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和毛澤東
葉劍英與鄧小平
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於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更為人們傳頌的，是毛澤東送給他的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素有“儒將”之稱的葉帥，其過人之處大概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明斷是非，果敢抉擇，且謀慮縝密。
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送葉劍英那兩句話的。原話是：「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塗。」據薄一波回憶，大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毛澤東插話說：我曾送給葉劍英同志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看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這兩句話，故流傳甚廣。
這兩句話，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自題聯語，意在借諸葛亮和呂端的為人行事之風以自勉。諸葛亮掌軍理政之謹慎，史家有共識；呂端的「大事不糊塗」，或許知其詳者不多。查《宋史·呂端傳》，宋太宗想以呂端為相，不同意者說呂端糊塗，太宗卻認為“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何謂“小事糊塗”？無非是在不關涉原則大道、只涉及個人利害得失的問題和事情上，不斤斤計較，大抵有所謂盛德若愚之風。
諸如不滿呂端的人四處散佈他的謠言，呂端知道後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再如，他和名臣寇準同列參知政事之職，且排名在前，呂端主動提出“請居准下”。不久呂端升任宰相，“恐准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這正是他“小事糊塗”的一面。何謂「大事不糊塗」？就是在關係朝廷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堅持原則，是非分明，有捨我其誰之慨。
比如，朝廷要捕殺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呂端知道後堅決反對，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籠絡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時，內侍王繼恩擔心有才幹的太子繼位妨礙其專權，同李皇后合謀另立。呂端覺察其奸，把王繼恩看管起來，去說服李皇后不要改立。太子繼位，垂簾召見群臣，獨呂端不拜，他讓人打開帘子，上殿看清楚確是原先的太子後才退殿下拜。
可見，在小事上糊塗，有柔，有寬，有退；在大事上不糊塗，有剛，有嚴，有進。剛柔相濟，寬嚴並用，進退得當，才能有利於大局，干成大事。也可以這樣說，在小事上糊塗一些，更有助於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澤東借呂端評價葉劍英，主要是指他能夠在大關節處看清要害，做事情從大局出發，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說法，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一件是1935年長征途中，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除此兩件外，葉劍英一生中還有其他一些可為稱道的「大事不糊塗」之舉。
反蔣，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南昌起義的緊要關頭，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將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以阻撓起義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賀、葉商量對策，保證了起義順利進行。從紅軍時期開始，葉劍英長期在我軍總部負責參謀工作，多建帷幄運籌之功。
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他「單刀赴會」，更有“舌戰群儒”之舉。「文革」初期，面對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搞亂黨和國家的局面，葉劍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九一三事件後，葉先是配合周恩來，後襄贊鄧小平，經受了黨內艱難的政治局勢的考驗。凡此等等，說明他能夠作出薄一波說的兩大貢獻，絕不是偶然的。葉劍英曾在一首《題畫竹》詩中說“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這可視為他在大關節處最能彰顯政治品格的生動寫照。周恩來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稱譽葉帥，大體也是這個意思。
能在大關節處顯品格，需有謀有斷，有動有靜。如果一路走來，總是風風火火，缺少內斂，就可能像毛澤東常常引用的《後漢書·黃瓊傳》里的那兩個比喻一樣，「嶢嶢者易缺，噭噭者易污」。葉劍英為人隨和，平時謹言慎行，善謀善思，很懂政治藝術，素有“參座”稱謂。觀葉帥言行，常常讓人想起北宋末年愛國名將宗澤的詩句：“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胸中有數且從容應對，關鍵處便見出英雄本色。此外，葉劍英才兼文武，學識豐富，也素為人稱道。好學深思，可以勵志、致知、正德、養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養，就不會莽撞行事，更不會計較小事或小題大做。
作為元帥詩人，葉劍英對大事的許多思考，常寓於詩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賦詩云：「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一句“眼底吳鉤看不休”，沉澱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同時創作的《七律·遠望》，更以其“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的精當比喻，傳達出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走向和前途的擔憂。此詩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澤東一字不差地把葉的《七律·遠望》書寫下來送給孩子，連在什麼時候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葉劍英在一首《虞美人》詞中說,“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嚴關過後艱難在，思想幡然改”，也頗見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大關節”處所作的深邃而辯證的思考。
