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周恩來曾五次接見美國著名作家韓丁，下文根據談話整理加工。
毛主席在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經說：「我像一個打傘和尚（無發無天）」。這是一句雙關話。打傘的和尚就是一個像孫悟空那樣的造反者，不受制於既定的規章制度或慣例常套，不管是俗界的還是神的。
毛澤東主席是在1970年12月18日同斯諾交談的，這時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勝利，但也出現了一些逆流。
最不好的事情是絕對化的傾向，想問題絕對化，說話絕對化，這是毛主席很不高興的事情。例如講到毛澤東主席時所用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陳伯達最初提出來的。他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就被解除一切職務了。
毛主席說，「導師」（教員）應當夠了，但是要把四個減為一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作了很多的努力。現在，得以把名稱減為“偉大領袖”或“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希望也把“偉大”這個形容詞去掉，就單純是「導師」（教員）適合他，但群眾不會贊成。
再就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個口號了。這完全是錯誤的。怎麼可能有絕對的權威？毛澤東主席可以在某些問題上是權威，但至於不是他活動範圍內的問題，他怎麼可能是這方面的權威？此外，也有一個時間問題。一個人今天可以是權威，但明天也是權威嗎？如果人們使毛澤東思想變得絕對，那怎麼能夠有發展？再說，權威只能由人民群眾認可和擁護，關於樹立權威的一切想法是錯誤的。
還有就是毛主席畫像和塑像，不顧時間或環境，到處張掛陳列，搞得太多了。對此，毛主席曾笑著對埃德加·斯諾說：「看我站在那裏受到風吹雨打。實在可憐！」
在北京旅館出售貨品的櫃枱上，有大大的一幅毛主席像。我問售貨員：「毛主席是在櫃枱上為你們服務嗎？」在電梯裏也有一幅毛主席像：“毛主席是替你們看守電梯嗎？”我向司機問道。所有這些是做過火了，那是有害的。
對於一個領導人，人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值得尊敬？第二個問題是：你是被群眾承認為領導人還是別人把你的形象人為地樹立起來？
談到崇拜，華盛頓的名字是使用得很多的。美國國會大廈叫華盛頓，有一個華盛頓州，還有其他許多地方和事物都用上了他的名字，可是人們不能說這是人為的。在回顧歷史時，美國人們不能否認華盛頓的作用。
所以，毛澤東主席實事求是地討論了個人崇拜這個問題。一個領導人應當始終謙虛謹慎，而這就意味著從實際出發。
（《周恩來自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 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周恩來自述》：誰影響了青年周恩來
沃爾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他一生寫了上萬篇時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和《新聞周刊》上的「今日與明日」專欄是20世紀美國報刊史上歷時最久、內容最廣、影響最大的專欄，對美國歷史上許多重大國務和外交事件都有重要影響。1946年9月間，周恩來曾三次與李勃曼談話，談個人與革命的歷史。
我從事於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後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裏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裏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里還有農民的成分。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後，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只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台高築，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裏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後，因叔父周貽淦已去世，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後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於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於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願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只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滿洲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裏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後又去瀋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
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給我介紹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誌。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給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後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後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當主席。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後，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留學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後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後，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日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我出身於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鬥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1961年9月在江西廬山的資料照片
趙福亭，1924年生，山東金鄉人。1945年參加工作。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參加編輯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是《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中央文獻研究室方面的主編之一，《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毛澤東年譜》副主編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著作和生平研究組組長，幾乎參加和主持了新時期以來所有毛澤東著作的編輯工作。由他來談毛澤東，當然是駕輕就熟的事。
訪問人：您多年從事毛澤東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對毛澤東的文獻和資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認為毛澤東一生中有過幾次重大的抉擇？
趙福亭；這個問題很大，也難以有確切的定說，只能談點個人的看法。
毛澤東是20世紀的偉人。就近代中國來說，從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稱作是「毛澤東時代」。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舞台上，毛澤東唱了主角，每個歷史階段的關鍵時刻都留下了毛澤東的印記。這不是誇張，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學生時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躍的人物，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國歷史舞台以後，很快就顯露出他那對中國命運有決定性意義的非凡之舉。
