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全錯了 你們為什麼要扮反對派？

隨着反對派19個人離開立法會之後，建制派在議會中變成絕大多數，有部份建制派議員私下議論，他們未來要扮一扮反對派，在議會上大鬧政府﹑否決政府議案，阻止撥款通過，否則人家就以為立法會是橡皮圖章了。我覺得建制派這種思維，大錯特錯，主要有三大問題：

第一，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這是一種「人質情結」。一幫銀行刧匪，打刧銀行，綁架刧持了銀行職員，和警方對峙了5日，銀行職員不斷聽綁匪講他們的理論，慢慢就入了腦，開始同情加害者，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當反對派不斷吹噓他們的理論，講得多連建制派也相信了，對方不在，建制派就自覺要去扮反對派。若然如此，豈不是證明了反對派對議會有很大貢獻，不可或缺，否則為什麼要學他們？

第二，議題設定 (Agenda Setting)。反對派為何可以以少勝多，用傳播學術語，他們善玩設定議題的小把戲，他們設定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他們設定民主重要，民生不重要；他們設定完全純粹的直接選舉重要，其他選舉不重要；他們設定在議會內、在社會之中，暴力式的違法達義行為重要，和平理性討論問題不重要。

好了，如今反對派離開了，議會內剩下建制派，建制派還是跟着對方留下的議題打轉，覺得如果議會內沒有人事事激烈地反政府，議會就變橡皮圖章。這個「若非激烈反對就是橡皮圖章」的議題，不正好是反對派設定的嗎？他們天天說中國的議會是橡皮圖章，但是看看中國抗疫的成就，比對一下美國每天十多萬人確診，誰人高效，誰人失效，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也分不出好醜。

第三，民望政治。反對派政治掛帥的行為背後，其實玩的是民望政治，為求爭取民望，事事嘩眾取寵，只要是市民喜歡的，他們就去做，不管對錯，有時市民喜歡什麼也是由他們去設定，反對派將自己有優勢的議題煲大(例如泛民主論)，然後不斷在議題上面打轉，他們就變成為最能代表民意的鬥士，而建制派就變成為庸碌無能的應聲蟲。

其實不單建制派，特區政府高官，都被這種民望政治騎劫，很多高官私下都和我講起「政治資本」這個用語。政府做決策時要考慮，能不能為政府增加政治資本。所謂「政治資本」，說穿了就是民望。政府做一件事，先考慮會否提振政府的民望，若認為事件比較富爭議性，不能提振民望的話，就不如不做了。如有不同的政策選項，就選一些市民喜歡的選項，雖然那些選項不一定有政策效果。就以抗疫為例，高官們認為市民不喜歡強制檢測，就遲遲不做，但中國已經多次示範，在爆疫之初，從小範圍的強制檢測，到全個城市的全民強制檢測，行之有效，高速清零。但是當特區政府認為不少市民不喜歡強制，喜愛自由，就選擇不去做，或者拖來拖去慢慢做，這就是民望政治。高官意圖累積政治資本，很多時把問題踢到地氈底。

以對方的意識型態為自己的意識型態，以對方的議題做自己的議題，以對方「民望至上」的手法作為自己的手法，就是在意識型態上全面投降。

建制派覺得這樣做會對自己將來的選舉有利，真是太天真太傻。香港立法會直選實行的是多議席單票制，市民只投一票，如果他們喜歡反對派的政客，建制派就算扮得多像都只是有七、八成相似，他們的一票會選擇你嗎？誇張點講，如果建制派扮得形神俱似，成功阻撓政府施政的話，那麼阿爺是否需要將這些似十足反對派的建制派，DQ出局呢？

反對派大玩的民望政治，泛政治化，只講民主，不講民生，真是那麼值得學嗎？

套用我早前講的「A政策」與「非A政策」，阿爺已做了示範。反對派愛做的，建制派應該偏偏不去做。反對派事事反對，建制派只能擇善固執。反對派搞政治，建制派要講民生。

建制派要利用未來大半年沒有幾個反對派的日子，大展拳腳，解決民生問題，其中一個是土地缺樓價貴的問題。建制派不會是坐等政府送政策上來蓋章的橡皮圖章，因為特區政府都沒有意志去解決這個大問題，她沒有政策送上來。你們要聚合力量，逼政府進行大改革。