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文才和見識的稱道，有一個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引用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幾句，稱三國時孫權“是個能幹的人”，並要葉劍英當場背誦了全首詞。毛澤東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此人（指葉劍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吳法憲。就是吳法憲不行。”這段話有三點值得體味。一是毛澤東有意把“生子當如孫仲謀”改為“當今惜無孫仲謀”，似乎生出了人才匱乏的感慨；二是讓葉劍英背誦辛詞，當眾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賞之情；三是稱道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肯定了葉在對待林彪集團的這個大關節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
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無疑是關鍵時刻的一次任命。葉不負重託，同周恩來等一起妥善處理了林彪事件發生後軍隊中的遺留問題。
此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率先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於是，毛澤東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特別提出：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我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
1974年周恩來住院後，為了不讓大權旁落「四人幫」，葉劍英在鄧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屢屢建言，得到毛澤東多次讚賞。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人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曾受到「四人幫」的阻礙———引者注）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則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在1975年1月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曾兩次提出他不再主持軍委工作，要鄧小平主持。
為此，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寫信向毛澤東告了一狀，說葉劍英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毛澤東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閣。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劍英再次體現了他在大關節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葉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等人的配合下，鄧小平在這年的7、8、9三個月主持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上所述，葉劍英在「文革」後期，對黨內健康力量的形成，對抵制「四人幫」的干擾，確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澤東的識人之明和對葉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畢現於情辭。在他看來，「大事不糊塗」的葉劍英，富有政治智慧和決斷膽識，足可謀大局、當大任、託大事，也就是說，在大關節上靠得住，能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大事不糊塗」，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氣度、做事的識見能力均站在了歷史的高處。
毛澤東彌留之際，有一個讓人尋味不盡的細節。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分組與他告別。毛澤東此時頭腦還清醒。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動了動手臂，葉未察覺。葉劍英告別完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吃力地以手示意，讓工作人員招呼他回來。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只能用一隻手緊緊握住葉的手。
葉劍英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一定要交待什麼事情，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回去呢？為此，他想了很多。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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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處理「九一三」事件所在的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辦公室
關於「九一三」事件我覺得有必要把自己親身經歷的幾點情況記敘下來，以作補充。
話報告，說林彪的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裏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過了一會兒，又接到報告說：“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乘專機從北京來，這架飛機就停在山海關機場。”
這時，會議無法進行下去了，總理開始關注北戴河的事情，查問北京飛去的這架專機的具體情況。8341部隊的領導很快回電話說，已經查問了山海關機場，的確有一架專機，機組人員正在休息。山海關機場隸屬海軍管轄，總理馬上向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李作鵬查問。