把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為獨立的、統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是多少仁人志士的夢想，而實現這個夢想的領頭人是毛澤東。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為中國共產黨提出一整套的理論、路線和方針，使中國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你們提出的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有幾次重大的抉擇？我認為，可以說有五次。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重大抉擇，對於推進中國革命運動，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第一次抉擇：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訪問人：那末就先請您談談第一次的抉擇吧。
趙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毛澤東說他開始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書讀得並不多，只從中汲取了「階級鬥爭」四個字。這是極而言之了。他說從這裏開始，就老老實實地研究中國實際的階級鬥爭，進行許多尋找革命真理、尋找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嘗試，他在青年時代就把中外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研究個透，獨創性地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搞學生運動，搞自治運動，甚至搞新村式的試驗。經過反覆比較，他得出結論說，看來用老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辦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國式的革命。
走俄國人的路，「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取這個恐怖的方法」。他說他一旦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為之奮鬥終生，從沒有動搖過。
訪問人：毛澤東的這個抉擇，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他顯示了哪些與眾不同的特點呢？
趙福亭：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並被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接受的過程中，如前面所說，毛澤東與其他許多同代人相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掌握上，並不具備多大的優勢，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並且運用得好。毛澤東是一個農家子弟，他所處的社會天地並不寬闊，但一上場就顯示了他那才華出眾的偉人氣質。他在青年時代就曾說過，要救中國就要有「奇傑」，有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就是這樣的「奇傑」，這樣的“大家”。
訪問人：這麼說，一定有好多的特點了。
趙福亭：是的。我認為最突出的特點有兩個。一個是他有驚人的洞察力、想像力和獨創精神。他的思想永遠是開放的，永遠站在歷史發展的前沿，開拓新的思路，像他說的那樣；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他具有極其強烈的創造精神，一接觸新事物、新情況，就提出一種新觀點、新理論，提出解決問題的新辦法。
他青年時代就認為，對於任何問題，都要有「具體、鮮明、熱烈」的創新觀點。他說“在人類社會中，無論是一種運動，或是一宗學說，都要有這三個條件，無之便是因襲，不是創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不具有創造性，不同實際相結合，即使他的馬列主義學富“五車”，也是沒有用的。
其次，毛澤東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樓閣的空想家。他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就確認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注重實際，注重調查研究，特別注重研究中國，研究東方。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個特點。
毛澤東從踏上社會那天起，頭腦中就裝著三個東西：一個是要強國富民。建立一個獨立的強大的統一的中國，這是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一個是要搞民眾大聯合，要依靠群眾創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就認識到孫中山辛亥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眾大聯合，缺少工農兩界群眾參加；一個是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為解決中國的問題，要找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來。這三條可以說貫穿在毛澤東一生的實踐之中。
毛澤東堅持認為實踐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體力行的，就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領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是從大量地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開始，去找出在中國進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道路，而是在實際鬥爭中，像他說的老老實實地通過實地調查研究，去學習、去運用馬克思主義，並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升華成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日益地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
在中國革命的一些問題上，他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觀點，他提出的主張、方法和政策，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達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雖然他所論述的問題，馬列主義的本本上可能沒有具體地闡述過。我們通常說的，毛澤東具有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主要地就表現在這一點上。這樣說，並不是說毛澤東不主張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說怎樣學、怎樣用。應該說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過程中，是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他曾說我們黨有一百個、二百個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就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黨中央的幾屆領袖中，一個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條主義，照搬別國的經驗，這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
第二次抉擇：上井岡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訪問人：您剛才講的是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信仰時所具有的必然性和特點。毛澤東第二個抉擇又是什麼呢？
趙福亭：這應該說是上井岡山了，走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個抉擇也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1920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就曾設想過中國革命和俄國不同，不能先總解決後及一般。他說，俄國那時有主義（布爾什維克），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可靠的黨眾，可以一舉成功，而中國不具備這些條件，不能先抓全國的最高統治集團，不能先總解決，要從基層做起，從各省做起，然後來個總解決，總革命。
青年毛澤東想試一試，他搞過自治運動，但由於條件不具備，用的又是資產階級的老辦法，結果失敗了，只好「另闢途徑」。但有一點蒙生的看法是可取的，這就是從一省做起，從條件具備的地方先解決而後及於全國。
