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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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1961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蔣緯國在台北（來源：時代周報）
今年5月（2009年），台灣桃園縣政府以觀光為名開放當年的「軍事管制區」—慈湖，並在此解密了當年的“最高機密”—「國光計劃」，曾經的殘酷爭鬥又真切地映入眼帘。「國光計劃」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秘密制定的「反攻大陸」計劃。本文以台灣最新解密的史料為基礎，以組織最為嚴密的「國光計劃」為核心，展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岸的政治軍事較量。
伺機反撲：種種計劃層出不窮
新中國成立以後，自1953年起，大陸實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大陸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1959年至1961年，大陸又發生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由於中國歷經數十年的戰爭洗禮，經濟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之解放後的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大陸政經形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
據國民黨陸軍段玉衡少將稱，在1950年至1954年間，台當局致力於防衛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創造有利“反攻”形勢。在這期間，台當局並未制訂詳細的「反攻大陸」計劃。而在大陸出現天災之後，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嗅到了可乘之機，積極在台秣馬厲兵，伺機反撲大陸，各種計劃紛紛出爐。在「國光計劃」正式啟動前的五六年間，台當局共制定了凱旋、中興、聯戰等作戰計劃。在1955年至1956年間，蔣介石指定陸軍“副總司令”胡璉邀集“國防大學”及實踐學社教官若干人組成小組，研擬對閩粵“自力反擊作戰構想”，蔣介石也曾聽取簡報一二次，此為蔣介石反攻作戰的開始策劃階段。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間，蔣介石又令「國防部」遴選優秀軍官30餘人，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編成“中興計劃室”，全部人員由「國防部」各廳局幹部兼任，並由“參謀本部”常務次長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設作戰、後勤等處及若干作業組。後蔣介石又指示陳誠成立督導小組，專門聽取該計劃室簡報。據時任該計劃室處長的邢祖援回憶，該計劃制訂了詳細的作戰策略，包括一般戰備、特種戰備、登陸後作戰及反攻時機假設等內容。
1958年4月至8月間，台當局又成立「聯戰演戲計劃作業室」，該計劃室基本全部接受“中興計劃”的人員與檔案，仍屬臨時編組性質，由“副總參謀總長”余伯泉擔任主任委員、蔣緯國擔任秘書處主任。但是，該計劃室的性質卻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訂與美軍聯合作戰計劃以「反攻大陸」。該計劃對美軍完全公開，更邀請其參與有關計劃的討論。在作業上，也參照美軍聯合兩棲作戰範式，來制訂兩軍聯合兩棲登陸作戰的程序。邢祖援認為：“此種作業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義，一面也轉移美軍的注意力，使其認為國軍的反攻大陸計劃，系以共軍為假想敵的一種訓練、測驗之目的。”該計劃並未有急迫的時間性，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蔣介石報告。
對於這一系列的「反攻計劃」，蔣介石基本上只是應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樣子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反攻計劃」。蔣介石認為，「反攻大陸」是極機密的事情，不能讓美國參與其中，尤其是在美國不支持其「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因此，這些只是騙美國人而已，希望藉此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並爭取到大量的美援。
最高機密：「國光計劃」啟動
1961年7月11日，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參謀總長”馬紀壯時表示：“建設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否則我可以不幹。當前革命形勢對我有利，過去在台12年，雖有機會，但沒有現在的形勢有利，再不奮鬥打回去，則決回不去了。”蔣介石還分析到，“現蘇俄與北韓結軍事同盟，南韓形勢不穩定，東南亞寮國（台灣稱寮國為“寮國”—編者注）與蘇俄勾結，3個月內，東南亞一定有事，歐洲半年內也將有事。大陸災情嚴重，社會很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裂痕日大”。「國光計劃」主任朱元琮也認為，在民國55年（1966年）前後數年，應該是台灣反攻登陸的適當時機。在這樣的考量下，為了真正研擬「反攻大陸」的相關作業程序，蔣介石開始思考啟動最高機密—「國光計劃」。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縣大埔小灣秘密成立臨時任務性編組—「國光作業室」。蔣介石指派朱元琮將軍兼任主任，並調集陸海空三軍優秀作戰軍官31人、士官3人參與其中。