李作鵬了解情況之後，把電話打到了西花廳秘書的值班室，這個電話是我接的。李作鵬說：「請報告總理，他查問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我立即通過39局電話總機找跟隨總理去大會堂的衛士張樹迎，結果接電話的是總理。他問我：“什麼事？”
我報告說：「剛才李作鵬同志來電話，說您查問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
「知道了。」總理只說了三個字，便放下了電話。
總理知道李作鵬報告的情況後，即打電話問葉群：「是不是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了？」
葉群說：「沒有。」
「九一三」事件後，我聽總理講過，林彪是副主席，調一架飛機是不用誰來批准的，問題是葉群不承認調動了，這就引起了總理的警覺。
13日凌晨4時多，錢嘉東把我從熟睡中叫起來，說接到北京衛戍區的報告，有一架直升機在懷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圍起來，並說已經報告總理。後來證實，林彪的大量罪證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從這架直升機上繳獲的。
天大亮了，我已經沒有睡意，和錢嘉東一起等總理回來。
大約7時半的時候，忽然辦公桌上的軍委一號台響了，錢嘉東拿起了電話，是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打來的。丁盛讓我們報告總理：「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聽從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
聽了這個電話，我們更覺得不對勁兒了，少了點什麼內容：丁盛怎麼沒提到那位副統帥呢？但我們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誤，立即電話報告了總理。不一會兒，張樹迎來電話，總理讓我帶上丁盛的電話記錄，立即到大會堂去。
錢嘉東和我已經確切意識到有緊急重大的事情發生了，但我們仍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事情。我到大會堂後，直奔總理所在的東大廳東側北端的小廳。總理正在打電話，我把丁盛的電話記錄遞上去，他認真仔細地看了一遍，對我說：「你不要回去了，從現在開始，你跟著我處理事情。」
總理說得很自然，和平時一樣，但看得出他很累，後來知道他一夜沒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總理什麼也沒對我說。
於是，我在大會堂和張樹迎、高振普，保健醫生張佐良一起跟著總理，錢嘉東在西花廳值班。這時，倒是張樹迎提醒我說：「不要給家裏（西花廳）打電話。總理召見人，你在他身邊時，機靈一點。」他也沒給我明示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仔細觀察了大會堂的動靜。北門不斷有人進出，政治局成員除了被總理派出辦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員這時都集中在大會堂。大會堂的工作人員明顯比以往多得多，但誰也不多說話，見面只相互點頭打個招呼。我們也不問，已經養成了習慣，不主動打聽事情。整個大會堂北半部分都比以往顯得緊張、沉悶。
總理還在不停地打電話。我把總理電話的內容和丁盛的電話聯繫起來，才知道是林彪坐飛機外逃了。但他外逃的意圖是什麼，逃到哪裏去了，現在情況怎麼樣，誰也不清楚。
九屆二中全會後，我看過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也知道林彪死頂著不檢討，但說什麼也沒想到林彪這位黨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會跑去國外。
我是9月13日上午8時左右到人民大會堂的，林彪乘坐的三又戟飛機是13日凌晨1時50分從中蒙邊界44號界樁上空消失的，已經六個多小時了。誰能想到，在北戴河發生這樣一件讓人不敢想而竟然會發生的事情！我才知道，12日午後，毛澤東南巡北返，專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夥的陰謀計劃被打亂了。接著，周總理查問「256」號三叉戟飛機，林彪等人感覺陰謀已經敗露，於是放棄南去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決心向北外逃。
周總理曾通過空軍調度指揮員直接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不論在北京東郊機場或西郊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飛機上的機器開著，卻拒不回答，繼續北飛。
當「256」號三叉戟飛機飛出國界之前，吳法憲請示總理是否攔截林彪的座機。總理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總理請示處置辦法時，總理轉達了毛主席的意見。
仁至義盡的毛澤東、周恩來呼喚不回鐵心外逃的林彪。「256」號三叉戟飛機飛出國界後，周總理用力地按下手中的話筒，氣憤地說出兩個字：“叛徒！”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緊急會議，宣佈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種應變措施。
話給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通報林彪外逃情況。他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我聽到有的領導一下子沒有領悟過來，還讓總理重複一遍，總理只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又重複了一遍。
抓緊確定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對外交涉和所需的應對方案。毛主席不會在一線具體指揮，總理當然工作很緊張，嗓子都沙啞了，但誰能代替他呢？無論軍隊、地方，這時都會聽從周總理的。
得知林彪的專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後，周總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鎮空軍司令部負責指揮空軍；派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協助」吳法憲工作；並派紀登奎去北京空軍司令部，以便從多方面掌握情況。同時，他向全國發佈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總理還分別派李先念、華國鋒等人到京西賓館、海軍司令部和總後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隨時掌握和報告情況。
9月13日下午，總理讓我通知總參的五位副總長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健德到大會堂新疆廳參加政治局召開的作戰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總理除通報林彪叛逃的情況外，並擬定了向全軍發出的緊急戰備指示和對北京地區的軍隊部署、京郊機場的軍管，對機動兵力的安排也作了佈置。會上，周總理對五位副總長提出要求，要他們堅守崗位，加強值班，他嚴肅鄭重地說：「我現在考慮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還是打仗！」