後來，毛澤東參加了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大革命運動，這可以說是從一省做起的。但那是以城市為中心，黨的組織和領導的重心在城市不在農村，沒有認識因而也不可能發揮農民這個主力軍的作用，沒有找到能夠發揮農民主力軍作用的革命場所。
在中國大革命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有一個質的飛躍。這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個是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毛澤東在1925年「五卅」以前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對農民問題認識並不深刻，“沒有人研究過”，“黨里也很少有人注意”，那時也說農民重要，但重要在哪裏？關鍵問題何在？並不十分清楚。農民問題的概念很寬泛，有好幾個階層，依靠誰團結誰，才能真正把農民的作用發揮出來。
這些問題從理論上講清楚的，在中國應該首推毛澤東。他說，所謂農民問題，主要的是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群眾，貧農是革命的中堅，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他把農村各階級、階層講得清清楚楚。這個分析和認識十分重要，否則陣線不清，無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
另一個是中國各派軍閥的統治因帝國主義分割而不統一。這種各派軍閥分割鬥爭的局面，給開展革命鬥爭以很好的條件。中國共產黨人對軍閥統治的認識比較早，打倒軍閥一直是個大目標。但中國各派軍閥割裂統治所造成的極其反動極其混亂的局面，必然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而成為推進中國革命鬥爭的重要條件，這一點也是毛澤東最先闡述清楚的。他早在1923年《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就作過專門的論述。
毛澤東抓住農民和軍閥統治不統一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國情，就找到了革命軍的主力所在，找到了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而反動統治薄弱的地方也在農村，所以，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戰場在農村而不是城市。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與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另一條道路，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一條新的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
訪問人：這個抉擇的意義的確非常重大。如果沒有它，中國共產黨也許還會在黑暗中摸索。但是對這個抉擇產生共識，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趙福亭：可以這麼說。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起義的目的還是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沒有直接到農村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包括當時黨的領導核心和相當多的高層領導人都是這樣看和這樣做的。
毛澤東提出並付諸實施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被全黨認識並接受有一個過程，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得以統一。
1933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到蘇區以前，黨中央執行的基本上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方針，排斥毛澤東，批評毛澤東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說以農村包圍城市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是“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等等，致使中國革命遭到極大挫折。
第三次抉擇：北上抗日經營北中國
訪問人：在貫徹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問題上，還需要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嗎？
趙福亭：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僅僅開創並確立了這條道路，像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形勢，沒有革命的客觀條件，還是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作出的對中國革命有重大影響的第三個抉擇，就是北上抗日，經營北中國，在北中國求發展。抓住北上抗日，在當時的中國，就是抓住了革命的契機，掌握了能夠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從而引導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固然有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北上的原因，但是即使不被迫長征，照中國當時政治發展的總趨勢也有一個要考慮在哪裏可以得到發展革命勢力，逐步走向勝利的問題。我認為，那時北上抗日，把革命領導重心轉移到北中國是一個具有決定中國命運的大的戰略方向的問題。
訪問人：關於抗日，應該說不是毛澤東的發明權，只強調毛澤東的抉擇，重點是在北中國抗日，在北中國求發展上？
趙福亭：是的。你們都清楚，1931年，特別是1935年以後的中國。日本侵略軍妄想霸佔中國，妄想由東北而華北，進而滅亡全中國。在這種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人只有領導全國人民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才能號召群眾，組織群眾，發展革命勢力，中國人民才有出路。那時，中國階級關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工、農、小資產階級堅決抗日，固不必說，民族資產階級也起而抗日，國民黨內部的英美派、各地方實力派，特別像東北軍、西北軍中，抗日的聲浪日益高漲。毛澤東抓住這個革命的大好形勢，大好時機，領導中國共產黨人作出兩項決策：一個是政治上有可能也有必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組成一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個是軍事上要“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武裝保衛中國”，“猛烈擴大紅軍”，使紅軍成為中國人民的抗日先鋒隊，提出並確立作戰指揮上的各項基本原則，分步驟地鞏固發展蘇區、擴大抗日力量。
要抗日，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地盤，有一個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江西是呆不住了，到哪裏能夠迅速地開展革命鬥爭呢？我前面說過，日本是從北中國大肆侵入的。從中國的全局來看，這個革命的主要戰場，只能在北方，在能夠直接對日本作戰而又靠近蘇聯當時可能給予支援的地方。選擇這樣的地方，還要考慮到：第一物產比較豐富，能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第二人口比較眾多，可以擴充紅軍，可以發展革命力量。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提出北上抗日．後來又有東征和西征，其目的都是為著找一個能夠發展革命勢力，能有一個「在發展中求鞏固」的地方。如果在一個敵情、地形、人口、氣候、糧食等都難以解決的、難以存在的條件下（如張國燾主張的那樣）革命勢力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提出並確定在陝甘寧，特別在華北大大發展革命勢力的主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這樣的地方就可以對日直接作戰，政治上佔有極大優勢，而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能夠最大限度地號召群眾、組織群眾，有條件發展革命武裝，壯大革命力量。事實證明毛澤東北上抗日這個抉擇的無比正確性，西安事變表明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內各實力派都贊成抗日，從而形成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著盧溝橋事變，全國全民的大規模抗日戰爭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抗日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並堅持三個戰略性的決策，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日的持久戰，堅持紅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由於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了這三條，在抗日戰爭中人民革命力量大大地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從而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一個大勝利。
