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指美國終於迎來了與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文章。
文章作者是羅伯特·曼寧（Robert Manning)，他曾在喬治布殊出任總統時期擔任美國國務院官員。
什麼是「斯普特尼克時刻」？冷戰初期，蘇聯在1957年向太空發射「斯普特尼克」號人造衛星，當時被形容為「斯普特尼克時刻」，因為隨即引發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將科技上升為國家任務，成立了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並大幅增加對研發的支持。
曼寧指出，過去4年，中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驚人地崛起。在美國日益增加的不安和反華憤怒下，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不斷跳出來，就是美國與中國競爭時，美國為什麼沒有像1957年那樣，出現「斯普特尼克時刻」？
誠然，如今沒有任何一項中國的成就能成為頭條新聞，除了北京最近戰勝新冠病毒之外。中國領先於美國的領域，比如金融科技，主要限於日常生活，不是宏大而非凡的成就。但是，除了對中國的狂熱恐懼和厭惡，各種關稅、科技禁令，以及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對中國的抱怨遠遠多於與中國競爭。除了制裁和關稅，美國對如何應對中國挑戰毫無頭緒。
現在情況終於變了，美國非常擔心失去對中國的競爭優勢，這種心理開始超越美國激烈的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將美國傳統的自由放任觀點，轉變為狂熱的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
恐華症(Sinophobia)使崇尚傳統自由市場的共和黨人一反常態，比如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呼籲，制定一個「親美產業政策」（pro-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從美國國會的大量立法也可見一斑，在2019年至2020年，共提交了366項以中國為重點的立法，大部分是關於貿易、投資和科技的，儘管最後只有少數可能成為法律。多數兩黨立法也反映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製造業計劃中，而那些計劃看起來與特朗普總統的相差無幾。
最突出的是主張補貼半導體產業的《創造有效激勵措施為美國生產半導體法案》（CHIPS for America Act)，該法案作為當前《國防授權法案》的修正案，可能在年底前成為法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法案，為什麼？因為半導體是一個價值4700億美元的全球產業，是所有數碼的核心驅動力，也是整個知識經濟的基礎和命脈。中國本身目前主要依賴來自台灣的進口芯片，也一直在嘗試實現芯片國產化，雖然今年未能實現40%國產化的目標，但仍在加倍努力，力求在2025年達到70%的目標。
美國這個新的半導體法案，旨在通過到2024年，將40％的稅收抵免用於半導體設備或製造設施的投資，以促進和推動半導體製造業的發展；為各州和城市設立一個100億美元的對等基金，以激勵對先進半導體製造的投資；包括促進STEM勞動力發展的措施，並投入120億美元用於研發。
法案中的一項規定，超越了狹窄的技術民族主義，其目的是在民主國家之間，建立供應鏈安全方面的多邊合作。它建立了一個7.5億美元的信託基金，該基金將在與外國政府達成協議後分配，以組成一個財團來協調與微電子相關的政策，微電子的透明度以及對非市場經濟體的政策的更大調整。
一連串的立法和兩位總統候選人的言論，均凸顯了對中國科技主導地位的擔憂，激發了兩黨對維持和推進美國正在減弱中的創新優勢。雖然產業政策在美國效果不一，但新資源以及公私合作的廣度和範圍很大，這無疑將對美國的科技能力產生不小的影響。
曼寧認為，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結果，可能是使華盛頓更好地能動員志同道合的夥伴，與中國競爭，逼使北京回到所承諾的經濟改革，減少許多政府驅動的資本主義措施。最壞的情況下，它可能會導致一個規則、規範和標準相互衝突的兩極化的全球經濟。最大的擔憂是，技術民族主義趨勢下，全球創新淪為受害者，因為全球創新，應是在開放和透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世界正處於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融合的新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生物技術、納米工程、新材料、物聯網、3D打印等，將數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融合在一起，並推動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影響地緣政治。
美國官員很早就明白，技術創新是未來的支點，但他們大多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直到擔心被中國超越，面對生存的恐懼，催生了改變的動力，代表下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終於來臨。
曼寧這個過氣政客，似乎正因為美國激發斯普特尼克時刻，而沾沾自喜。不過，現時的中國，絕不是1957年時的蘇聯，容易被美國一下子就追趕及超越。而現時的美國亦千瘡百孔，既沉醉於內部政治鬥爭，又濫發貨幣支持消費，疏於建設，也不是二次大戰之後強勢壯大的美國。
今次的中美博弈，好戲還在後頭。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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