蔣介石對「國光計劃室」寄予厚望。在該計劃僅僅成立3周的時間裡，即率領「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視察大埔營區，並聽取簡報。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間，蔣介石共主持會談聽取簡報97次。其中在1961年至1965年的5年間，蔣介石共聽取簡報81次，其中1963年至1965年三年都達到20次以上。而且，由於參與該計劃的工作人員生活相對辛苦，為了安撫這些國民黨軍中的精英，國民黨當局給予「國光計劃」工作人員十分優厚的待遇。蔣介石在聽取第二次簡報後，便指示「參謀總長」彭孟緝每人每月發津貼2000元新台幣。蔣介石對該計劃室工作人員亦是十分禮遇，據朱元琮回憶，蔣介石對作業室工作人員“只有鼓勵，從無指責，並以‘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當忘利害之慮’相策勉”。
根據台「國防部」的軍令，海陸空三軍司令部分別成立光明作業室、陸光作業室和擎天作業室，以協助完成「國光計劃」。而三軍作業室也有相應的執行任務部隊，並將任務加以細化，其中陸軍包括“光華”、“成功”和“武漢”作業室，“光華”負責反攻第一階段的登陸作戰，包括建立灘頭陣地和立足戰區等，而“成功”側重於第二階段的建立攻勢基地，主要負責華南戰區，“武漢”則是專門負責特種作戰；海軍有啟明、曙明和龍騰作業室，“啟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隊，“曙明”指64地面部隊，而“龍騰”是指金門防衛部和95、71特遣隊；空軍有“九霄”、“大勇”等作業室，分別指空軍作戰部和空降兵作戰部。
據披露，「國光計劃」包含“敵前登陸、敵後特戰、敵前襲擊、乘勢反攻、應援抗暴”等五類26項作戰計劃、214個參謀研究案。據段玉衡將軍回憶，由於美國力阻蔣介石「反攻大陸」，因此蔣介石提出，先持續三四天炮擊，誘發炮戰，蔣向世界宣佈大陸向台灣挑釁，這便成為台灣發起「反攻大陸」的借口。然後，台空軍開始反製作戰，並在數日後展開登陸。蔣介石還聲稱，“美國協防條約中並沒有規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以“國光一號”為例，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是建立灘頭陣地，主要是以兩棲作戰方式，動用一個陸戰師，由艦至岸運動，在將軍沃突襲登陸；第二階段是建立立足地區，根據後續部隊的情況，計划動用8個步兵師，在30天內佔領泉州至漳浦地區；第三階段是建立攻勢基地，又分為3案指導進行，大體是攻取漳平、龍岩後，或攻南平，或梅縣、興寧、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縣等地，預計共動用14-16個師，在登陸90天內完成。
同時，為了驗證反攻計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國民黨軍隊也進行了數次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包括緊縮裝載、快速下卸、商船艤裝、渡海測驗、空降多載演練等。在國民黨軍隊逃台後，士兵的數量下降，精神狀態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裝備並不能很好磨合演練，因此在軍演中常常出現車毀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慘劇為甚。1965年6月24日，在台灣左營桃子園外海進行了模擬登陸演習中，有多達5輛兩棲登陸車被海浪打翻，數十人喪命。
該計劃有嚴格的安保措施，據稱當時「國光作業室」設有保防官，有特殊而嚴密的保密規定，即使同屬一處的參謀，如果不是奉命參與同一計劃的制訂，也不能詢問或打聽相互承辦的計劃，所以相互之間根本不知道所研究的內容。
保蔣困蔣：美力阻「國光計劃」實施
上世紀50年代，美國雖然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駐有軍事顧問團，美海軍的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游弋，給予台灣大量的軍援裝備物資，並協助訓練國民黨軍隊。但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堅決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認為國民黨反攻大陸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喪失台灣這塊基地。
因此，駐台美軍和情報人員極盡所能地搜集相關的情報，希望發現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蛛絲馬跡，並加以阻止。據朱元琮將軍回憶，美國也曾風聞蔣介石的「國光計劃」，並暗中進行偵探。1951年7月上旬，在一次酒會當中，美國顧問團團長戴倫突然詢問台「參謀總長」彭孟緝，為什麼台空降團及陸戰隊不按年度計劃訓練，且兵工廠日夜加班修理武器？在同年的8月9日，美顧問團的成員不顧台憲兵的阻止，硬闖屬「國光計劃室」中位於三峽陽明營區的“成功計劃室”查看，並派直升機飛抵上空進行盤旋偵察。同時，美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艦隻，密切跟蹤台灣外島的補運船隻，而陸戰隊的美籍顧問還每周清點兩棲登陸車的數量。
1963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在記者會中公開表示，台灣如果「反攻大陸」，需提前與美國協商。而據駐金門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報告，美國務院在金門派駐一個707小組，直接與美國務院保持聯絡，如台有「反攻大陸」的動作，美國務院便採取阻撓行動。在同年進行的“騰海二號”演習中，台一個陸戰師在澎湖登陸，美顧問團連忙派29人趕到港口及演習地點進行仔細觀看，而且派5人隨同國民黨軍艦查看。
為了掩蓋「國光計劃」，蔣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朱元琮認為，也是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軍援，“巨光計劃”提出如二戰中諾曼第登陸般龐大的反攻計劃，“提出的戰備需求實在驚人”。當然，僅僅是演戲的“巨光計劃”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蔣介石對此也僅是聽聽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紙上談兵罷了”。