第四次抉擇：和蔣介石統治集團最後決戰
訪問人：審時度勢，抓住革命形勢，革命機遇，在這方面毛澤東確有過人之處，下面請您說一說另外兩個抉擇吧。
趙福亭：毛澤東的第四個抉擇：就是確定中國人民與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最後的大決戰。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中國共產黨是積極主張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新中國的。但蔣介石亡共產黨人之心不死，借國共兩黨和平談判的機會，積極準備內戰。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蔣介石的用心，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是要打內戰的，這是蔣黨反動本質決定的。到1946年，蔣介石已經擁有420萬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才120萬。蔣介石有美國龐大的軍事、經濟援助，有新式的武器裝備，而人民軍隊則是小米加步槍。那時，蔣介石氣勢洶洶，揚言要在三個月至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雙方軍事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怎麼辦？是打還是退讓妥協？當時國內國外也確實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處於劣勢，面對強大的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反動集團，能不能取勝，打了個問號，有些悲觀和信心不足。
而毛澤東則像柳亞子說的表現出一種「彌天大勇」，提出要同蔣介石斗一斗，來一個歷史性的大決戰。毛澤東的這個決策，是不是有點冒進和冒險呢？不是，是有根據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的磨難，積累和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又有一支堅強的人民軍隊，而蔣介石統治集團則腐朽無能，徹底地脫離了人民大眾。在解放戰爭開始，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提出要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就是因為他通曉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規律，能把握中國政治形勢發展的全局，從而作出大決戰的這個抉擇。為了保證大決戰的勝利，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作出一系列的正確的戰略決策和各項具體政策。他以那高超的領導藝術和中外少有的軍事指揮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到4年的時間，就摧毀了蔣家王朝，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結束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各族人民的歷史。這一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使中國人民一洗百年來所蒙受的屈辱，拋掉那種悲慘的生活，而走向光明的未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第五次抉擇：快點跨入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第五個抉擇，可以說要中國快點跨入社會主義，找出一條與蘇聯不同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抉擇是前面說到的四大抉擇之後的必然結果，也是毛澤東努力去實現強國富民願望的繼續。新中國的成立，人們欣欣鼓舞，但面前擺著的是一個爛攤子，要改變這個貧窮落後的面貌，是困難重重的。民主革命中遺留的問題還很多很多，而蔣介石反動派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不甘心他們的失敗，還要妄想捲土重來，在這種情況下，新生的人民政權能不能站住腳，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建設好這個國家，人們心目中也有一個問號。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決心用社會主義的辦法，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先解決民主革命遺留的問題，開展土改、鎮反等項大運動。這裏要特別提出的毛澤東的一個重大決策就是在我國國內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敢於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勇敢地擔當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大任，從而也就大大地顯示了百年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顯示過的國威，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了。
在幾大運動勝利之後，接著搞三大改造，到1956年，把中國還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改變為國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農民、手工業個體私有制，也基本上轉變為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我們的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社會性質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這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毛澤東也作了相當大的努力，提出許多有遠見的主張，如要處理好十大關係，特別是處理好經濟發展中的農輕重的關係等。
但是毛澤東在尋找中國建設的道路上，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方面，要求過急過快，搞了大躍進，出現失誤。毛澤東晚年違背了他一貫堅持的好作風，調查研究少，有時真實情況了解不到，處理問題不夠實事求是，不夠謙虛謹慎，驕傲了，甚至聽不得不同意見，再加上把他熟悉的搞階級鬥爭，搞群眾運動一套辦法，繼續推廣到建設中去，後來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遭到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人們對毛澤東這位偉人非常敬仰，但對他晚年犯的錯誤也甚為惋惜。
最後，說到毛澤東的一生，他有過失誤，但他還是一位偉人，人們稱他是「絕代風騷」，不為過譽。前面說的幾個重大抉擇，表明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面對中國革命有決定性意義的，還在於他的理論貢獻，他在理論方面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就民主革命來說，我認為他的理論貢獻，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即一條道路，兩條路線，三個法寶。這就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此外，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等，也都為我們黨留下極其寶貴的思想財富。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非常恰當的：「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二十世紀一大半的中國歷史，理所當然地應當用重筆寫下毛澤東的光輝名字。【1992年8月5日於北京前毛家灣（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