建制派要用這大半年時間，證明給市民看，你們能推動政府辦大事，解決大問題，你們不是廢柴。

盧永雄

人大常委會定出DQ框架，特區政府DQ 4個立法會議員，有反對聲音說，香港已無一國兩制。

這個評論令人反思究竟什麼是一國兩制？1990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港台做了一輯《鏗鏘集》講香港人移民。我作為記者，是其中一個受訪者，說自己不會移民，希望97年後，香港可以繼續有言論自由。在同一集內，港台訪問了一個醫生，他的說話令人難忘。醫生說害怕97年之後，香港的生活水平會大倒退，他當時說要預先學習節衣縮食，以便適應97年回歸之後的苦日子。那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署，但香港尚未回歸。當時的香港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是香港能夠保持繁榮自由，已經偷笑。

物換星移，30年過去，香港的醫生撈得盆滿缽滿，而整個社會，也沒有出現那個醫生以為的要過緊日子的情況。至於新聞自由，不知何故，在很多外國製作的指標，都說香港新聞自由大倒退。然而，如果批評政府的聲音是量度新聞自由的最重要指標的話，香港回歸之後的新聞自由，較港英年代高了不知多少倍。回歸前，社會上批評政府的聲音很少，如今，惡罵政府的聲音不絕，不但批評特區政府，亦痛罵中央。在回歸前，香港即使由英國管治，但「天滅中共」這類攻擊中國的口號，不會在媒體出現，現在滿街滿巷都可以見到，還出自議員之口，大家完全不當是一回事。

如果講初心，回歸前香港人所想像的兩制，是希望回歸後香港只是換了一面旗幟，香港人的自由，特別罵政府的自由可以保持，而繁榮的生活亦得以繼續。從這兩個角度而言，香港回歸之後，兩制不但保持完好，還蓬勃發展。除了經濟繁榮和言論更加自由之外，民主政制亦大幅發展，立法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全面選舉，特首亦改以選舉產生，香港人的政治自由，比97前的殖民地時代，也不知超過了多少倍。

不過，在政制開放的同時，香港的一制亦出現歪變，議會制度亦被扭曲濫用。由拉布到在體制內攬炒，可以用大半年的時間也選不出內會主席，完全癱瘓了政府施政，單就這一點，已經知道香港有病。

至於街頭暴力，去年亦發展到觸目驚心的地步。今天那些大喊「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的人，去年今日，當馬鞍山一個穿綠衣的建築工人，被人淋天拿水，然後在眾目睽睽下放火焚燒時，他們去了哪裏呢？香港大律師公會在人大常委會制訂DQ框架後，就發聲明嚴厲批評「違法治公平及程序公義原則」。然而，在去爆發街頭暴力，放火燒人的時候，法治蕩然無存，他們有沒有走出來批評呢？當年今日的中大、理大佔領，堵塞吐露港公路、紅磡過海隧道，有人發動大三罷，要癱瘓政府，甚至要攬炒中央的時候，有那一個法治的堅持者、大律師公會、港大法律學院，曾經出來發表聲明，叫那些嚴重破壞法治的暴動行為馬上停止呢？

一國兩制不是今天變型，是去年變型。香港失控的街頭暴力、歪變的議會攬炒，其目的就是要發動政變，要推翻特區和中央政府，呼應外國的號召，要令中國變天。借問一聲，在《基本法》的一國兩制設計裏面，哪裏有包含這些暴力衝擊、顛覆中央的元素呢？ 在去年香港病發扭曲一國兩制時不發聲，如今中央出手矯正時才發聲，大家理解的一國兩制，的確很不一樣。

一國兩制的前提就是一國，香港的一制不能挑戰內地的一制。我當記者的時候，曾全程追蹤《基本法》的誕生，深深明白阿爺一直堅持國家主權，在《基本法》內保留中央所有權力，只要你不太過分，阿爺有權可以不用。香港的法律界、評論家以至西方政府，去年樂於見到香港的反對派發起街頭暴動，希望藉此推翻中共政府，如今中央亮劍收拾香港的殘局，就說香港已沒有一國兩制。我不太明白這是那門子的邏輯。

現在星期六、星期日可以自由去街，不擔心有人堵路，不擔心打人燒人，我倒喜歡這種一國兩制。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