海戰大敗：「反攻計劃」擱淺
在「國光計劃室」成立之初，蔣介石曾下令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反攻作戰的一切計劃與戰備整備。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反攻大陸」的行動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名為“官校歷史檢討會”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民黨軍隊在「八六海戰」及烏丘海戰中慘敗，準備長達五六年的「國光計劃」在即將出生前流產。1965年8月5日下午5點鐘，台灣當局為探測美國和大陸的態度和戰力，國民黨軍隊由左營秘密派出「章江」和“劍門”號（剛從美國接回四五個月，性能良好）兩艘艦艇，運送十幾位特戰人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在任務完成後再將其秘密接回。為了凸顯對此次行動的重視，國民黨將其命名為“海嘯一號”，特別成立了以海軍“副總司令”馮啟聰中將為首的5人督導小組，並進駐左營進行督導作戰，而戰術指揮也是史無前例地由將級軍官胡嘉恆少將擔任。該計劃除呈報台「國防部」外，還將其專送陸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以及駐基隆的海軍62部隊。為了欺騙大陸的雷達系統，這兩艘艦艇先是繞道到香港外海，然後再向北行駛，讓大陸以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國民黨軍隊的這一系列舉動早被大陸的情報人員和雷達偵知，並將其鎖定。8月6日凌晨，「章江」和“劍門”號進入解放軍的埋伏圈，兩軍隨即發生海戰。在人民海軍的猛烈攻擊下，「章江」和“劍門”號先後中彈沉沒，艦上近200官兵喪生，“劍門”號艦長王韞山被解放軍俘獲。而聞訊趕來營救的國民黨空軍和艦艇到達時，見到的只有兩艦漂浮的碎片和油污。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戰」。據稱，蔣介石聞訊之後大發雷霆。蔣介石「八六海戰」的傷口尚未撫平，“烏丘海戰”的大敗又接踵而至。1965年11月14日，國民黨運送補給的艦艇被解放軍伏擊，國民黨“永”字型大小炮艦被擊沉。至此，國民黨海軍受到解放軍的重創，海上優勢蕩然無存。而這兩次海戰對蔣介石的打擊也是致命的，年邁的蔣介石再也沒有「反攻大陸」的信心和勇氣，開始逐步放棄“自力主動反攻”戰略，開始調整為“攻守兼備”、“待機反共”的策略。
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光計劃」也開始慢慢淡出蔣介石的視野。1966年2月，「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改由作戰次長督導，編製仍為四處一室，但將原屬聯五的“巨光作業室”改編為作戰計劃室的第二處，將原來第二處敵後作戰業務併入第一處，而原業務管制則移入第四處，工作人員額定軍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減為3位。1967年10月20日，為配合台「國防部」的精簡政策，該機構工作人員減至36人。同年12月1日，為加強保密工作，減少參與攻勢計劃的作業人員，「國光計劃室」大幅縮減下級單位人員編製，由原來的207人縮減為105人。蔣介石聽取簡報的次數也大為縮減，1970年以後，蔣介石再未聽取過彙報。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徹底裁撤，併入台「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存在長達十幾年的「國光計劃」亦被束之高閣。
華而不實：「國光計劃」註定失敗
雖然台當局將「國光計劃」形容為“最完備的反攻準備”，但是仔細檢視該計劃，似乎並不是國民黨形容的那樣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註定了「國光計劃」不可能成功。
第一，兩岸實力的差距和得失民心的程度決定了國民黨「反攻大陸」永遠不可能成功。時任台灣“副總統”的陳誠坦承，當時台灣的“國力”只能支持初期登陸作戰，登陸作戰後便要以戰養戰，即以3個月的準備，打6個月的仗。朱元琮認為，這“實難做到”。
第二，「國光計劃」的保而不密緻使大陸對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國民黨當局將「國光計劃」列為最高機密，但是，據前“海軍司令”葉昌桐回憶，當時一位負責保密防護的官員告訴他，才剛剛開完會簡報的案子，第二天中國大陸就透過廣播公開。葉昌桐也認為，泄密到這種程度，登陸軍上岸形同瓮中之鱉，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貓中隊在飛赴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時，竟然能聽到飛行員的父親喊話的聲音廣播。
第三，國民黨對美援的過度依賴嚴重掣肘該計劃的實施。時任「光明作業室」主任的王河肅承認，“若無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援，以當時台灣的能力與大陸對抗，其成功率為幾，不難獲知”。而時任“啟明作業室”主任的吳文義少將指出，“在作業期間最感困難的事，是計劃所用兵力後，支援作戰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擊登陸時，所需的登陸小艇如LCVP、LCM及登陸運輸車LVT-4等多數不能滿足突擊登陸需要，而美國為了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刻意不向台當局提供這些裝備。
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已經一掃而過。回首兩岸歷史，深感和平的寶貴和時間的輪迴。當前，兩岸關係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理應珍惜和平發展的美好機遇，通過建立政治互信、加強交流交往，最終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
