。他不愧為國家的功臣、軍隊的光榮。
如果彭德懷到此打住，當他的元帥，當他的國防部長，可以善終，可以保官、保名、保一個安逸的日子。戰爭過去，天下太平，將軍掛甲，享受尊榮，這是多麼正常的事情。林彪不就是不接赴朝之命，養尊處優多年嗎？但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人。他是軍人，更是人民的兒子。打仗只是他為國、為民盡忠的一部分。戰爭結束，忠心未了，人民又有疾苦，他還是要管，要爭。
1959年，建國十周年。對戰爭駕輕就熟的共產黨領袖們在經濟建設上遇到了新問題，並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心急，步子要快一些；周恩來從實際出發，覺得應降降溫，提出反冒進。毛澤東說，你反冒進，我反「反冒進」，並多次批周，甚至要周辭職。怎麼估價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一步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了廬山會議。會議之初，毛澤東已接受一些反「左」意見，分歧已有一點小小的彌合，但彭德懷還是不放心。會前，他到農村做過認真的調查，親眼見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和對農民生活的干擾，而幹部卻不敢說真話。在小組會上，他先後作了七次發言，直陳其弊，就是涉及毛澤東也不迴避。他說：「現在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在廬山176號別墅里，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澤東的脾氣，他想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他多麼想，像延安時期那樣，推開窯洞門叫一聲「老毛」，就與毛澤東共商戰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時期，形勢緊急，他從朝鮮前線直飛北京，一下飛機就直闖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驅車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澤東。那次是解決了問題，但毛澤東也留下一句話：「只有你彭德懷才敢攪了人家的覺。」現在，彭德懷猶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談，踱步到了主席住處，但衛士說主席剛休息。他不敢再攪主席的覺，就回來在燈下展紙寫了一封信。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頭是「主席」，結尾處是「順致敬禮！彭德懷」，連個標題也沒有，不像文章。後人習慣把這封信稱為「萬言書」，其實它只有3700字。他沒有想到，這封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全黨也沒有想到，因這封信黨史而有了一大波折。這封信是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一塊里程碑。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幹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著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最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澤東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粱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澤東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德懷與毛澤東相處30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腦後。果然，會上，他被定為反黨分子，會後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彪漁翁得利。廬山上的會議開完，不久就是國慶，又恰逢十年大慶，按慣例彭德懷是該上天安門的，請柬也已送來。彭說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天安門，不去了。他叫秘書把元帥服找出來疊好，把所有的軍功章找出來都交上去。秘書不忍，看著那些金燦燦的軍功章說：「留一個作紀念吧。」他說：「一個不留，都交上去。」當年居里夫人得了諾貝爾獎後，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玩，那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現在彭德懷把軍功章全部上交，這是一種莫名的心酸。沒幾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掛甲屯當農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裏種了三分地，把糞尿都攢起來，使勁澆水施肥。他要揭破畝產萬斤的神話。1961年11月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後，他回鄉調查了36天，寫了五個共十多萬字的調研報告，涉及生產、工作、市場等，甚至包括一份長長的農貿市場價格報告。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執、樸實，真是一個農民。他還是當年湘潭烏石寨的那個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氣地說：「你當你的國防部長，為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他說：「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剛烈的毛澤東希望他能認個錯，好給個台階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懷就是不低頭。
被貶的日子裡，他一次次地寫信為自己辯護。寫得長一點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前。他正在湖南調查，聽說中央要開會糾左，他高興地說，趕快回京，給中央寫了一封8萬字的信。廬山會議已過去了三年，時間已證明他的正確，他覺得可以還一個清白了。但就在這個會上他又被點名批了一通，他絕望了。「文革」期間，這位打敗過日軍、美軍的戰神被一群紅衛兵娃娃玩弄於股掌，被當作囚犯關押、遊街、侮辱。作為交代材料，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長長的辯護詞，細陳自己的歷史，又是8萬字。他是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那支派克筆寫的，寫在裁下來的《人民日報》的邊條上。他給專案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這份珍貴的手稿幾經周轉，親人們將它放入一個瓷罐，埋在烏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革」結束才重見天日。那年，我到烏石寨去尋訪彭總遺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黑糊糊的灶台和堂屋裏彭總回鄉調查時接待鄉親們的幾條簡陋的長板凳。
他憤怒了，1967年4月1日給主席寫了最後一封信，沒有下文。4月20日他給周總理寫了最後一封信，這次沒有提一句個人的事，卻說了另一件很具體的與己無關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時看到工業石棉礦渣被隨意堆在大渡河兩岸，常年沖刷流失很是可惜。這是農民急缺的一種肥料。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這時雖然他的身體也在受著痛苦地折磨，但他的心已經很平靜，他自知已無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這是他對中央的最後一次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閑置6年後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澤東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革」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於「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於革命戰爭卻死於「文化大革命」，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文死諫」的含義，他遠比「武死戰」要難。當一個將軍在硝煙中勇敢地一衝時，他背負的代價就是一條命，以身報國，一死了之。敢將熱血灑疆場，博得烈士英雄名。而當一個文臣堅持說真話，為民請命時，他身上卻背負著更沉重的東西。首先，可能失寵，丟掉前半生的政治積累，一世英名毀於一紙；第二，可能丟掉後半生的政治生命，許多未競之業將成泡影；第三，可能丟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於戰場，死於敵人，舉國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於不同意見，死於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將要忍受長期的屈辱、折磨，並且身後落上—個冤名。這就加倍地考驗一個人的忠誠。彭德懷因為這封說真話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為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鍋。在監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滾，欲死不能。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哨兵關押記錄竟是這樣的文字：“我看這個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這個老東西從報上點他名後就很少看報”。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對這個開國老帥的態度。可知他當時的處境，其所受之辱更甚於韓信鑽胯。而許多舊友親朋，早已不敢與他往來，就連妻子也已提出與他離婚。廬山會議後，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斗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30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15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斗、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4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杜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千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30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30天的爭論和其後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1984年鄧小平在國慶大典上發表講話