當時的北京市負責人吳德後來回憶說：「當時，周總理是內防政變，外防侵略。」
林彪乘坐的256號飛機出境後，總參、空軍等有關部門報來的信息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中蒙邊界44號界樁兩邊的地域內，蒙軍的雷達聯絡頻繁，情況異常。總理讓我通知空軍、通信兵和總參有關部門帶相關資料和地圖到大會堂東大廳彙報。總理對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達分佈看得非常仔細。經分析，初步認定：這裏蒙軍雷達活動異常，與林彪座機出境有關。當時總理好像有一種預感：雖然沒有飛機的消息，但蒙軍這個地域的雷達聯絡頻繁，說明這一地域有重大情況發生。他提出，加強這個地域的資料搜集工作，認真進行分析，有什麼異常情況及時報告。我參加這個彙報會時心裏有些緊張。與會人員都不認識，而且只有總理一人聽取彙報，我一個人在裏面招呼。我沒有忘記張樹迎的提醒，打破常規，坐在了總理身後離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圖時，我也站在他的身邊。一是怕他太累，身體支撐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應；二是怕有心懷叵測的人有什麼動作。後來，隨著林彪叛逃專案審查的逐步深入，從有關材料中看到，那天參加彙報的人員里，還真有空軍的一個與「小艦隊」有關係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項必要工作都部署完畢，73歲高齡的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里已連續工作達50多小時了。而且在那種形勢下，總理也不可能安靜下來吃一頓飯。我們幾個工作人員的神經也始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說實在話，當時只知道大會堂的燈一直是亮著的，不看手錶的話，連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們多次勸總理稍微休息一會兒，有什麼消息我們及時報告就是了。總理終於同意了，醫生給他服了安眠藥，他就在西大廳西側北端小廳的床上睡下了。張樹迎、高振普、張佐良和我四個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廳門外的地毯上，但誰也沒睡覺，誰也不說話，或瞪著眼睛，或閉目養神，估計幾個人心裏想的都差不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話，她說：「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駐蒙使館的特急報告，要送總理。」我說：“總理已經50多個小時沒休息了，剛吃完安眠藥睡下，請你請示一下鵬飛同志，要不要叫起來。”姬鵬飛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長，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不一會兒，王海容又來電話說：“姬部長說，馬上叫醒總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總理起來。你現在就到大會堂北門來。”我對張樹迎、高振普、張佐良說：“外交部有緊急報告，要叫總理起床。”
不一會兒，王海容到了大會堂北門，我接了報告，請她進來休息一會兒。她說：「不用了，要馬上回部里。」
我拿著這份裝在牛皮紙大信封里的報告急奔北小廳。總理已經起床了，穿著睡衣正在衛生間洗臉，看我進來，馬上甩了甩雙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這時，我已把信封內的報告掏了出來，遞到總理手上。開始，只見總理眉頭緊皺，隨著目光在文字間移動，臉上的緊張神情逐漸舒展開來。我看到他拿著報告的雙手在微微顫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見總理這麼興奮，馬上從他手裏接過報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記住了如下內容：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於13日凌晨2時30分左右墜在肯特省貝爾赫里縣境內，機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報告的時候，總理對我說：“我要到118號房間主席那裏去報告，你也跟著我。”說完，總理換了衣服，帶著高振普和我向大會堂118號毛主席住處走去。當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個小門時，總理對我說：“小紀，你留在這裏等我，我回來一起回去。”
總理想得多周到啊，這個時候，在大會堂只有總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場，他擔心我興奮起來，或是熟人問起來，在沒向毛主席報告之前，把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散佈出去，於是，讓我在這裏等他。我看了看，這個走廊很長、很高，一個人也沒有，真有點人。
約二十來分鐘後，總理回來了。我看他步履輕鬆多了，緊蹙的眉頭也舒展開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召開政治局會議宣佈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機毀人亡的消息，並宣佈在大會堂的政治局委員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團的重要成員、政治局委員、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聽到這個消息，離開大會堂比誰都快，急忙往家趕。總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來。我在大會堂北門下台階的地方追上了黃永勝。總理和他又談了二十多分鐘他才出來。後來得知，他回家後就燒罪證材料，把一個銅盆都燒裂了。
對於黃永勝，我在「九一三」事件後曾聽總理說過：“從北戴河事情發生，我就讓他始終跟著我在大會堂，我給各大軍區的領導通電話，也讓他聽著。黃永勝當時沒敢輕舉妄動，也沒有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直到9月24日，中央決定，把他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一起離職審查。”
14日晚7時左右，總理回到西花廳。
在還沒有接到我駐蒙使館的緊急報告之前，總理除不斷了解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外，還帶上衛士和我坐車到廣場四周轉了一圈。看到慶祝「十一」的遊行隊伍正在照常訓練，他心裏坦然了一些。他也許在想，只要國內安定，外患豈能亂我中華。
（摘自《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