本文原載於《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原標題為「鄧小平的求實與反思精神」
恩格斯說過：「歷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進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2頁）這就是說，歷史是第一性的，是思考的基礎，而思想的進程則是從對歷史的思考開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最初是從我們黨在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開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起點。作為這次偉大轉變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能夠為我們黨和國家確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與其“三起三落”不平凡的政治生涯過程，以及對歷史的求實和反思是密切相關的。
對「大躍進」的失誤，鄧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1958年，在我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過程中，黨中央的決策出現了重大失誤，「大躍進」運動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對於這段時間黨的決策的失誤，鄧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其實，追溯鄧小平對「大躍進」的態度，可以看出，他是不大讚成的。1957年10月，鄧小平在一個講話中，對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頭腦發熱的情緒就有了清醒的認識。他說：搞建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較革命要困難得多，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多大的本事。所以，要把我們這麼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工業國家，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心一意地搞經濟建設。如果不一心一意，不好好學習，不總結經驗，我們也會在建設問題上栽跟頭。他強調指出，什麼時候都要從我們國家的實際出發。
但是，一年以後出現的「大躍進」運動，顯然是沒有從國家的實際出發。當大鍊鋼鐵運動在全國鋪開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廣西視察。看著那些小土群爐煉出來的所謂鋼鐵，這位曾經在法國鋼鐵廠干過這一工作的總書記很不滿意。
到了1961年，特別是在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提出糾正「左」的錯誤，鄧小平與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立即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為儘快挽回「大躍進」造成的損失，迅速恢復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儘管對「大躍進」運動鄧小平內心是不贊成的，但是，在後來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鄧小平還是勇於承擔責任，多次強調自己也犯過錯誤，在這段歷史上也負有責任的。
「這也許是我們黨內許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劇。只要毛澤東在思考，他們就習慣關閉自己頭腦中相應的那部分機器。」1980年8月，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拉法奇問時說道：“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
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一次對「大躍進」承擔了責任。他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鄧小平對「大躍進」運動的總結，反映了他的求實態度和對歷史負責的可貴品質。因為有這樣的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始終要求全黨，汲取「大躍進」的歷史教訓，從國家的實際出發，制定建設社會主義的大政方針。在這一點上，鄧小平起到了率先垂範的作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轉折後，中國開始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進程。然而，中國究竟與先進國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紀末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是個什麼樣子？大多數人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在粉碎「四人幫」後的兩年，曾經出現過與1958年「大躍進」相類似的“洋躍進”。如何避免1958年「大躍進」的教訓，制定出合乎中國國情的發展目標，是鄧小平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他認為，要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委會代表團時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兩天後，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只能達到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出，說明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有了比較準確的定位。
12月6號，在與日本大平正芳的談話中，鄧小平將「中國式的現代化」直接定位在“小康”。談話中，大平正芳問道：中國的現代化確實是十分宏偉動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們的現代化藍圖究竟是如何構想的？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鄧小平回答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關於小康的含義，鄧小平後來有過多次闡述，最概括的解釋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這實際上就是從溫飽到現代化的中間階段。
「中國式的現代化」和“小康社會”概念的提出，鄧小平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為我們黨科學地確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及實施步驟提供了原則性的指導。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從我們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1982年黨的十二大，把小康目標進一步確定為全黨全國人民到本世紀末的奮鬥目標。
總結「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
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談話時說：「可以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就是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此後，在黨內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黨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探索。這一重要戰略決策的作出，是奠基在對1957年以來「左」的錯誤，尤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的歷史教訓總結上的。
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融入了鄧小平對20年「左」傾錯誤的反思。
早在1975年，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時，就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這次整頓，雖然對「左」傾錯誤的撥亂反正是有限度的，但卻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全面撥亂反正的前奏。
「文革」結束後，1978年9月，鄧小平到朝鮮訪問回國後，沒有直接返京，而是在東北三省滯留了約一個星期。他先後視察了幾個地方，發表了五次重要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多次情緒激動地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中國人民確實好，房子少，幾代人住在一個房子裏，究竟能忍耐多久。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鄧小平是一個在公開場合輕易不動感情的人，以這樣的方式講話，顯然是充滿了愧疚與自責。鄧小平是把自己放在黨的領導集體中的一員，來披露這種自責心態的。他說：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迅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使黨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要實現這樣的轉折，就必須對20年來的「左」的錯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清算，總結經驗教訓。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不但一直把階級鬥爭作為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發展經濟的方針，先是「政治統帥經濟」，後來是“抓革命，促生產”。“在這個方針之下，經濟工作的目標，方法，管理，都可以變成含有階級鬥爭的意義。”（胡喬木：《中國為什麼會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因為階級鬥爭成為全黨的中心任務，到後來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是用階級鬥爭取代一切、衝擊一切了。這樣，“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係，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裏所說的‘純潔’的實際含義，是用空想的原則取代比較切合實際的原則。純潔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經濟愈停滯。這樣，雖然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願，但是在事實上，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的地位愈來愈低，遇到人為的阻礙愈來愈多，‘抓革命，促生產’，只能成為一句空話。”（《胡喬木文集》264頁）
因為階級鬥爭成了中心，所以，正像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在這20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們並不是什麼好事都沒有做，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等。但就整個局面而言，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於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
這20年間，我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大？鄧小平從宏觀上曾有過論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薩克談話時說：「拿中國來說，50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麼大。但是我們封閉了20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期間變成了經濟大國。」在1991年8月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人們都說‘亞洲太平洋世紀’，我們站的是什麼位置？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東南亞一些國家興緻很高，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面去。”鄧小平的這些論述，雖然並不是在專講歷史，但是，痛心中國失去20年寶貴的發展時間的心態已躍然紙上。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歷史的浩劫，一個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痛定思痛，理應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對此，鄧小平曾多次論述過：
「20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這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像這樣的論述，在《鄧小平文選》里曾反覆出現。這些論述，歸結為一句話：沒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錯誤和實際災難引起的全黨反思和覺醒，就沒有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不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就要亡黨亡國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不解決接班人的問題就要亡黨亡國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鄧小平71歲。
這一舉措等於斷了「四人幫」搶班奪權的路。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地叫嚷：“10年後再看”。是年，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了中南海，引起了鄧小平的警覺。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71歲是處於劣勢的，這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說：10年之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面臨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塵寰，誰來接班？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讓「四人幫」或「四人幫」派系的人執掌黨和國家的大權，那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將繼續一次災難。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著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然而，王洪文“10年後再看”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舉國上下的一片歡呼聲中，鄧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幹部大都年高體弱，精力不濟，幹部隊伍呈老化趨勢；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幫」派系的人還存在相當勢力，他們等待著有朝一日重新翻過來；反對新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的人也還大有人在。有鑒於此，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黨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後，鄧小平就開始提出：老同志要退讓，要有意識地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年輕同志來接班；要趁老同志還在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
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全體代表時說：「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儘管有人不通，但總是已經確立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是組織路線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貫徹執行。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是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什麼人來接班的問題。」接著，鄧小平提醒大家：1975年王洪文說10年後再看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現在也還有10年後再看的問題。”鄧小平指出：“現在擺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拔一些年輕的同志來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體問題就不通了。”他還告誡：一定要趁我們老同志在的時候解決接班人問題，挑選好接班人，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老同志在，問題比較好解決，因為我們對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如果我們不在了，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天下大亂。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亂不起來。
在需要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還存在著阻力。少數老同志的心態較為複雜。他們受林彪、「四人幫」迫害，靠邊站了多年，如今剛出來工作，又要讓位，一時難以轉過彎來；還有些老幹部擔心年輕人經驗少，資格嫩，壓不住陣腳；等等。總之，接班人和讓位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落實起來，十分艱難。用鄧小平的話說：“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就培養接班人問題的緊迫性，講了幾條「對高級領導幹部來說不是那麼愉快」的意見：(一)現在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方針和路線的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干，誰來干？反正靠我們坐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二)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勢力還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來主持工作，王洪文說，10年後再看。10年後，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在座的老同志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這個問題，將來我們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會有大批林彪、「四人幫」派系的人上來接班，會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災難。(三)因此，對於我們的老同志來說，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認真選拔好接班人，要讓路，要準備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現在的廟很多，每個廟的菩薩也很多，老同志蓋住了，年輕人上不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這個問題，10年後不曉得會出什麼事，我們這些老同志就向黨和人民交不了賬。
老同志如何交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初步思路：有人說，青年人壓不住台，幫他們壓嘛！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看來，顧問制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今天我先發個議論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繼三中全會之後，又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上，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作了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不進一步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他又一次用王洪文那句“10年後再看”的話作例子，向全黨呼籲：當前最重要的還是選好接班人。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5年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在座的相當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時再考慮接班人問題就晚了。對於一些優秀分子為什麼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想一想，採取有效的措施。我們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內，要是辦不好這件事，就交不了賬了。
鄧小平「退隱與復出」
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制；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相對年輕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結束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選人的決定》，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進入中央領導階層騰出台階。應當說，這些舉動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方面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總的來說，步子動作還不夠迅速和大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顧慮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將決定中央人事變動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作重要講話。他說：“這項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幹部接班)當然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錯過時機，老同志不在了，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晚了，要比現在難得多，對於我們這些老同志來說，就是犯了歷史性的大錯誤。”他再次針對一些老同志的擔心和顧慮進行說服：“有些同志說，幹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1975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我說過這個話，……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有些同志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不夠，只是比較而言。老實說，老幹部對於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不是也沒有什麼經驗，也要犯一些錯誤嗎?”“同志們回想一下，我們中間許多人當大幹部、做大事，開始的時候還不是二三十歲?”
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這個講話。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政治局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是不適當的。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鄧小平認為，從年輕化角度考慮，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不適宜，他推舉了年輕的胡耀邦。鑒於軍委主席暫無其他適當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年輕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十一屆六中全會標誌著中央領導層的重大人事變動，實現了平穩的交接。但是，就全國範圍來說，老同志讓路，中青年幹部接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還存在一定阻力。鄧小平為此繼續奔走呼號。六中全會剛落下帷幕，鄧小平想到讓路接班的問題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留下來開會。他說，對我們這次六中全會，外國人反映說，是用和平方式解決交接班問題，解決中央人事的大問題，稱讚我們很順利、很穩定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全國範圍的幹部接替問題，如果再過三五年不解決，那就可能造成一種混亂，要來一次災難。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老同志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他還不客氣地批評：有相當一部分老同志還沒有解決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這個問題。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的問題時把它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在實現領導幹部年輕化的實踐中，鄧小平提出的設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也逐步得到實現。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次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制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他還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10年。”
9月1日至11日，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拉開帷幕。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佈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的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更年輕一些，同時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們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還能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以後，協助黨中央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鄧小平在中顧委成立之時就預計：全國範圍內的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從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來，黨的幹部離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並順利執行，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如期進展，同時，顧問委員會歷時兩屆，委員們大都年事已高，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組織，其使命已完成。鑒此，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央顧問委員會向「十四大」提出：「十四大」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十四大」高度評價了中顧委10年來所做出的功績，並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從「十四大」起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直轄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比，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得出了這樣一個很富有神秘色彩的結論：賦有創造性的個人的行為可以描繪成包括「退隱和復出」的兩重行為：退隱的目的是為了他個人得到啟示，而復出則是為了啟發他的同類。“退隱可以使這個人物充分認識到他自己內部所有的力量，……復出是整個運動的實質，也是它的最終目的”。（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第2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二版。）
根據這一結論，我們對這種「退隱與復出」可以做出這樣的理解：真正的英雄在成長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挫折和挑戰，伴隨挫折而來的是退隱；在退隱過程中，他通過求實反思得到進一步的提高，之後得以超越同類、成功地應戰。“挑戰、退隱，超越後復出、應戰”這樣一個不斷往複、深化的過程，也就造就了一個時代的英雄。
鄧小平就是從「退隱與復出」的過程中，融入了對歷史的求實與反思，因而成為一個時代的偉人，一個時代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